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反“右倾”,我是报社的重点受批判对象,却没影响评先进,还被推荐出席了洛阳市文教群英会。

　　上报先进事迹时,相关人员客观反映,以正面为主,同时列举了我存在的主要问题,大意是:在反“右倾”前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问题存在模糊认识，认为机关、工厂已是全民所有制，办公社没有必要；火炉、铁锅砸碎炼钢可惜了；盲目相信“农村食堂办得不好、农民生活苦”的叫嚣等。经打字员打印后准备送交，时任报社党支部书记的李登隆同志看完材料后，自言自语地说：“先进事迹写这些干啥？”他随即拧开钢笔，把上述内容一笔勾销。

　　1960年年初，我出席了市文教群英会，并获得出席省文教群英会的提名。当时实行地管市，出席代表要经地区审核。可能是审核者特别注重“根红苗正”的缘故，我这个家庭出身不好、又有“右倾”言论的人被刷下，换由报社的另一位同志参加。

　　未能出席省文教群英会，我并不觉得特别遗憾，因为能出席市文教群英会，已经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受批判，言犹在耳；挖根源，刻骨铭心。我还能奢求什么？

　　我们这一辈人，经历的政治运动太多了。人与人之间，今为战友，明为敌人；今为运动骨干，明为挨整对象。座上宾朋与阶下囚犯之间，只有一纸之隔。我也整过人，为人所整又何必太在意。

　　然而，我三生有幸：受批判与当先进工作者两不相干，究其原因，是我的领导者中有厚道人。

　　厚道人不是圣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发脾气、训人。他们也要领导搞政治运动，也要划“右派”、反“右倾”。只要你身临其境，亲历其事，你就会发现，他们在运动中批判你，看似声色俱厉，实则高举轻打。迫于压力，他们也不得不挥泪斩爱将。或曰，他们也可以不做违心表演。可千万不可忽略，他们的乌纱帽可以不戴，临阵换帅的结果，必将有更多的人被整得更惨。那年月，领导难当。我们不能苛求他们置上级部署于不顾，逆风行事，只要能尽量保护一些人，保护到尽可能程度，就足够了。

　　我当年受到善待，主角是当时主持报社全面工作的赵瑞同志。据我看，他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把我的“右倾”言论当回事，甚至根本不认为有什么错。而且在我受批判时，他并不把我当批判对象对待，也不曾私下指责、埋怨过我。我有“右倾”言论，受到批判，年终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而且被推荐出席市、省文教群英会，只有他才能拍这个板。不是铁了心要善待我，他可以找出很多理直气壮的理由，把我排除在先进名单之外，可他没有这样做。厚道心肠可鉴。

　　在去年春节座谈会上，我对王子厚同志说：“我深感有生幸运，每逢关键时刻，都有厚道人士相助。”这是心里话，由衷之言。

　　厚道人可贵更可爱，却又可遇而不可求。我于1957年进入报社，一路走来，得益于厚道人多多，每每念及，无不敬佩，值此报纸创刊60周年之际，谨向他们祝福！祝他们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