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副刊部编辑和著名作家葛洛（后中）、李国文（后左二）、贾平凹（前右一）、崔道怡（后右二）在一起。（资料照片）

　　1990年11月，我在报社文艺副刊部当主任。时任总编辑的王子厚先生找我商量，问能否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之际，搞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活动？我知道王总喜欢文艺，很快拿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小小说大赛的方案。为什么要选小小说呢？原因有三：一，就当时而言，小小说比散文和诗歌要好搞些，影响也大；二，根据报纸的版面，刊发小小说最合适；三，其时，小小说这一体裁正在崛起。通过这次大赛,可以一举三得：提高洛阳日报的知名度，扩大稿源提升本报作品质量，促进洛阳文学创作事业快速发展。

　　子厚先生听了很高兴，说要办就办成全国一流的。作品要是全国一流的，评委要请全国一流的，赞助单位也要全国一流的。1991年3月，报社党委决定：一，举办一次全国性的高质量小小说大奖赛；二，聘请全国文学界一流的名家当评委；三，不收取任何参赛费，以表真诚地为文学事业尽心尽力；四，凭借洛阳众多国有大企业的优势，寻找合作伙伴。后来，子厚先生亲自出马，由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独家赞助。

　　1991年4月至5月初，我和小说编辑郭金龙三上北京两下西安，聘请了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经常主持全国性大型文学评奖活动的葛洛先生为本次大奖赛评选委员会主任，并根据葛老的意见，调整了原先拟定的评委人选，最后定为5人：葛洛、李国文、李准、贾平凹、崔道怡。这是个既有一流作家又有一流评论家的高水平阵容。葛老高兴地说，“这个班子是国家级的”。后来才知，能请到贾平凹和李国文，实在是种幸运。

　　平凹为人极其低调，《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和特邀嘉宾《小说月报》副主编李子干来洛后，先后吃惊地问我：“你本事不小啊，用什么妙法把贾平凹弄来了？”问得我一愣一愣的。原来，他在《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获奖，就不去领。崔道怡瞪着眼睛说：“他还是《人民文学》编委呢，一点面子也不给。”李子干说：“我们奖金可是2000元啊，你们给多少？”我说：“每个评委500元。”他更吃惊了。我笑道：“能搬动平凹根本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和他妻子小韩是西大作家班的同班同学。小韩说‘我有个大个子同学在洛阳办会呢，咱去吧’，就这么简单。”他们才恍然大悟。

　　其实，还有个内在的原因是平凹喜欢洛阳，此前来过一次没有游够。这次，他一天到晚兴致勃勃，在白马寺、少林寺、中岳庙，一见佛像一边说着“美得很”，一边虔诚跪拜。莅洛的第一天，他一大早就悄悄跑到洛河滩捡石头去了，直到中午才回来，为找他把人急得不轻。他却笑眯眯地抱着一块极美的人面丑石。看来，“河图洛书”早在他的心里扎了根。

　　他还特爱喝洛阳的浆面条，来的那天凌晨，看见车站的小摊有卖就想喝。后在大石桥路边的小摊一连喝了两大碗，连嚷：“美！美！”李国文也很低调且豪爽幽默，到洛一下火车，就静着脸对我大声说：“老葛的包被小偷划破了。小偷真精，专拣领导的包划，知道里面钱多。当领导有什么好？”大家都笑，葛老夫妇也笑了。

　　葛老原来还担心李国文会推辞的，但国文先生却爽快地答应了，原因也是喜欢洛阳。他说：“洛阳古味浓郁，又有华贵牡丹。”后来，他不但经常主动专门给洛阳日报撰稿，还一次向我提供了9位名家的地址和电话，并说他已给他们打过招呼，要他们关照洛阳日报。另外，做过《小说选刊》主编的他还不断地帮我出主意想办法办好副刊，比如版面设置、内容搭配等，真是古道热肠。

　　评奖中争辩的民主

　　提起“一拖杯”全国小小说大奖赛的评奖经过，挺有意思。来稿37000余篇，择优发表了325篇。按要求，须评出一等奖2名，各奖1000元；二等奖8名，各奖500元；三等奖20名，各奖200元；30名共计奖1万元。

　　一流评委、高额奖金（当时）、又不收参赛费，确实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报社规定，本社人员作品可参赛但不得参评。初评由洛阳日报社和第一拖拉机制造厂负责，先选出60篇，然后抹去作者姓名邮寄给评委。终评由评委来洛敲定。

　　1992年4月14日晚8点，终评准时在东方宾馆604房间进行。李准因心脏病突发未到，但捎来了评选意见。我和郭金龙列席，遵照领导指示，只带手不带嘴，完全由评委自主评选。评委们一听报社没有任何附加条件，都十分高兴。贾平凹说，好。说他参加过几次评奖，东道主暗中都有自己的想法，让人为难。

　　会议开始，先把5位评委自己划出的一、二、三等奖归类，然后按积分优胜劣汰进入下一轮。评委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一个没有说完，另一个就打断，气氛意想不到的热烈，常常为一篇作品七嘴八舌争得十分厉害。年已古稀的葛老，是我市汝阳县人，1938年奔赴延安进入“抗大”，1939年就发表小说、散文，副部级领导干部。就连他的几次意见，都被毫不客气地一再推翻。他多次红着脸急急地大声争辩：“你们听我说嘛！你们听我说嘛！”他可以说，但没用。虽是部级领导又任评委主任，就是没人买账。当时，我都替他难为情。可下来，他却高兴地说：“这太正常了。我多次主持全国文学评奖，从来都是这个样子的，不争不明嘛，要不好作品和文学新人咋会问世？”

　　我很是感动，既为心胸博大的葛老，也为文学评奖的民主气氛。

　　贾平凹的争辩很有特点。他不起高腔，语速缓慢却铿锵有力寸步不让。在他颇具韧性的坚持下，原先并不被看好的《生命的颜色》被提到了前列，并获得一位评委的支持，最终评为一等奖。那晚，会议一直开到凌晨两点多意见还不能完全统一，最后决定由在场的4位评委采取公开投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确定篇目。 （下转T4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