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洛阳报》创刊于1948年4月9日，即洛阳再次解放的第四天。

　　当时，洛阳刚刚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欺骗宣传，使不少人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形势，解除群众顾虑，争取人心向我，打击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中共洛阳市工作委员会在洛阳解放的当天就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并从陈谢兵团调来钱抵千、艾柏、赵慎应等同志，开始了办报的筹备工作。

　　钱抵千（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兼解放军报社社长）当时是九纵宣传处长，曾办过报纸，在解放洛阳的战役中腿部受了轻伤，此刻走路还离不开拐杖；艾柏（后任《天津日报》总编辑）是新华社吕梁分社前线组组长；赵慎应（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是四纵随军记者，孟津县人，抗战时期曾在洛阳《行都日报》工作过，对洛阳比较熟悉。

　　4月5日下午，赵慎应到旧《洛阳日报》去接管，首先找到了排字工人任中龙，请他把工人们召集起来。旧洛阳日报社印刷所的设备非常陈旧，铅字除老五号较齐全外，其余都缺得很多。工人们就用木刻字代替铅字，用硬纸片代替铅条，用剪刀代替铡刀。编辑、记者们积极采写稿子，设计版面。没有电台，就用一台收音机抄收新华社的记录新闻。

　　就这样，经过3天紧张准备，创刊号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当时的报纸叫《新洛阳报》，用以区别国民党办的《洛阳日报》。3月14日洛阳首次解放后，为了继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解放军于当月17日主动撤出洛阳。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返回洛阳后，旧《洛阳日报》又开始出版。4月5日洛阳再次解放这天，还出了最后一期。

　　据当年的老工人们回忆，最后那一期报纸从标题到内容缺字很多，连补都没补就上机印刷，还没印完，工作人员就逃之夭夭。一部分工人守护着印刷所的设备，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一部分自散回家。接管后，工人们都陆续回到报社。

　　中共洛阳市工作委员会对办报方针作三点指示：

　　1.按照毛主席《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精神，结合洛阳的实际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

　　2.以干部、职工、店员、农民、工商业者、城市贫民为读者对象。

　　3.突出新区特点，宣传党对新区的政策和主张。

　　《新洛阳报》开始出版时，编辑部只有钱抵千等3位同志，随后又从部队及地方陆续调进了一些人，并从地方上吸收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组建了组织机构。钱抵千同志任社长，艾柏同志任编辑部主任。5月，从部队借调来的同志要回部队，这时中央南下工作团到洛阳工作的钟纪民（现任《广西日报》总编辑）、廖永祥（现任四川省科学院副院长）等相继补充到编辑部来。钟纪民原是《新华日报》记者，这时担任采通科长。地方青年最早到报社工作的是许金台，以后又增加了贺斌、任华峰、胡次元等。人数虽少，大家热情很高，每当从收音机里抄收到重大胜利的消息，就立即印发号外，干部、工人都不辞辛劳，亲自上街叫卖。

　　编辑部最早是在高平街的一所小院内，印刷厂在旧《洛阳日报》的印刷所。6月间，编辑部和印刷厂迁往丁家街。

　　这时，钱抵千同志要回部队，市委派江思远担任总编辑，胡青坡担任副总编辑。艾柏同志此刻也要回前线去，原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庄栋同志担任了编辑部主任。10月间，市委又派史乃展同志担任社长，史又带来了一批新闻干部。编辑部增加了赵时烈、苏绍言，记者增加了李彬、谢琳、习平、李曙光等。

　　12月间，报社又从丁家街迁到三关庙，房舍、院落比较宽敞了些，并增设了电台，工作人员也增加到40多人。

　　初出版的《新洛阳报》为八开两版，10月间增为四开四版，用的是土报纸，只有节日才用新闻纸。当时印刷设备极为简陋，还不能制版，因此，报面上没有图片。一版是要闻，大部分为战报，小部分是本市重要新闻；二版是地方消息；三版是副刊和专版，《综合》副刊每周一期，登载短小说、杂文、诗歌、散文等，及《教育园地》、《洛阳职工》、《洛阳青年》、《通讯专页》等专版；四版为时事。

　　1949年3月，洛阳市由省辖市改为地辖市，报纸也改为洛阳地委机关报。地委宣传部长张文岑兼任社长，陆昆任副社长。

　　那时，报社的任务重、人员少、设备简陋，为了把报纸办好，全体职工都在困难的环境中艰苦奋斗。美术编辑陈天然（现为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每天用木头刻制题花、插图、美术标题字。为了增加版面内容，需要改老五号字为新五号字，因印刷厂没有新五号字模，铸字组组长杨诚同志就步行到鲁山《豫西日报》去铸字，铸好后用骡子驮回洛阳，路途历尽了艰辛。编辑部的同志白天外出采访，晚上写稿、编稿、校对，大家都是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办公桌，同志们就挤在一张大案子上办公；没有交通工具，就步行外出采访；整个编辑部只有几把雨伞和几双胶鞋，下雨时谁外出采访谁用；没有足够的办公用纸，打草稿的纸用了这面反过来再用那面。上班不分白班、夜班，统统是早上6点半起床，7点学习，晚上10点下班就寝。处理时事稿和负责看样签付印的同志要到12点以后才能休息。

　　为了医治国民党留下的创伤，减轻洛阳人民的负担，干部们实行供给制。穿的是粗布军衣和“踢死牛”鞋，每天早、午餐吃的是小米稀粥，只有晚餐是汤面条。这晚餐是一天中最受欢迎的美食。大师傅把饭送到编辑部，大家有说有笑地吃过后，精神大振，再干一会儿工作然后就寝。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大家还节衣缩食，支援前线。1949年1月2日，职工们捐钱捐物慰劳前线将士。印刷厂工人赵韬、刘惠民、王戌成各捐一个月的工资小米150斤，任中龙、韩金水各捐半个月的工资小米，厂长郎桂荣、副厂长徐志扬、铸字组组长杨诚各捐一个月技术津贴，共捐小米1810斤，中州币640元。编辑人员也捐出小米385斤，中州币920元，还有鞋、袜、手套、笔记本、铅笔等。

　　《新洛阳报》记者证的发证单位是洛阳警备司令部，上面印有“希各处岗哨验证放行”字样。洛阳当时尚处在军管时期，敌特活动猖狂，记者外出采访，一般都带着手枪，夜间外出采访，还背着步枪。1949年3月，记者许金台到洛阳二区采访时遇到庙道暴动，金台持枪和敌人对打，弹尽后被敌人杀害，受伤37处。许金台同志生前曾积极要求入党，牺牲后报社党组织报请上级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9年8月，经过反匪反霸，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工农业生产及其他各项事业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新洛阳报》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执行省委决定，于1949年8月11日停刊，共出版4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