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 于丹

　　据《新民周刊》报道 没有《百家讲坛》，就不会有所谓的“讲坛学者”、“学术明星”。于丹在《百家讲坛》讲了《论语》和《庄子》后，全国便掀起阵阵国学热浪，较之易中天的“三国热”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超女”、“国学奶妈”的封号扑面而来。

　　“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

　　从4岁接触《论语》开始，于丹一直抱着轻松的心态，“那时没人逼着你读这读那，许多东西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吸收的，是一种随性的快乐”。

　　于丹小时候，父亲就教育她：“理论要通过生活认识。”这也成了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课的一种状态，她总是将古人的智慧用小故事和今人的思维去解读，让广大观众容易消化。

　　“聊斋讲师”马瑞芳评价于丹是在“用小故事‘忽悠’全国人民”，“一大盆‘水’（小故事），丢进几小块‘肉’（论语），‘于丹心得’调汁，‘于丹心语’勾芡，愣是让成千上万的人喝了个不亦乐乎”。确实，如果剔除传统文化的“壳”，于丹讲《论语》跟上个世纪90年代流行的卡耐基教育似乎没什么两样。

　　于丹自己也承认，“在如今中国价值转型时期，人们需要一个生命结构系统做支撑，而我们这时将这种典籍广泛传播出去，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但是，清醒的于丹不止一次地对眼下看似热闹的“国学热”泼冷水，“国学不是一天热起来的，它是长存于人们血脉与生活中的。我忧的是这里面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热得太快，火得太猛……因为骤热就意味着骤冷，我们已经经不起这种大冷大热的非理性的迷狂”。

　　于丹说：“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我的学问只是介于国学与传播学之间，我知道如何更好地运用传播学。而我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都只是心得而已，并非学术专著，至于一些专家学者把它当作学术著作来研究批判，我也无权干涉。我只能说，任何人看书读经典都会有感悟，都有表达这种感悟的权利。”

　　“我要离开媒体的漩涡”

　　对于自己在《百家讲坛》上创造的高收视率，于丹认为，收视率高并不一定代表品质。她说：“现在总觉得高雅的就曲高和寡，通俗的就一定收视大红。《百家讲坛》不仅高雅，而且也不和寡，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案例。它非纯学术，也非纯娱乐，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找到了平衡，它是第三种状态。就传播来说，不在于做什么，而在于怎么做，方式比对象重要。”

　　面对现今长时间暴露于公众聚焦之下的无奈生活，于丹拒绝谈论有关家庭的一切话题，“需要暴露私生活的是那些娱乐明星，我不是娱乐圈里的，我是个学者，学者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你暴露得越多，别人对你的误读越厉害！”

　　她说：“我不爱这种喧嚣，所以我在逐渐减少和外界的来往，要离开媒体的漩涡，慢慢地淡出。我想做个单纯的大学老师，回到学者的身份。”

　　谈到那个爱诗的年代，于丹说：“我爱雪莱，爱拜伦，也爱顾城、舒婷。北岛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因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性。这个时代，许多人都不读诗了，变得愈发功利，都忙着奋斗，快乐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于丹说自己并没有经历过多少磨难，她的生活充满着快乐与随性：在大学组织“玩委会”，听罗大佑的歌，看武侠小说，爱上咖啡馆给学生讲课……“我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课堂上讲授专业知识，在《百家讲坛》讲述国学都是我喜欢的事”。

　　突然而来的成功往往会让人无所适从，于丹却强调自己始终抱着漠然置之的态度，她觉得“女性的成功不是铁骨铮铮，而是能用和风细雨化解某些东西”。

　　于丹坦承：“在这个泛娱乐化时代，庄子、孔子也许改变不了现今这个社会。但《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人能做的只有改变自己，做好自己。我只能说以一己之力尽量影响身边有限的人。而做好自己这件事太难了，它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我将用一生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