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边乡行”采访小组在路途中。 （本报资料图片）

　　1999年10月16日中午，一辆标有醒目的“洛阳日报·洛阳边乡行采访车”字样的越野车缓缓驶入孟津县会盟镇扣马村。当年的6月2日，正是在这里，“洛阳边乡行”采访活动拉开了序幕。那时，扣马的乡亲们正在忙碌着收获金色，我们写出了“边乡行”的第一篇稿子：《扣马麦客》。如今，扣马的乡亲们又播下了绿色的希望，我们则写下了“边乡行”的最后一篇稿子：《招一招手》。

　　一

　　“洛阳边乡行”大型采访活动，是洛阳日报社“庆祝建国50周年系列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周边地市接壤的边乡，不仅在距离上远离洛阳市区，而且大多是贫困乡。在庆祝建国50周年之际，把边乡所发生的变化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于全市人民面前，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次采访活动历时4个半月，行程11700余公里，采访了9个县(市)的48个乡镇、170余个行政村，采访过的乡、村干部及农民逾千人。本社先后有25名记者参加了采访活动，共发表稿件240余篇(幅)，计174400字。

　　通过采访，我们在向全市人民真实汇报边乡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尽可能地把边乡的优势介绍给人们，以期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边乡，参与边乡的开发和建设，使我们共同的家园尽快变得更加美丽富饶——这，是我们“边乡行”采访组所有成员的最大心愿。

　　二

　　参加“边乡行”采访活动的记者除潘庆明、丁开端同志外，均为35岁以下的年轻记者。边乡采访条件之艰苦、采访难度之大，许多年轻记者前所未遇。

　　最常提“意见”的是肚子。边乡多在山区，村与村相距较远，采访中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儿，再加上天热劳累，每天能吃上两顿正经饭，那得叫“幸福”。同时，山区的水软硬不一，今天还在拉肚子，没准儿明天就该肚子胀了。不少人开玩笑说，一趟“边乡行”下来，咱的肚子成“万能型”的了，没有消化不了的东西。

　　最头疼的是稿子被“枪毙”。边乡采访，强度高，白天采访晚上写，连轴儿转。带队的潘庆明要求又极严格，不是说采访不到位，就是说写得不够深，往往一篇稿子几遍折腾，才能盼到“就这吧”三个字。这种情况在首站孟津县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孟津8天，创下了每日工作时间18个小时的纪录，创下了一篇稿子写5遍的纪录。年轻记者张志峰梦中采访、杨海彤因犯迷糊经常丢东西，因此获得“傻子村长”称号，这些笑话均出自孟津。

　　要说采访中最希望得到的，是住处里有一张可供写稿子的桌子了。无论是农村的小旅馆，还是敬老院，鲜有放张桌子的习惯。趴在床上写，还必须有克制“睡上一会儿吧”这种念头的坚强信念，所以只好或找个板凳，或借用膝盖儿。天热时屋内异味太重，只好到院子里，有时也爬过房顶。

　　边乡的路险，不怕，咱心理承受能力强；边乡的路窄，也不怕，采访车开不过去，咱还有两条腿。怕的是走错路。一天傍晚，在宜阳县盐镇乡采访完去宜阳县城时，司机在一个三岔路口问“县城怎么走”，路人随手一指，黑暗中行驶多时，终于看到了万家灯火。可下车一看，让人哭笑不得：到了新安县城。后来才知，并非指路的人有意使坏，而是三个路口通往三个县城：宜阳、新安、渑池。

　　三

　　从边乡采访归来，坐进我们的办公室，环顾室内的办公设施，凝视窗外如茵的草坪，再回想起边乡基层干部那一张张朴实的面孔，胸中的敬意越发强烈起来。

　　边乡的工作、生活环境，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所无法体会到的。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之低，也出乎人们的预料。在我们采访过的48个乡镇中，乡干部们工资最高的500多元，低的仅200元左右，就这还不能正常发放。许许多多的村一级干部，三五年没领一分钱是常事。然而，他们仍无怨无悔地在自己的岗位上抛洒着心血与汗水。

　　梁合生，这位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在洛宁县河底乡党委书记的职位上已经度过了8个春秋。在他的带领下，河底乡干群齐心合力，使这个洛宁最穷的乡，一跃在全县综合经济实力排行第二，而他却因病留下了明显的残疾。安颖芳，这位边乡唯一的女党委书记，在白土乡已任职11年，作为一位母亲，每年和年幼的儿子见不上几面，以致于儿子常问从身边走过的女性：“你是妈妈吗？”唐枝楞，偃师市府店镇唐窑村党支部书记，为带领乡亲打井，已嫁到外市的她义无反顾地又重新把家迁回贫穷的娘家。新安县石井乡西地村支部书记刘建设更是因为守在建校工地上，耽误了给女儿看病的宝贵时间，以致于女儿永远闭上了眼睛……

　　在边乡采访的4个半月，基层干群在艰苦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精神，给我们采访组所有成员一次次精神上的洗礼。

　　四

　　回首这次“边乡行”采访活动，尤其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向边乡的干部群众展示了作为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的风貌，为洛阳日报社树立了良好形象。

　　在采访开始前，我们便为采访组定下了这样的规矩：住宿不讲条件，随遇而安；不喝酒，更不吃酒席，无论何地均吃家常便饭。这两条，我们一直很好地坚持了下来，受到了所经乡镇干群的好评。

　　我们不满足书面材料，坚持实地调查采访。为此，我们攀上过海拔2000多米的全省海拔第一村，我们步行30余公里采访过深山独居户，我们凌晨2点起床观察过栾川县三川乡“豆腐张”做豆腐的全过程……在烈日下，有人身上蜕了一层又一层皮；在淫雨中，有人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无论面对什么情况，不达到采访目的我们没有退却过，也没有一位记者说声苦、喊声累。

　　在沿途，对我们采访过的贫困户，在替他们想办法、找门路的同时，我们还代表报社资助他们。栾川县白土乡家境贫寒、正在借钱学习汉白玉雕刻的小姑娘杨模环，接过我们送上的300元钱时，双目含泪说：“我要把自己今生雕刻的最好的一件汉白玉作品送给洛阳日报社。”我们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赢得了乡镇基层干群的信任与支持，从而保证了整个采访活动自始至终进展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