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在市疾控中心医生的引见下，记者约见了艾滋病患者蒋棋。与人们印象中的艾滋病患者不同，人到中年的蒋棋，面对这种可怕的疾病坦然而乐观，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他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说，人都会死的，有些孩子很小就去了，比起他们我还是很幸运。

    我和妻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靠种地为生。生活虽不富裕，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一家人和和美美。

　　不幸从天而降。1995年，父亲在地里干活儿时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地，虽然抢救及时保住了性命，却从此瘫痪在床。父亲看病需要钱，孩子上学也需要钱，生活一下子变得紧巴巴的。

　　我来到洛阳一个建筑工地打工，留妻子在家照看父亲和孩子。我没有什么技能，只能在工地找点抬水泥、搬砖之类的活儿干，每天从早上六七点干到天黑，晚上躺在床上身子就像散了架似的，一个月下来也就赚200元钱，还不能按时拿到。每当妻子托村里人捎信说，为父亲买药、为孩子上学要钱时，我就愁得焦头烂额。

　　有一年春节回家，我听同村人说他过年回家带的500元钱都是卖血赚的。这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那年由于包工头没发工资，我回家时兜里仅有20多元。过完年，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采血点卖血。当我拿到第一次卖血所得的200元钱时，内心无比兴奋，没想到钱来得如此容易，此后我便经常光顾。

　　1996年的一天，我在地里干活儿，突然感到双腿发软，一阵眩晕便跌倒在地，以后经常出现这种症状。那时以为是卖血太频繁导致的，后来，不断地低烧，身体也迅速消瘦，多次到乡里的医院看也没有查出病因。家人劝我到洛阳的大医院看看，于是我来到市中心医院。

　　医生详细询问了我的得病经过，当知道我曾经卖过血时，让我到我市某区疾控中心检查一下是不是感染了艾滋病毒。我知道艾滋病，平时工地上有人出去干“那事”，大家都会取笑他“小心得了艾滋病”。在我印象中，只有生活不检点的人才会得这种病，我也知道这种病没有办法治，只有死路一条。

　　当最后得知检查结果真是阳性时，我绝望极了！我的孩子才十岁，父母已年迈，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没有我谁来赚钱养他们？周围的人又会怎样看我？治病需要高额费用，这笔钱又从哪里来？

　　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的世界陷入了全黑，只想找个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结束自己的生命。

　　看我极度痛苦和紧张，医生给我讲了许多关于艾滋病的知识，告诉我输血时医疗器械不干净也能感染艾滋病，这没有什么丢人的。医生还说，只要积极配合治疗，这种病是可以控制的，疾控中心免费提供药物。疾控中心的医生还经常和我谈心，使我的思想有了转机，增强了我活下来的勇气。

　　令我欣慰的是，妻子得知我得了这个病后，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对我更加体贴，有什么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总是留给我。她说，我是为了这个家才染上这个病的。妻子的理解和关怀让我进一步摆脱了疾病对我的精神折磨。虽然得这个病就意味着死亡，但我想人总是要死的，有些孩子很小就去了，比起他们我还是很幸运的。

　　起初，我害怕把病传染给家人，尽量避开他们。经过医生讲解，我知道了这种病虽然可怕，但病毒的传播力并不是很强，它不会通过我们日常的活动来传播，也就是说，我们握手、拥抱、一起吃饭、共用厕所、共用电话、打喷嚏、咳嗽、谈话、蚊虫的叮咬都不会传染，甚至照料艾滋病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都没有关系。

　　在治疗过程中，我认识了几个病友，看到他们像我当初一样绝望，我就像医生开导我那样开导他们。后来，我义务参加给病人发送信息材料、帮助病人就医、免费发放安全套、发放艾滋病宣传资料等活动。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正确认识艾滋病，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我认识一个和我得同一种病的人，他才20多岁，整天哭得死去活来。我经常去找他，对他说，你看我不是生活得很好吗？人生是短暂的，人都有一死，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要过好每一天，让我们的父母、亲人放心。现在他不仅走出了阴影，还和我一起帮助其他患病者。

　　在疾控中心的免费检测室，一条宣传标语一直激励着我：疾病不可怕，即使是HIV（艾滋病），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与自己的尊严。不论你是否健康或是正身染沉疴，都拥有这两种基本人权，希望大家都能尊重生命，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祝福。

　　现在，我和妻子一边打工一边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会对他人构成威胁，但还是不敢让周围的人知道我的病。我有个愿望，希望有关部门能办一个让具有劳动能力的艾滋病人劳动的基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减轻国家的负担，让自己成为真正有用的人。　　

　　记者手记：乐观使人坚强，乐观使人无所畏惧！在与艾滋病的抗争中，他以异乎寻常的平和心态生活着，并力所能及地帮助着他人。生活中有很多人不是被疾病击垮的，而是被自己吓倒的，与这位艾滋病患者相比，他们缺乏的是坚强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热爱生命，关注健康，让艾滋病远离你我他，需要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