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9月，洛阳市革委会举办机关干部学习班，洛阳日报社20多名编辑、记者参加，3个月后“下放”农村劳动。军代表在动员大会上说：这次下放，可以回家，可以投亲靠友，不能自找出路的，统一遣送，半年内保留干部关系，工资照发，半年后靠挣工分养家糊口。

　　几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泼向心头，使人凉透五脏六腑。但冷静一想，多数人不相信会这样，认为军代表是昏了头地瞎放炮，坚信党和政府不会这样对待干部。于是，没有听他们那一套，有家可回、有亲友可投的，也不自找出路。大家心想：我就靠着组织了，看你们能否为所欲为！结果，报社参加学习班的人，除个别以外，都被统一送往偃师县插队落户。有的还带上妻子儿女，俨然一副铁心当农民的架势。

　　乡风民情暖人心

　　那一天，报社革委会用两辆大卡车，把我们20多名下放人员及随同送别家属，拉到偃师诸葛公社，交所属各大队的干部带回安插。

　　按当时规定，下放人员不得留公社机关，也不准安插在公社所在的大队。因该公社分管文教宣传的副书记从报纸上看到我能写，有意留下我搞新闻报道，破例把我安排在诸葛大队。大队又把我安插在队部所在七队，距公社机关只有数十步之遥。

　　我满怀失落感到了那里，一落脚受到高看，住室宽敞干净，有床，有桌椅，有火炉，煤电免费供应，挨家挨户吃派饭。轮到谁家都竭尽所能，比着赛热情好客。因此，那些日子我天天过大年，做贵客。

　　乡下人待人实诚，很少虚套，生活在他们中间，就像家人相处。无论大人小孩，都由衷地以一家人身份、口气对待你，称呼你。“回家吧！”，“回来啦！”是他叫你去家、招呼你到来的一致用语。这，对于被从城市贬遣农村，为单位大家庭所不容，被视为异己扫地出门的我，无疑是意外惊喜，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与我同被下放的诸位同人，分别被安插在诸葛公社各大队，有吃派饭的，也有自己起火做饭的，待遇不尽相同，但都感受到了情浓似酒的乡风民俗的温暖和惬意。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参加劳动都是象征性的，从干部到农民都不把我们看作受惩罚的对象，力劝我们干活力所能及，量力而为。

　　患难与共同志情

　　人的感情就是那么怪。天天相处，相安无事，可能把感情看得很淡，不加珍惜；一旦劳燕分飞，患难临头，便顿觉感情可贵，以致要迫不及待地拥有它，加强它。

　　在下放以前，我们20多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干着各自的工作，关系不远不近，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到了农村，就像彼此间系上了一根感情的纽带，一举一动都牵肠挂肚。

　　那时候，当局对下放人员分而治之，彼此间没有组织联系，不过组织生活，没有领导和被领导，谁对谁都不承担责任。然而，我们彼此关心，却达到了心心相印的程度。我们经常互相探访，问寒问暖，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憧憬美好前景，期待时来运转。

　　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位年纪较轻、资历较浅的同志因思虑日后出路渺茫，情绪消沉，便邀集了几位同志，在诸葛村的田间地头，开了一次谈心会。话题集中谈半年后会不会取消干部资格？其实那位同志也对党和国家的干部政策有所了解，只是对政策变不变心里没有底。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明只要共产党还在，人民政府还在，就不会卸磨杀驴，抛弃有功之臣，把为之辛勤工作过的广大干部一脚踢开。那位同志心情有了调整，扭转了悲观失望情绪。

　　甩“包袱”与抢财富

　　事实很快验证了我们的看法。我们被下放不到4个月，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忽然有一日，盛传洛阳市私下通知下放人员火速返城。

　　很多人不敢相信，进而半信半疑，最后不能不信：很多人已悄然离去，或者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返回洛阳。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才得知真相。

　　原来，洛阳市把几百名干部当包袱甩给偃师县时，地区革委会就明确提出，要把这批干部当成宝贵财富接下来，先让他们在社队发挥作用，进而量德才委以重任。事实证明，这批干部一到农村，大大充实了偃师县的干部队伍，给基层工作带来了巨大活力。而且风闻偃师县正在谋求通过合法途径，把这批干部据为己有。

　　洛阳市革委发现自己决策失误，果断决定采取非常手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这本属于自己的财富抢回来。说这批干部不是包袱，是财富，千真万确。他们返回洛阳市以后，熬过了“文革”的后期，迎来拨乱反正，在洛阳市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多数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其中包括后来升任副市长的孙生瑞、宿国夏和一大批县处级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