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公墓志铭（局部）

　　洛阳出土隋代墓志不多，但其书法艺术之独特卓异，却为世人所推重，上世纪20年代初出土于洛阳白鹿庄的《隋故左侯卫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范公墓志铭》即为其典范。

　　范公墓志为楷书，其书法清俊妍雅，潇洒秀逸，俨然合掌端坐之菩萨，或如丽服婉约之女子，可谓精神爽朗，美轮美奂。

　　楷书自东汉产生，直至六朝，逐渐成熟，但因北朝碑刻风格之疏放开阔，芜杂混合，对楷书的发展造成了相当影响。虽然南朝书法已见委婉雅丽之风，但终未能入楷书俊秀博雅之佳境。

　　范公墓志书法能如芙蓉出水，清新一面，令世人为之惊叹，这使我们不得不回望那个在河洛大地上如昙花般倏然一亮的王朝。

　　隋王朝虽只有短短的38年，却完成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创举，其文化事业之发展尤其令今人感叹。文帝立隋之后，便注重文化建设。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秘书监牛弘即开始在民间搜访经籍异本，每得一卷，赏绢一匹，校录后书卷归还原主。所得经籍，由秘书监补续残缺，共得三万余卷，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功甚伟。

　　炀帝都洛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对兴盛文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一是开进士科，确立科举制度，因材使用，遂使文治成就显赫。其二即是建立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炀帝令秘阁所藏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内。又在观文殿后建妙楷、宝迹二台，广搜字书名画，藏字书于妙楷台、名画于宝迹台内。

　　与此同时，炀帝又命秘书监柳顾言等人将西京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删去重复猬杂之书，得正本三万七千卷，每部录五十副本，亦藏于东都观文殿内。

　　隋东都图书馆不仅藏书丰富，而且还巧制机关，使其成为自动化图书馆。观文殿前有书室十四间，窗饰华丽，每三间开一方形门户，以锦幔垂蔽，上有两个飞仙，户外地中安置机关。炀帝每临书房，则由宫人执香炉引导踏动机关，飞仙落下，锦幔收起，门户及书房自动开启，炀帝离开时则闭合如故。

　　隋朝的文化交流广泛，炀帝不仅派裴矩出使西域，招商引资，繁荣贸易，又与东亚诸国联谊文化，吸引了不少日本等国家的遣隋生和学问僧访问中国。由于隋朝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兴盛，人文艺术和自然科学成就不凡。如天文学家刘焯的《皇极历》、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名僧智永的《千字文》等，都得以流传至今。

　　范公墓志的书法艺术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摒弃了北朝碑刻的雄峻峭劲之态，吸收了南朝书帖的风流娟秀之气，将楷书的规整端凝、容仪生动发挥到了极致。

　　隋代墓志书法隶书较多，其风格尤重继承前朝厚重峻峭之特点，而楷书之成就则完成了承前启后的过渡，成为唐楷之先导。康有为在评价隋碑时虽感叹其古厚渐失，但也不得不褒扬其爽俊之美。

　　范公名安贵，字孝升，其墓志出土后即为于右任所得，今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据墓志铭记载，范安贵“襟怀俶傥，志气纵横，剑技凌于万人，射艺逾于百发”。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起家，屡为都督，统率禁兵，曾任检校盐州刺史，“下车布政，化若神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授左侯卫大将军。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六月从炀帝至楼烦郡（今山西忻州一带），卒于军中，谥曰庄公。其年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河南县永丰里。

　　洛阳出土隋志楷书精美如范安贵者，另有大业十年（公元614年）邓宝明墓志、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张寿墓志、陈叔明墓志等，皆风范端重，宛若佳丽。可惜隋志不载书家姓名，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但范安贵等墓志书法足可见证隋代书艺之臻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