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有当时编辑修改标签的未刊稿原件。

　　1956年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纪念我军建军30周年筹备工作的计划，向全国发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为题的征文。据统计，先后有9位元帅、431位将军撰稿，全军全社会应征稿件达3万多份，选送编辑部的有11610篇。

　　即将出版的未刊稿近700篇，绝大部分是当年编辑《星火燎原》丛书时未选用的书稿，属于当年编辑部反复选稿到最后一轮被编余的稿件，“绝大部分稿件被保存得很好，每一份稿件都附有当时审稿人或编辑的稿签，解释未刊用的原因，甚至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精心改稿的手迹。”解放军出版社总编辑施雷告诉记者。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批已经走到最后流程的稿件与丛书失之交臂，成为了半个世纪的遗憾？

　　据当年《星火燎原》丛书编辑部主任、87岁高龄的黄涛老先生回忆，大批稿件未刊用主要有四个原因。

　　稿件题材分布不均

　　在征文活动中，一般都是作者自选题目，根据自己实践活动为主线进行叙述，这就往往带来征文稿件题材和作者单位分布的不平衡。

　　在11610篇初稿中，反映红军时期重大事件的稿件分布也不均匀。有的重大事件有大量的稿子让编辑部精挑细选，可有些事件如遵义会议却没有稿件。同时，反映各个部队的情况也不均衡，如反映长征时期的红一、二、四方面军的稿件，反映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的稿件都有多有少。按照总体规划，篇幅十分有限，有的部队篇数过多，即使文章很好也不得不忍痛割爱，连粟裕、王树声、张云逸、刘亚楼、李天佑等名将的稿件也不得不删去了。

　　政治斗争影响稿件甄选

　　从1957年开始，至“文革”结束，《星火燎原》编辑部编稿出版时间长达20多年。这个时期特别是“文革”阶段，中国的政治生活不正常，经历了几次重大波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由于一批老同志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被错误批判，涉及他们的稿件一律不能刊用，之后涉及“文革”中被批评或打倒的老同志的文章也照例被列入“不刊用”名单。

　　此外，鉴于东北抗日联军情况复杂，当时编辑部也只选用了极少一部分文章。“此次我们将30多篇反映东北抗联的稿件收入了抗战部分，向那些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英雄们致敬。”施雷说。

　　“史实不清”一律搁置

　　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经历了22载风雨飘摇。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大，番号、人员变更频繁。而由于战争时期的动荡造成了史料记录的贫乏，绝大部分作者在战斗中没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几十年后，当他们提起笔撰写战斗回忆时，大量人名、地名都是靠记忆，造成许多误差，甚至因为当年战斗单位更换频繁使得作者上级下级名字在文稿中经常张冠李戴。

　　“当时《星火燎原》编辑部只有十来个人，手头的资料文献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只有靠字典、地图以及作战记录等来核对，无法对来稿中几万个人名、地名和战役、战斗过程进行准确修正。所以在最初的筛选中，凡是史实稍有疑问的一般都搁置不用。”施雷解释。

　　全国纸张短缺

　　除了这些主观上的原因，还有一个客观原因不得不限制了《星火燎原》丛书的篇幅，就是当年全国用纸紧张。

　　据介绍，1959年至1963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各方面物资匮乏，经济建设捉襟见肘，重要建设及消耗都必须列入国家计划，全国一盘棋。其中，出版物的用纸要列入国家计委计划，国家必须首先保证学生课本用纸。《星火燎原》丛书的出版发行并没有列入国家计委用纸计划，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审核书稿后，决定压缩出书规模，提出“少而精”的编辑原则，最先计划将反映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书稿各出1集，1958年9月出版了第1集上下册，编辑部将纸型发给各个省市自行印制发行。

　　由于全国反响强烈，编辑部根据上级指示又调整方案，自1958年至1963年陆续编辑10集、发行8集(缺第5、8集)，计337篇，共360万字。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了一大批未刊稿件，这其中有一部分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红旗飘飘》，还有一部分则由编辑部推荐给军报和各大省报发表，最后留下了1000多篇价比“黄金”的存稿，静静地躺在解放军出版社的资料室中，直到今天。

　　（本版稿件据《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