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之作，意在传世。其演延渊远，承替有序。墓志之称始于东汉末年，形制由碑而志，改长为方，及至北魏，渐成定制。隋唐年间,尤风尚一时。

　　墓志有盖,盖为盝顶，中间或篆或楷或隶或草，镌以朝代及志主籍贯、职官、姓氏等。盖下为志，有志题、志文、铭文三部分。志文或繁或简，记述志主世系爵里、生平事迹、配偶子嗣、卒葬时地。尾部铭文或言词骈骊，概述文意；或褒扬逝者，颂其功德；或感叹天道不永，人生无常；或表达生者之哀伤无奈及对死者之感念追悼云云。

　　墓志主身份纷繁驳杂，相国部员，刺史太守、藩镇御使、尉丞曹参、才子佳人、宫娥仕女，应有尽有。志文述其生平，涉及当时吏政风云、山川地物、风俗人情，皆可印证史书所载之事实，补充史书所载之缺失，纠正史书所载之舛误。

　　墓志多仰名人大家撰文书丹，既具资料之真实性，又有书法之代表性。由墓志书体可见汉字规范之演化踪迹，又可见书法流派之绚丽纷呈。唐人墓志边沿大多刻有纹饰，如十二生肖、瑞兽、花卉、几何图案等。刻法或阴或阳，简易传神，堪为唐代线刻艺术之大成，其功力表现非今人所能及。

　　墓志为随葬之物，多以青石制作。葬时墓志附置于穴中，一从幽壤，便千载不闻。其可贵者，在于石刻非同纸帛，久藏地下，不致损伤，亦无腐蚀之虞，一旦出土，文字粲然如初，历历可诵。所记人事及书法纹饰弥足珍贵，遂为史家识者所重，或拓拍文字，传抄翻印；或揣度摹写，研讨治学。其作用诚如清人朱士端所云：“金石之功大矣哉！可以考经籍史传，可以溯古籀篆隶，可以征诂训声音，可以通文字假借，可以识冠服器用，可以推年月支干，可以访山川地舆，可以补官爵姓氏，可以稽礼仪兵制，可以吊忠孝隐逸，可以鉴祸乱权奸，可以存遗编剩稿，可以博佛书释典。”

　　古人厚葬，极尽奢华，金银器物殉葬甚多，以致盗墓之风盛行，历代不衰。掘墓入室者，多为劫掠金银器宝、三彩冥物。笨重之志石，偶有出土者，亦移作民用，或以捶布洗衣，或作井沿踏石，或凿为桌凳，或修筑沟渠，或砌墙填基铺设道路，或垫以门枢垒之户牖。清末民初时，百姓人家，随处可见，导致损毁数量甚巨，殊为遗憾。

　　洛阳出土墓志碑刻,约有万方左右，自汉魏隋唐至宋元明清,历代皆有。汉晋碑石，尤为罕见；北魏墓志书法特佳，以元氏为最珍贵；唐志居多，个体多在50厘米左右；宋志硕大,文字繁多，动辄千言。20世纪初期，洛阳有一次较大规模的征集活动，多为张钫、于右任、李根源所得。近20余年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大部分为文物部门征集收藏。对于墓志文献之研究，宋代以后，大家辈出，著作颇丰。新中国成立迄今，史家学者依此探赜索隐，钩沉稽远，其论述文章颇多，其对史学研究之推动，为功甚伟，而书家对志石书法之推崇，继康有为等尊尚北碑之后，亦有过之而无不及。

　　洛阳所出唐代墓志，文字多达数百万言,可视为一部石刻唐书、一部原始的唐人档案、一部波澜壮阔的唐人生活画卷、一部形神皆妙的唐代书法艺术大观、一份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众多的唐人墓志展示了大唐300年文治武功的历史——沉重而悠长的历史被岁月的黄土所掩埋，沉积为一部无声的巨著。

　　今天,这些千年前的古人旧事穿越时光的隧道，重见阳光,得到罗列和展示。审视一方方沉默无言的志石，诵读一篇篇耐人寻味的文字，恍惚“耳闻目睹”历史舞台上厮杀拼斗的刀光剑影和笙歌弦舞的奢靡浮华。

　　当我们伸手去抚摸这些冰冷而无言的志石时，我们的心会蓦然一惊，因为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在河洛大地上闪耀的那段辉煌历史，触到了古人微微跳动的脉搏。

　　本版插图 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