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洛阳战役中,我军进攻东车站。（本报资料照片）

　　我国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新闻理论家和实践者。他早年创办《湘江评论》，与周恩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北呼应；即使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参与指导《人民日报》的新闻宣传工作，而在数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他也发表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并流传至今，如那篇气势雄壮的经典消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当然还有这篇《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

　　1948年3月14日，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一举攻克洛阳；同年4月5日，陈、谢兵团第九纵队再克洛阳。在解放洛阳的两次战役中，解放军官兵英勇奋战，血洒疆场，谱写了一首壮丽诗篇。

　　这场著名的战役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8日，毛泽东亲笔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手稿——《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洛阳解放后，这份手稿被镌刻在洛阳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的副碑右侧，为后人瞻仰。毛主席的文章一向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像对洛阳这样作出战后城市建设具体指导的，却并不多见，可见对此事的重视，而从当时全国局势看，再克洛阳一役，确实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有史料记载，辽沈战役之前，毛泽东对全国形势作出的估计是，结束国共对峙局面大概需要十年；而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首次在数量上取得了对国民党武装的优势，毛主席乐观地估计这种局面只须“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改变。洛阳战役的胜利，导致了中原三军会合，共同歼敌。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进以来，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品”字形的态势，进而完成面的占领，建立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为即将展开的淮海战役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局势可以说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得中原者得天下”，一切向着有利于我党我军的方向发展，所以毛主席在电报开头写道：“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对洛阳前线指挥部作出了具体的指导。这份电报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于是同时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其他地区的领导同志，所以这份电报不仅在指导洛阳战后重建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全文共九个部分，分别对战后洛阳的政权机构、城市管理、农民问题、工商业等作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由于洛阳可以算作新解放城市的代表，所以这些指导意见也有着全局的指导意义。

　　第一，弱化矛盾，促成社会安定。电报的第一条“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以及第七条“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表现了对国民党机构的极大宽容，这在有着“成王败寇”传统的我国历史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也充分反映了我党新型民主政权的优越性。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弱化了原本表现最尖锐的“敌我矛盾”，给战后洛阳城的重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经济重建。电报的第三条明令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并在第二条中对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保护措施，这与抗战时期边区政府“三三制”原则一脉相承，使我党我军在拥有良好农村群众基础的同时，团结了城市的市民群体，也争取了地主中的开明分子，为战后洛阳的重建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

　　第三，设立模范，为以后新解放城市的重建提供参照。“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在电报的第九条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明确地表示了对于洛阳这类城市的重建态度，即是建设性的重建，而非破坏性的，所以才提出“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这些要求，这就根本不同于“开仓放粮”式的农民战争，而是将目光放在全国解放的未来，也为以后其他大中城市的战后重建提供范本，可谓高瞻远瞩。

　　第四，为实现从“农村包围城市”向“以城市为中心”工作做转移的准备。“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电报的第八点要求可以看作是西柏坡会议上毛主席“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要求的开端。洛阳战役以后，战场形势根本性扭转向我方，全国革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那么“以城市为中心”不日会代替“农村包围城市”，所以对洛阳这种大型城市的建设，就对这一战略转移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以至于党中央明确要求“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

　　这份电报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新闻学上，对于我党新闻事业的定位，也有着独特的价值。

　　首先，进一步确定了我党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自1941年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以后，我党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得以确立，在接下来的革命战争中新闻宣传机器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而在这份电报中，则充分显示了新闻事业指导性这一重要特性。电报的九个部分从政治、经济、民生诸方面对洛阳的战后重建作出了详细而有远见的指导，具有高度的政治眼光，也正契合我党“政治家办报”的主张。

　　其次，紧跟形势改变，做好耳目喉舌。洛阳一役后，全国革命形势有了巨大变化，党的新闻机构应该充分发挥耳目喉舌的作用，敏锐应对这一变化，就如毛主席的这份电报一样，及时、迅速地对形势作出判断，将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干部、群众，以营造对我有利的社会环境，便于我方各项工作的开展。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我国的新闻事业依然承担着“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一责任。

　　第三，顾全大局，承担社会稳定器的职责。“正面报道为主”、“正确引导舆论”，从而促进安定团结，一向是我党新闻宣传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是有历史渊源的。在这份电报中，无论是谨慎对待原国民党成员的问题上，还是阻止农民进城揪斗地主的问题上，我党都显示出“顾全大局，促进安定团结”的宣传方针。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不仅对当年战后的洛阳有着巨大指导意义，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它将如那篇镌刻在洛阳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上的石刻一样，不朽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