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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被猎杀数量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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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    【打印】  
大熊猫被猎杀数量惊人
  本报上期头版刊发《猎杀大熊猫案疑云》后,国家林业局多位高层官员即对该报道作出批示,要求“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坚决依法处理”,现国家林业局已向川渝两地派出工作组督办此案。

  同时,多位知情者指控:重庆荣昌警方指使线人诱使当地村民猎杀大熊猫,其目的是为了破案立功。本报记者多方查证获知,该举报已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视,部分猎杀大熊猫案的案卷已被公安部调走。

  大熊猫案数量惊人

  《南方周末》记者在追踪调查中发现,近二十年来,大熊猫案数量惊人。

  国家林业局的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显示,1987年到1988年两年内,四川宝兴县处理猎杀大熊猫倒卖走私皮张案37起,收缴新旧大熊猫皮38张。

  四川平武县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根据统计,1987年至1990年间,该县就立案侦破大熊猫案78起,收缴大熊猫皮85张。

  此后,经过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大熊猫案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四川全省针对大熊猫的犯罪案件有22起,1993年下降为8起。仅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博物馆就收藏了三百多张缴获的熊猫皮。

  据原宝兴县林业局局长、原四川宝兴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大熊猫专家崔学振的不完全统计,20年间宝兴县就有20只大熊猫被猎杀。

  本报记者获悉,12月14日以来,四川雅安方面也对过往被猎杀大熊猫进行统计,目前数据已报国家林业局。

  “线人”制造“大熊猫黑市”?

  如此多的大熊猫被猎杀,到底是不是因为有黑市存在?

  “不存在大熊猫黑市!大熊猫皮没有经济价值,许多熊猫是被‘谋杀’的。”原宝兴县林业局局长崔学振说。

  崔学振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林业部门从宝兴的农民家中收缴了大量熊猫皮。

  但民间仍旧有些人相信大熊猫皮能够卖钱,拒绝上交。崔学振说,办案者为了把这些大熊猫皮引诱出来,曾经大量动用“线人”,甚至让警察化装成“南方老板”、“外国客商”,到处放风说有人高价收购大熊猫皮。

  崔学振当时就觉得这样引诱不对,有“谋杀”嫌疑,“最后,卖来卖去,全卖到办案者手里”,实质性的熊猫皮交易并未发生过。

  前国家林业局野保司官员与原四川省野保处的两位官员同样认为:“始终没听说过具体有真正出大价钱的买家伏法,根本不存在黑市。”

  那位前野保司官员分析,民众心中“熊猫皮值钱”的观念来自误导:判决后的判决书和媒体报道,往往会让人想象出那样一个“熊猫皮黑市”。

  为此,上述受访者呼吁,应坚决杜绝线人收买熊猫皮现象。

  谁在操控“线人”

  《南方周末》在上期报道《猎杀大熊猫疑云》中提到的警方“线人”甘海龙,就和受访者们指控的线人诱使村民猎杀大熊猫的情况相似。

  司法诉讼材料表明,在今年发生的孙仕群贩卖大熊猫皮案件中,诱使他们犯罪的均是荣昌县公安局“线人”甘海龙。

  在今年6月16日,李启均案发后,荣昌公安局刑警大队长何勇在给荣昌县法院的材料中说明,甘海龙就是该公安局“线人”甘列建的化名。

  目前,线人甘列建的行踪成谜。荣昌方面流传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他已被国家相关部门控制,另一说则称他已在逃亡路上。

  李启均的辩护律师马礼芳说,荣昌警方破获上述贩卖大熊猫皮案件,依赖“线人”多年来在雅安一带的活动。“警方‘线人’诱惑在前,猎杀和贩卖在后,‘线人’行为涉嫌违法。”

  马礼芳说,我国法律只在毒品和涉及国家安全方面允许“线人”出面引诱,野生动物案件不在“线人”引诱范围之列。

  荣昌方面知情人士称,“线人”甘列建曾以同样方式,引诱四川一对夫妇参与了一起美元假币倒卖案。

  马礼芳怀疑,“线人”甘列建很可能是职业“线人”。“‘线人’,与警方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自然有利益关系”。在马礼芳眼中,大熊猫皮案件迫使司法部门思考:如这是“线人”一人作为,就必须受到法律惩处,案件应得到重新审视;如果这是“线人”与其他人共同作为,那么应该追究更多人的责任。

  马礼芳进一步分析,目前,国内规约“线人”的只有公安部门的内部规定,外部对“线人”、警方以及二者关系的监督尚是一个空白地带,“希望从大熊猫之死开始,国家立法规范‘线人’和对‘线人’的使用”。

  荣昌一司法界人士认同上述观点。在这位人士看来,警方同样有其苦衷:一边是明令要求的破案率底线,另一边是破获大熊猫案件的立功奖励,这是导致大熊猫案的深层原因。    (据《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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