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尔生

　　陈尔生，生于1924年，如今已83岁高龄，耳聪目明，思维清晰。

　　1937年，陈尔生13岁，正在河北保定曲阳县老家务农，他的家离卢沟桥很近。

　　“当时真称得上兵荒马乱。”陈尔生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村子每天都有部队经过，或进或退，来来往往，搞得当地百姓人心惶惶。“七七事变”以后，当地人很快就听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了”。“我还记得国民党很快退下阵来，在村里到处抓人给他们扛东西，我还被抓去扛了两天东西。”老人说。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115师685团就驻扎在他们村里。陈尔生说，当时很多红军战士还不习惯被称为“八路”，一些老兵仍旧穿着红军的服装。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日本人的宣传。”老人笑了起来，“当时老百姓还都没有见过日本人，八路军找人穿上日本军服，戴上钢盔和防毒面具，还用绳子勒着脖子、拴着腰，宣传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当时老百姓吓坏了，有人说：‘日本人嘴那么长，要让咬一口可不得了。’”

　　陈尔生清楚地记得，村里还有8个和他一样穷得没饭吃的孩子一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最小的12岁，最大的不过20岁。

　　陈尔生分到八路军总部野战预备医院工作，医院共设6个卫生所，开始一直在山西省清县驻扎，1940年到1942年，日本人每年都会进行大扫荡，最后只留下一个卫生所在清县，其余的分散到全国各地。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总部野战预备医院和从延安出发的国民党红十字会医院在渑池会合，到晋中南一带共同救治伤员。陈尔生回忆说：“那场战斗打得相当惨烈，几个卫生所基本住满，红十字会也接收了不少伤员，救护工作非常艰巨。”

　　从最初级的护理员到看护长、医生助理、医生，陈尔生参军后，不断学习进步，一步步成长，到抗战胜利时，他已经成为部队的卫生队长。

　　此时，他给家里写了离家多年来的第一封信，把家里人吓了一跳。

　　原来，多年前，同时离家的一个青年回到家，并把包括陈尔生在内的6个人牺牲的消息带了回去。乡政府给每户烈属送去了3斗小米，还在村头为他们立了碑。得知儿子没死，陈尔生的父亲专程去还了当初发的3斗小米，还将石碑上儿子的名字凿掉。

　　老人说，其实在这6个名字中，除了他一人，其余5人的确牺牲了，他多年前回老家时还能依稀看到石碑上自己的名字，百感交集，如今这块石碑已经被新建的水库淹没。同时参军的9个人，抗战胜利后，活下来的只有４人，现在只有他还健在。

　　1961年，陈尔生在洛阳某部医院门诊部任副主任，1973年到临汾工程兵二工区医院工作，1979年离休时任院长，副师级。由于曾在洛阳工作，1982年，陈尔生回到洛阳定居，如今，他的子女们在北京、洛阳、陕西工作。　　 本报记者 石蕴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