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挺（前排中）

　　我这一辈子和《洛阳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三进报社，前后23年。我把一生中最珍贵的年华献给了我最最倾心的事业。《洛阳日报》哺育我成长，它溶入在我的生命中。

　　1954年，洛阳被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重点建设项目中有三个项目定在洛阳，那就是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轴承厂和洛阳矿山机械厂。因为洛阳是国家重点建设城市，所以恢复出版《洛阳日报》是由省委决定、中央批准的，真可谓“天之骄子”。

　　那时，我是市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有一天，宣传部部长挺严肃地对我说：“李宗挺，组织上要调动你的工作，希望你服从组织分配。”我一下子愣住了，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说实话，我非常喜爱通讯干事这项工作，干通讯工作两年了，多次被《河南日报》的编辑们夸奖过，说我是“有求必应”的通讯员。我当时钻研通讯业务夜以继日，废寝忘食，那个兴致就没法说了。可为什么要调动我的工作呢?调我去哪儿呢?部长看透了我的心思。他盯着我，仍然很严肃地说：“去洛阳日报社当记者吧！要办报了。虽然舍不得让你走，可是组织部通知了，以后你就是洛阳日报社的人了。”

　　去报社当记者，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宣传部5位要好的同仁提议，“送送宗挺吧，咱们合个影，留个纪念。”于是，我们到照像馆照了张合影像（如图）。在那张合影像上，我们6个人都还穿着棉衣，可想而知那是1954年的二三月间。

　　我到报社的第一项任务是迎接从外地调来的一位领导，他叫蔡华波。原来是河南虞县县委宣传部的部长，来报社当秘书，后来是“党的生活”组组长。县委宣传部部长到洛阳日报社当组长，洛阳日报社是个什么级别呀?!那时节，洛阳日报社的总编辑是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天铎兼任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希泌到报社任副总编辑。洛阳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主要由省委从各地选拔尖子调过来，有来自《河南日报》、《郑州日报》的业务骨干，有市委书记李立从中南局带来的笔杆子，从本市选调的干部不过十几人。我是其中之一，算是非常荣幸的了!

　　《洛阳日报》即将试刊的时候，突然得知市委领导要宴请报社全体人员，地点在北大街真不同饭店。大家欣喜若狂，那年月能进馆子坐桌太难得了！何况是市委宴请，何况在赫赫有名的真不同。大家谁也没有料到，出席宴会来慰问报社全体人员的领导竟是市委第一书记李立，还有书记处书记王维群、王黎之，如此隆重的宴请，如此贴心的慰问，如此恳切的鼓励，让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

　　知道市委第一书记李立是怎样的英雄人物吗？他是个老红军，是强渡大渡河的18勇士之一。来宴请我们的三位书记都是省委委员。《洛阳日报》何以有如此殊荣?因为洛阳有关系到国家命脉的重点建设项目，洛阳是全国瞩目、倾力支援的重点建设城市。洛阳市委的责任重大，市委领导期望洛阳日报社的全体报人不要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不要辜负全国人民的重托，要我们竭尽全力为国家的重点建设，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鼓呼!

　　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洛阳轴承厂、洛阳矿山机械厂三个全国大型企业在洛阳全面开工，整个建设规模是何等壮阔!从七里河到谷水，方圆几十里建设工程全面铺开，洛阳工程局101、102、103、104工区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在毛竹搭建的棚子下头工作、生活。在这样的工棚下，白天能见太阳，夜晚可看星星，条件虽然艰苦，人们却热火朝天。

　　报社领导传达市委精神，要求《洛阳日报》突出报道来自全国各地的无私支援，报道洛阳的建设者忘我的劳动热情和他们的事迹。

　　庞大的建设队伍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最强大的主力军是上海来的建筑工人，还有在农垦和水利战线上功勋卓著的建八师。记得我在《洛阳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人物通讯——《劳动模范乔连初》，就是上海来的劳模，木工师傅。他上有高堂，下有子女，告别温馨繁华的家乡，来到天寒地冻的北方小城，吃的不习惯，工作极艰苦，但他没有丝毫怨气，不仅要完成本职工作，还要帮助来自本地农村的辅助工。曾经有过一个挺可笑的故事，上海来的师傅在砌墙时让本地民工拿点水，他指一指水桶对民工说：“拿水来!”上海话把“水”念“屎”音。这个民工很纳闷，也很恼火，他心想，叫我拿“屎”干啥?师傅又说：“喂，拿水来嘛!”民工接过水桶去向乔连初师傅诉说。乔师傅毕竟见多识广，多少会讲些普通话，他拍拍民工的肩膀，笑呵呵地说：“你师傅叫拿水!”

　　“三八”妇女节前夕，报社要求我们写一写支援洛阳建设的女同胞。我和《河南日报》洛阳记者站的张一弓几经掂量，选定采访拖拉机厂一位车间主任，这位主任曾经是女战士，参军时个头没有步枪高，可她打过仗，在战斗前沿喊过话，立过功；解放战争胜利后曾是河南省的第一位女县长，剿匪反霸搞土改，样样工作不含糊；支援洛阳，投入国家重点建设，她走上了“第三条战线”，在新的岗位上她刻苦钻研技术，自学工业生产、管理业务，从不懂到精通，从外行到专家。我和张一弓都被她顽强的进取精神深深感动。可惜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我写的通讯的题目是《在第三条战线上》。兴许一弓的感受、受益比我更深刻，他后来成了全国知名度颇高的作家。

　　在支援洛阳建设的英模人物中，让我终生难忘的是一位来自大连的电焊工。

　　那年的三伏天，头顶的太阳像盆火，脚下的水泥路如同烙馍的鏊子。中午，洛阳日报社驻工地的几名记者都在午睡，老组长蔡华波拿一把“济公扇”拍着一个个人的屁股：“起！起！采访去!人家38天建成一座厂房，你们也下去看看！”我们每人都有一把芭蕉扇，但不像老蔡那把那么破。我拿扇子遮着太阳，边走边想，这么热的天，连个树凉荫都没有，到工地上能看个啥景呢!

　　正想着，觉得眼前一闪，仰脸看看天，万里无云，不像要下雨的样子，待到闪亮重现，才发现那闪电来自连绵数公里翻起来的土垅下面，这是厂区的地下管道。爬上土垅朝下一看，一排水桶粗的钢管下边，躺着一位电焊工。这是仰焊。我听说过，仰焊是难度极大的绝活。他焊完了一节管子，从地上爬起来，拧干了汗水湿透的汗衫，显然要喘口气。我搭讪着和他攀谈。这才知道，他来自大连造船厂，电焊世家，几代人都是电焊高手，轰轰烈烈的重点建设开展以后，他首先响应党的号召，到长春第一汽车厂参战，之后转战洛阳，他告诉我，他来洛阳时外婆叮嘱他，好好干，外婆等着看洛阳的拖拉机呢!

　　这篇《他从大连来》的通讯稿后来还刊登在《河南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这位可敬的电焊工如若健在，想必十分欣喜地看着国产的汽车在奔驰，洛阳的“东方红”驰骋在国内外的田野上。

　　现在的洛阳人中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建设者，他们已到耄耋之年，当膝下的子孙为他们祝寿的时候，他们会讲一些在洛阳发生的故事。他们值得自豪，他们应当受到尊敬!今天，洛阳日报社的老报人再一次通过《洛阳日报》向他们致以亲切地问候，为他们真诚地祝福!

　　第二次回报社工作在1964年２月。

　　1959年夏秋之交，我离开哺育我成长的洛阳日报社，被调到新华社河南分社工作，但常驻洛阳。1961年2月，由于国民经济遭遇特殊困难，《洛阳日报》再次停办。

　　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1964年2月，市委决定在当年5月1日恢复出版《洛阳日报》。我奉调跟随副总编辑赵瑞投入复刊筹备工作，职务是总编室主任。

　　当时，市委第一书记吕英对我们耳提面命：《洛阳日报》切不可办成大报的翻版，务必要办得具有地方特色。

　　我们在“班长”的率领下精心筹划着版面分工、栏目设置，安排美工制作题图、尾花，雄心勃勃地要把《洛阳日报》办得既政治挂帅又生动活泼，既具有政治思想性又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图文并茂、丰富多彩。我们下定决心让再次与读者见面的《洛阳日报》被读者喜欢。

　　没有料到，我们心目中的蓝图刚刚展开就遭遇了“台风”。一篇具有趣味性的短新闻《王城公园的孔雀有了后代》在领导审大样时被撤掉了。被撤的诸如此类那些社会新闻还有很多。

　　主管报社工作的是市委书记处的赵守功书记。赵书记原本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工作需要下放洛阳，是当时洛阳市级别最高的干部。他着眼点很高，对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比较重视，且对报纸编排业务相当内行。他强调突出政治，当然，这没有错，可是一张四开小报容量实在有限。一天，新华社播发了西藏自治区的一则新闻，被赵书记指定作一版头题，加上那天还有新华社播发的其他新闻，一版就满满当当了。夜里，我拿着大样找赵书记审阅，恰巧路遇第一书记吕英。吕英书记看了大样，久久没有吭声，好一阵子才抖了抖大样：“……去吧!请赵书记看。”吕英书记的意思不言而喻。

　　市委主要领导对《洛阳日报》如何办出地方特色的观点显然不尽一致，我们却不便直言，真是作难得很。1965年春节，《洛阳日报》编委成员一起到赵书记家里拜年，套话之后自然谈起工作，我趁机进言，希望能落实吕英书记的指示，把《洛阳日报》办出地方特色来。赵书记点头了。

　　当时报纸的编辑程序是照托“苏制”，各部门的稿件集中在总编室，总编室除新华社电稿以外，统一组版，所以每天见报的地方稿都要由总编室安排。“班长”赵瑞下了死命令：一版一般应有10条新闻以上，最少不得少于8条。这个要求不能算高，可要落实却难得很!每篇稿子几乎都有很大的“水份”，特别那时候时兴大量引用毛主席语录，开篇有语录引路，中间引语录润色，结尾靠语录拔高，三篇稿子就能把一个版填满。出于不得已也出于反感，我在处理稿件时不得不挤“水份”、删语录，为的是能让版面丰富多彩些。这一来大伙送我个外号：刀斧手！开初，有人很恼火，拿上我删过的底稿到“班长”那里告状。“班长”细细地看了底稿，心平气和地说：“我看删得很好嘛！并没有伤筋动骨嘛。”

　　接下来这段时间，新华社电稿一般都安排在四版，要闻版让给了地方新闻，有一些典型报道，甚至整版刊出。譬如，1965年8月21日一版，以较大的篇幅刊出矿山机械厂刘玉华姑娘组的新闻和厂党委书记的文章；1966年4月22日一版，突出报道了民主街粮店连续8年被评为先进集体的事迹。《洛阳日报》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日发行量从1960年的9000多份，直线上升到1966年的20000多份。

　　可惜的是，这个有宽松环境、美好的日子太短暂了。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席卷全国大地。我第一个被打进“牛棚”，还戴上了“反党分子”的“桂冠”。随后不久——1967年1月，《洛阳日报》被“革命群众”封闭……

　　第三次进报社是在1980年，这里就不再详说啦。

　　忆激情岁月，恍如昨天，往日情景，历历在目，令人时时生出万千感慨！看今天的洛阳日报社，两报一网日益成为洛阳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新人辈出，事业兴旺！作为洛阳日报社的老报人，衷心祝愿洛阳日报社一代新人大展鸿图，为党的事业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