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住洛河南岸，过去村子里谁家寻媳妇、嫁闺女，先要打听对方是洛河南的，还是洛河北的，若是河那边的人家，事儿八成要“黄”。

　　要说，俺村对岸就对着洛宁县城，站在寨墙上，一眼便能望见，就因为这条河挡住了去路。一辈子没有趟过这条河、进过城的人有的是。

　　以前的洛河，水势浩大，不仅阻断了交通，也阻隔了两岸交流，就连方言、吐字发音也相差不少，大家聚在一起，一张嘴说话，便知谁是南乡人，谁是北乡人。人们常说，河流是风水的分界线。每到夏季，洛河两岸常常一边下雨一边晴，就像上天划定的界限。赶集也以河为界，走东乡串西乡，能跑几十里地，谁也跨不过这条河，因为县境内，洛河上下没有一座桥。

　　洛河源出陕南，由西向东穿山越涧几百里。解放前后，洛宁境内只有两个渡口：西部的“长水渡口”和俺村的“寨子渡口”。

　　“寨子渡口”也仅一条船，楸木打造，轻巧结实。听叔父讲，他记事时，船夫叫韦金诚，身材高大，黑脸庞，为人豪爽义气，曾在夜里偷偷运送八路军游击队，日寇来了他就把船拆散躲进深山去了。第二位船夫叫雷富银，长得膀大腰圆、敦厚壮实。1957年夏季，时任洛阳地委的书记领着一班人马，到洛宁西山底察视民情，突降暴雨，遭洪水围困。得到消息，雷富银召集十几号人，抬船连夜赶去，迎着洪峰，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解救到县城。为此，地区领导专门为村里人送了一台戏。

　　后来雷富银当了村支书，把渡口交给了韦天禄。

　　韦天禄，人忠厚，水性很好，几次下河救过人。我在县城上学，从小坐他的船周末回家。看到乡供销社的胶轮大车满载着货物驶到船上，我很好奇，船为啥能承载这么多东西呢？

　　本村人坐船不要钱，每次周末回来，我总是赖在船上不走，来回渡好几趟，趴在船边瞅着船像犁刀一般划开波涛起伏的河水，感觉神奇极了。

　　十几岁时，我胆大起来，一上去便站到船头，帮着天禄大叔摆舵、撑篙。天禄大叔人和善，总是笑呵呵的，他力气大，一篙下去船划出老远，三篙五篙就能到达彼岸。我学着他的模样，扎个“舵手”的架势，迎风破浪向对岸挺进。乘船的人都仰视我，我得意极了。不料，船到河心，舵便不听使唤，在漩涡里打转转，我急得手忙脚乱，天禄叔赶紧过来，一把稳住舵，说：“哈哈……学生娃儿，还是回去摇笔杆儿吧，甭吃这碗饭。”窘得我真想钻进船舱躲起来。

　　撑船挺辛苦，夏晒烈日，冬受严寒。天禄大叔住的草庵四处透风，他用沙石围住。捞把河柴晒晒，烧锅滚水撒把盐，泡块硬馍冷红薯便打发了肚子。闲下来时，他截些竹竿儿，在河汊口支个“鱼梁”，逮几条蹦上来的鱼儿沾沾荤腥。成年累月住河滩，遇着小脚老婆、抱小孩的妇女，他就跳到浅滩，背上、扶着她们上船，自己辛苦与人方便。

　　河边人识水性。每年深秋，河水平稳下来，雷支书便组织青壮劳力编荆笆、架木桥。打桩号子、锯木砍竹的声音响成一片，河滩异常喧闹。有了桥，赶集的、做买卖的往来穿梭。正月十五，南乡的闺女、媳妇穿着新鞋花衣裳，成群结队进城看热闹。农历三月三“开河口”，村人赶紧抽梁拆桥，免得被洪水卷走。年年架桥年年拆，冬有桥梁，夏有船，村人将渡口安排得有条有理，“寨子渡口”在十里八乡落下好名声。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966年年底，“文革”的风暴扫荡了我们这个山区小县。我父亲任中学校长，抓教育有点名气，成为第一批“走资派”。这年冬天，我们被抄家封门，逐出县城。那天，寒风裹着雪片，一家人朝着老家走来，到了渡口，发现村人都“造反”去了，桥没人搭。隔着冰冷的洛河，“天禄……天禄……” 母亲向对岸呼唤，河套的风将她的喊声卷来卷去，对岸草庵不见一丝动静。眼看天要黑，风衰减下来。“天禄叔……天禄叔……”我和姐姐拼命嘶喊。草庵旁出现一个模糊的黑影，接着船动了，摇摇晃晃划过来。大叔从船上伸出一块踏板，把我们拽上船，嘴里不住埋怨母亲：“咋瞅这鬼天气领孩子们回来！”我们个个脸被冻僵，话也说不囫囵。

　　自此，每天早晨，我们带上干粮，渡河到县城上学，天禄叔一早起来把我们送到对岸；傍晚，又总是不住地从草庵探出头来张望。大河有船渡，河汊赤脚趟，渡口就像我童年的摇篮。

　　上世纪70年代，县里在渡口上游建起一座水泥大桥。最近，又在我们村旁建造了一座宽阔的现代化大桥——王协大桥。其主桥长486米、宽15米，总投资4900万元，安装的是太阳能照明灯。洛河两岸的阻隔已经成为历史，只可惜金诚大爷、雷支书、天禄叔都已下世，已经看不到洛河的变化。然而，我相信，如果他们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