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元纯陀墓志（局部) 高、宽均为57厘米

　　北魏拓跋王朝，历时不算太久，100多年间，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却有三部杰出的著作传之后世：一为贾思勰讲农业的《齐民要术》，一为郦道元讲地理的《水经注》，还有一部就是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后者以北魏洛阳佛寺兴废为题，记述了当时诸多风俗人物、掌故传说，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弥足珍贵。

　　北魏礼佛，与宗庙社稷同时，由于上行下效，不可遏止，使其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宗教狂热的时代，影响深远。佛教艺术之博大精深，于今所见云岗、龙门、敦煌三大石窟之造像壁画，皆可窥其辉煌。

　　洛阳佛寺，肇自东汉永平之初，始有白马一寺，历300年之久，到西晋永嘉年间，仅有寺院40余所。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邑，佛寺陡然大增，最多时达到1367所，正如杨衒之所说：“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如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下之姿，竟模山中之影，金刚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旁等壮。”

　　其因缘于孝文帝拓跋宏，由于全盘汉化的拓跋宏“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迁都之始，宫阕未就，就到城西王南寺与沙门论义，以致“上既崇之，下弥企尚”，不到两年，“寺夺民居，三分且一”。不仅京城洛阳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

　　北魏王朝都洛40年，大规模的佛事工程有两件：一是在伊阙为文昭皇太后和世宗营建石窟三所，先后开凿20余年，工程浩繁；一是孝明帝时灵太后胡氏起造永宁寺，其工程伟巨，无与伦比。一时寺塔大兴，至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多达500余所。其侈糜浪费，触目惊心，佛道炽盛，僧侣众多，“至使王法废而不行”。

　　北魏佛事，其兴也勃，其败也速，“河阴之变”，元气大伤，至孝静帝迁都邺城时，洛阳日渐残破，佛寺随之损毁。武定五年（公元543年），杨衒之来到洛阳，见到的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昔日繁华京邑，已是一片废墟。

　　杨衒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北魏京城洛阳画图，其文章笔法，堪为绝唱。

　　时光流转，倏忽千年，昔日繁华京华，已不复再现；伽蓝梵音，也不复再闻。洛阳出土的两方北魏墓志却为我们掀开了那段历史的面纱。

　　《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僧令法师墓志铭》于上世纪20年代末出土于洛阳东北盘龙冢村。法师俗姓杜，“爰在儿童，脱俗归道，学既多闻，善意兼济”，初为“嵩高闲居寺主”，后被征为“沙门都维那”。“北魏王朝曾设专门机构，有僧官管理僧众，僧官在州称维那，在台为都维那。《魏书·释老志》载：“（魏）立监福寺，又改为昭玄，有官属，以断僧务。”北魏时僧众犯法，除了杀人者按国法论处外，其余皆交昭玄僧令处置，由此可知，杜法师身为僧官沙门大统僧令，已是全国沙门最高权力的拥有者。

　　杜法师81岁辞世。天子追悼，并敕主书任元景诣寺宣慰，可谓得享殊荣。其墓志记载其于孝武帝永熙年间的事迹。

　　比丘尼元纯陀墓志亦于上世纪出土于洛阳。元氏为北魏皇室，恭宗景慕皇帝之孙任城康王之第五女。后嫁给车骑大将军平舒文定邢公为继夫人，邢公去世后，元氏便“舍身俗索，托体法门，弃置爱津，栖迟正水，专搜经藏，广通戒律”，皈依大觉寺为尼。北魏年间，战乱频繁，百姓为逃避征役，出家者甚多，王公贵族也多有剃度为僧者，以求福佑。

　　大觉寺在北魏洛阳城西阊阖门外，为广平王元怀舍宅所立，极尽华丽之工。在《洛阳伽蓝记》中，对其有所描述。

　　一册伽蓝记，梵响千载，它真实地记录了北魏京邑佛寺的兴亡；两方墓志铭，真切再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本版插图 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