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白马寺所存的古代碑刻中，刻有“释源”、“祖庭”四字者，为数不少，且其中有多方古碑是早于明代的。由此可知，最迟在元代，洛阳白马寺就有“释源”、“祖庭”之称了，而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业而新喊出来的。。

　　元代至元三十年（1300年）所立《扶宗弘教大师奉诏修白马寺纪实》刻石，便是由“释源住持嗣法小师、讲经律论沙门净印立石”。

　　元代延祐元年（1314年）所建的《故释源宗主宗密圆融大师（即元代白马寺住持慧觉）塔铭》，标题及文中都有“释源”字样。

　　元代至顺四年（1333年）所立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碑文中即称白马寺为“祖庭”、“释源”。

　　另据元代纳新《河朔访古记》所载，元代“大元重修释源大白马寺赐田功德之碑”碑文中，也称白马寺为“释源”。可惜此碑今已不存。

　　另从元代大德七年（1303年）龙川和尚塔志中的“宣授”“释源宗主”、延祐元年（1314）宗密圆融塔铭中的“诏以为释源宗主”等可知：自元代首任释源宗主龙川始，当时的四位“释源宗主”都是由皇帝赐封的。

　　摄摩腾、竺法兰二高僧卒于洛阳，卒于白马寺，古代文献、碑刻亦多有记载，他们“二老”和青龙山慈云寺的“祖林”毫无关系。

　　南朝梁释惠皎《高僧传》曰：“摄摩腾……后少时，卒于洛阳。”

　　同书又曰：“竺法兰……后卒于洛阳，春秋六十余矣。”

　　现保存于白马寺的宋代崇宁二年（1103年）刻石，刻有宋徽宗“圣旨”：追封摄摩腾“启道圆通大法师”、竺法兰“开教总持大法师”，旨“下西京白马寺”，“今后每遇圣节，各许进奉功德”。

　　清代如 《洛京白马寺释教源流碑记》曰：“至宋淳化间大旱，帝命中使祷于二尊者，发圹请雨，仪貌如生，甘霖普降，灵应如响。”从此看，他们的“灵骨”、“灵魂”怎么会安奉在青龙山慈云寺“祖林”的舍利塔呢？

　　还有，摄摩腾、竺法兰居住白马寺期间，曾经译出了不少佛教著作，从而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奠定了基础。而这正是白马寺作为中国佛教“释源”、“祖庭”不可或缺的一个必备条件。

　　南朝梁释惠皎《高僧传》曰：“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同书又曰：“（竺法兰）少时便善汉言， （蔡）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所谓《十地断结》、《佛本生》、《四十二章经》、《法海藏》、《佛本行》等五部……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

　　东汉之后，曹魏时中印度高僧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本佛律《僧氏戒心》；印度僧人康僧铠在白马寺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无量寿经》；西晋高僧竺法护在白马寺译出《文殊师利净律经》、《魔逆经》、《正法华经》等。这些都是中国佛教早期的高僧大德和重要佛学著作。

　　既称之为中国佛教的“释源”，必有早期的弘法译经活动；如无，怎么配称“释源”呢？

　　至于“祖庭”，若论整个中国佛教的“祖庭”，只能是一个，即洛阳白马寺。而后世的各宗各派，都可有自己的祖庭，如少林寺为“禅宗祖庭”、临济院为“临济祖庭”等。从某媒体所提供的资料看，在明代南宗顺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是没有人将慈云寺称为“释源”、“祖庭”的。从这一点上说，南宗顺仅仅根据“窃闻”就大胆“创新”，是犯了“不妄语”之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