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贺斌在阅读《洛阳日报》。记者 邓德洪 摄 后排左一为贺斌。（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邓德洪    

　　核心提示 1948年4月5日，洛阳宣告解放。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恢复和发展生产，动员群众支援前线，中共洛阳工委决定出版自己的机关报。经过3天的紧张筹备，河南省首家地方党委机关报——《新洛阳报》于1948年4月9日诞生了。

　　正如创刊号《发刊词》中所说，《新洛阳报》从创刊之日起，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各界人民服务，致力于新洛阳的民主建设，凡人民所需者，莫不全力而为”的宗旨，处处体现出新政权的“新风尚”。至1949年8月11日因故停刊，历时一年多的《新洛阳报》记录下了洛阳一段特殊的历史。

　　作为《洛阳日报》的前身，《新洛阳报》当时面临着怎样的社会状况？当时的记者、编辑是如何开展新闻工作的？他们身上发生过哪些可歌可泣的传奇经历？《新洛阳报》又是因何停刊的？在本报创刊60周年之际，记者在位于定鼎北路的市电影公司家属院内，寻访到唯一健在并在洛阳居住的《新洛阳报》记者贺斌，聆听这位78岁高龄的老前辈讲述“那过去的故事”。

　　《新洛阳报》来了个年轻人

　　1948年5月12日上午，18岁的贺斌来到父亲工作的洛阳电厂，与电厂领导辛戈不期而遇。“小青年，你是啥文凭？现在干啥职业？”辛戈和颜悦色地问贺斌。“我是初中文凭，眼下没干啥。要不，我来你这儿上班吧？”贺斌随口作答。“来我这儿干啥？你有初中文化水平，这年头多难得呀！这样吧，我给你写封介绍信，你到《新洛阳报》工作吧！”辛戈郑重其事地说。贺斌喜出望外，当场应允：“《新洛阳报》？好哇，我去！”

　　拿着辛戈写好的介绍信，贺斌兴冲冲地前往《新洛阳报》办公地点。在老城高平街北头一套临街的民宅里，贺斌找到了《新洛阳报》编辑部。三四个采编人员正在院内一个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办公，贺斌向他们说明了来意，其中一人正是采（访）通（讯）科的科长。他看过介绍信后，高兴地握住贺斌的手说：“你愿意来，太好了，我们欢迎你！”接着，他又说：“你刚来，就先从校对干起吧！”贺斌欣然同意。

　　天亮才能开印

　　《新洛阳报》的校对，在印刷厂里和排版印刷工人一起办公。印刷厂位于高平街南头，也是在一个老式宅院里。贺斌去那里报到时，《新洛阳报》只有一个名叫张竹虚的校对。在张师傅的指点下，贺斌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由于频繁往来于编辑部和印刷厂，贺斌很快就熟悉了整个办报流程。

　　当时，《新洛阳报》的新闻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新华社每天3次定时播发“记录新闻”。所谓“记录新闻”，是指新华社通过广播播发电讯稿，每条新闻连续播3次，报社得安排专人戴着耳机，守着一台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国产军用报话机，一边接听新闻，一边用笔记录。当时的“记录新闻”，主要是全国各地的战事新闻，容不得半点差错。直到1948年冬，报社才拥有了一台可以接收新华社电码的收报机，不用边听边记录了。另一个是报社记者采写的本地新闻。

　　当时，《新洛阳报》的记者只有四五个，报道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工作和先进事迹、恢复和发展本地工商业的情况以及禁毒、妓女改造、“剿匪反霸”等社会改革活动。报社当时没有照相机，也就没有摄影记者和图片新闻，题花、插图和美术标题字都是由一名美术编辑每天用木头刻制的。贺斌清楚地记得，记者们当时大多是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报社突击写稿子，大伙就挤在一张大木案上写稿，写稿到深夜是经常的事。稿子一写完，立即交给编辑审阅。编辑修改后，马上送印刷厂。印刷厂的排版工人当时用的是一堆“老五号”铅字模，必须一个一个地拣字排版，而且由于铅字模残缺不全，又专门配了一名刻字工人，一旦发现铅字模缺字，得马上用手工刻一个木字模补充上去。排版工人通常是以单篇稿子为单位排版，每排出一篇样稿，立即交给校对。等所有稿子都校对过以后，再全部排上版面，再出一个样版，再进行一次校对。之后，方由总编审看大样，有时遇有重要稿子，还得等洛阳地委宣传部部长等领导亲自审稿。如此流程下来，每天的报纸通常得到天快亮时才能开印。

　　报社当时只有一台老式四开铅印机，是接收国民党旧《洛阳日报》的印刷设备，其效率非常低，只能单张印刷——“一个滚子过去，‘啪嗒’一声，出来一张报纸，一个小时也印不了100份”。好在《新洛阳报》每天的印数不到1000份，通常上午10时左右一印完，马上上街散发。不过，每逢我军在前方打了大胜仗——例如“豫东消灭国民党快速纵队”或者“辽沈战役”，报纸就得加印数百份，有时甚至等不到报纸开印，就得随时加印“号外”，每到这时，印刷工人就会忙得不可开交。就是这样落后的机器设备，在那个时代还是大家千呵万护的宝贝。

　　1948年8月，国民党西南战区司令胡宗南扬言进攻洛阳。解放军计划在洛阳打一场“布袋仗”，便主动让出洛阳，叫胡宗南部队进来，再包围并歼灭他们。为了保存好报社的印刷设备免遭战争破坏，市政府派了20多辆“二牛抬杆”铁轮车，拉着这些印刷机器转移到黄河北岸孟县境内。其间，为了使报纸不间断出版，留在洛阳的部分报社人员坚持出版了一个月的“石印报”，就是将新闻稿件写在特制的纸上，再拓在青石板上，而后印刷。一个月后胡宗南部队也没敢攻打洛阳，人们才将机器运回洛阳重新印报。据贺斌回忆，《新洛阳报》的大小和今天的《洛阳晚报》相仿，规格为4开2版，其采用的是一种从外地运来的新闻纸，不如现在的新闻纸白，所以报纸印出来以后，颜色有点发黄，有时有的地方印重了，黑乎乎一片看不清楚。但就是这样一份在今天看来“质量不怎么样”的报纸，在当时对宣传前方战事、稳定后方人心，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记者采访带枪

　　当年，先后有120多名热血青年参与创办了《新洛阳报》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报纸。但在创刊之初，由于从筹备到创刊时间极为短暂，《新洛阳报》包括社长在内的采编人员，都是由部队留下来的人员组成的临时工作班子，编辑和记者分别只有四五个人，人手非常紧张，而贺斌是为数不多的较早参加报社工作的地方青年之一，也是至今唯一健在并居住在洛阳的《新洛阳报》记者。

　　1948年9月，因为报社记者紧缺，贺斌从校对岗位调整到记者岗位。与此同时，另一名先于他进入报社工作的地方青年许金台，也从一名“记录新闻”的记录员，调整为一名记者。

　　许金台，笔名许太，新安县城关人，时年26岁。洛阳解放前，他曾在外地一家进步报社当过记者，《新洛阳报》创刊的第三天，他就怀着极高的政治热情到报社要求参加工作，尽管做了很长时间的记录员，但他从来没有怨言。在贺斌的记忆中，许金台是个身材偏瘦的“高个子”，对人非常热情，工作能力特别强，而且在贺斌最初当记者的那段时间里，许金台因为先前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在业务上给过贺斌较多的指点和帮助。

　　那一段短暂的记者生涯，令贺斌永生难忘。当时，报社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管记者吃、住、穿（草绿色或灰色的粗布制服），但不发工资，偶尔一两个月才发一回稿费。记者们都没有“家”的概念，成天以报社为家，一天两顿吃的都是报社的工作餐，吃来吃去就是“小米干饭+萝卜粉条菜”，住的是集体宿舍，刷牙时连牙膏都没有，只能用盐代替。记者每人每天至少要交一篇稿件。哪里有采访任务，采通科科长一声令下，记者带上笔记本，背上布挎包，马上就出门采访去了，哪怕遇到下雨天，没有胶鞋和雨伞，穿上布鞋也得冒雨去采访。

　　物质上的匮乏尚不足惧，最可怕的是，洛阳当时尽管解放了，但国民党在撤退时，还在洛阳布下了许多土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成员等反革命残余势力，时刻准备反扑，妄图颠覆我新生的红色政权，街头打冷枪、暗杀乃至大规模暴动时有发生；而盘踞西北的胡宗南更是屡次扬言要反攻洛阳，不时派出飞机来轰炸洛阳，使得洛阳城内动荡不安。在这种严峻而复杂的社会形势下，记者们每天出去采访，得时刻提防敌人攻击。

　　有一件在当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贺斌第一次下县采访，临行前，采通科科长发给他一把手枪和四五发子弹，说是“路上要防身，有支枪比啥都管用”。贺斌这才知道，经常下县采访的记者都配有手枪。以后，这把手枪就归他保管了。当时子弹非常紧缺，得想办法自己弄子弹。白天他出去采访时，通常手枪里装的是“土造子弹”，晚上出去采访相对更危险，他就往枪里装几粒好一点的“进口子弹”。带着手枪去采访，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今人已经很难想象得到。用贺斌的话说，“那意味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牺牲了”。幸运的是，在那些带枪采访的日子里，贺斌从来没有与敌人正面交锋过，也就从来没有过开枪的机会。

　　记者许金台以身殉职

　　1949年3月初，贺斌与许金台二人受命前往原洛阳县二区，采访当地的“剿匪反霸”运动。出发前，他们没有忘记把手枪带在身上。到达区委、区政府所在地——后海资村（今孟津朝阳）后，许金台作为主力记者，留在后海资村采访该区全面情况，而贺斌则随区农会主席前往5公里外的油王庄村采访。其间，他们发表了不少反映农民运动的消息和通讯。

　　1949年3月31日，是一个让贺斌刻骨铭心的日子。当天一大早，住在油王庄村一户农民家里的贺斌还没有起床，区里一个通讯员就慌慌张张地跑来报信：“大事不好了！后海资村在后半夜发生了反动会道门暴动，暴徒把区长黑真等好些人杀害了……”贺斌闻言大惊：“许金台就在后海资村采访，会不会出事？”区农会主席闻讯同样极为震惊，一方面赶紧派人往洛阳送信，一方面迅速召集了当地18名民兵赶往后海资村营救。当天上午10时左右，贺斌等一行人赶到后海资村，明显感到村内气氛的紧张。到达区政府大院后，他们发现区长黑真等几人被暴徒用长矛戳死，倒在血泊之中，贺斌急切地寻找许金台的下落，没有任何发现；再到区委大院，这里被残害的人更多，一具具尸体让人触目惊心。就在人们搬运尸体的过程中，贺斌突然发现一具尸体，其胸前的衣服被暴徒戳了好几个洞，鲜血早已将上衣浸透……“许金台！”贺斌大喊一声，扑向这具尸体，眼泪滚滚而落。

　　当天，贺斌含泪将此噩耗带回报社，全社上下莫不震惊和悲痛。

　　两天后，贺斌再度赶往后海资村，采访当地镇压暴动的情况。据事后调查，3月31日3时许，150多名暴徒拿着步枪、铁锨、长矛等，摸黑潜入区委、区政府，专门杀害从外地来的驻村干部。事发突然，夜宿区委大院的许金台根本来不及做任何防备，就遭到了暴徒的围攻。

　　年仅27岁的许金台以身殉职后，新华社总社致电吊唁，并播发了报道，号召各地新闻工作者学习他忠于职守的精神。同年4月3日，《新洛阳报》全社职工为许金台举行追悼会，会上宣布许金台被确认为烈士，报社党支部根据许金台遗愿，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追认其为中共党员。同年4月7日，《新洛阳报》二版报道了“海资暴动”事件。当天，洛阳市、县人民政府在后海资村召开公审大会，“海资暴动”主犯史书堂、史山、徐黑娃、康双喜及会首张华甫等5名首犯被处死刑，张中央、史羊羔等14名从犯被处徒刑。两天后的《新洛阳报》在头版刊登了《洛阳县二区三千余群众公审后海资暴动匪徒》一文，向全市人民通报公审情况，并以此告慰许金台在天之灵。

　　寄语年轻记者

　　1949年8月，经过人民政府的“剿匪反霸”运动，洛阳的社会秩序日趋稳定。此时，中共河南省委为了“集中力量办省报”，决定让包括《新洛阳报》在内的地市级报纸全部停刊。那年的8月11日，《新洛阳报》出完最后一期。从那一天起，《新洛阳报》的一部分记者、编辑被调入《河南日报》工作，而贺斌等另一部分记者、编辑被调入当初与《新洛阳报》同一天成立的新华社洛阳支社工作。

　　对于《新洛阳报》被停刊，大家虽然都感到遗憾和惋惜，但都根据上级安排，斗志昂扬地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之后数十年间，源自《新洛阳报》的《洛阳日报》由于历史原因几度起落，历经风雨，而贺斌个人的工作也经历了数次变动，所以一直没有机缘再回到《洛阳日报》继续他的记者生涯。1980年，贺斌从偃师县委宣传部调回洛阳，尽管不再从事宣传工作了，但他对《洛阳日报》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始终用一颗赤子之心，关注着报社的发展。

　　1981年1月1日，《洛阳日报》正式复刊，他别提有多高兴了。此后20多年，他每天都要读《洛阳日报》，每次遇到心仪的文章，他还会剪下来精心收藏。就在《洛阳日报》迎来创刊60周年之际，78岁高龄的贺斌老人欣然提笔写下了《在<新洛阳报>的五百个日日夜夜》，追述当年那段难忘岁月，并祝愿今天的《洛阳日报》越办越好。

　　作为洛阳解放后的第一代记者，贺斌老人还有很多话想告诉新一代记者：今时今日的办报条件和社会环境比当年好得太多，年轻记者要知其不易，学会珍惜，在新闻工作中不要有太多的私心杂念，要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做好新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