一副高度近视镜、地道的京腔、修长的身材，年近花甲的张汝胜浑身透着文人气息。

　　“恢复高考，让我和洛阳结缘。”张汝胜感慨地说。

　　张汝胜在北京长大，父亲是老干部，“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全家1966年被下放到云南。

　　1977年，张汝胜在昆明一家军工企业做调度员，每天的工作单调而紧张。

　　日子似乎要这么平淡地度过。然而，国运改变了命运。

　　当年深秋，张汝胜从办公室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喜悦与不安一起涌上心头，那夜，他失眠了。

　　到云南10多年，张汝胜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当时可供读的书很少，大家都忙着闹革命，无暇读书。张汝胜不一样，不管是借是买，他拿到书就爱不释手。

　　“天道酬勤。”张汝胜说，他当年12月参加高考，记得共考了4门：语文、政治、数学、史地，满分400分，他考了300多分，最终被云南大学历史系录取。

　　云南大学历史系77级65名学生，年龄最大的32岁，最小的16岁，小的管大的叫了4年叔叔。张汝胜30岁，在系里也算“大哥”了。

　　4年大学生活，师生都只争朝夕。大家星期天几乎都是在教室、阅览室度过的，就连寒暑假回家探亲也带着满提包的书。“没有人强求，全是靠自觉。”张汝胜说。

　　上大学期间，张汝胜的父亲平反调到洛阳工作，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后来都考上大学，分别落户昆明、上海、北京。张汝胜毕业选择了洛阳，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地方志办公室。

　　35岁的张汝胜骑着自行车，从熟悉洛阳老城小巷开始，跑遍了洛阳城，搜集各种史料。他回忆说，头几个月，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向各单位负责人介绍地方志办公室的职能，因为很多人以为地方志办公室是治疗地方病的机构。

　　25年后的今天，地方志已有一系列卷志，张汝胜参与了18类卷志的编篡，是文化教育、科技教育、财税金融、文化卫生等6类卷志的主要编篡者，总计写了20多万字。             本报记者 王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