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其实起于我读书时的思考，通常我会一边读书一边思考一些问题。

那时候，我才20多岁，在读一些历史书。大家有过读历史书的经验：世界史、中国史都和宏大的历史进程相关。但是，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为什么历史书里没有写到我们县、没有写到我们乡、没有写到我们村呢？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历史书里偏偏没有人民，只有帝王将相。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县、我们乡、我们村也应该有个历史，既然现在还没有，我就自己把它写下来。

《尘埃落定》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后来写的每一本书也都是这样。“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处”，就是我在阅读之后发现了空白。如果这个空白刚好是我愿意书写、愿意思考的，我就用我的写作来填补这个空白。所以，我的写作就是阅读的延伸。

同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种阅读。

《尘埃落定》大概花了4年6个月时间写成。其实写作只用了半年，重要的是收集材料的过程。并没有现成的一摞材料堆在档案馆里，你要到山山水水中行走，去调查那些乡里的和村里的重要家族。我大概调查了18个大家族，这些家族前后历经200年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要写出真实的历史，你得了解当地的地理人文，知道某座山、某条河的位置，必须有真实的空间概念。今天，我们有地图、有卫星导航，但那时候没有这些。我就拿着一张很粗略的地图，用自己的双脚来行走、来丈量，来了解那些历史深处的细节。这其实是一个很生动的阅读过程。

《云中记》是我在“5·12”汶川地震之后写的小说。

我是四川人，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到灾区去。和很多成都人一样，我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去超市买了很多日用品，把后备厢塞满，就出发去灾区了。

最近的映秀镇离成都约有70公里，但是道路损毁严重，我开车开了两天才到那里。到达后，我立即参加了救援工作，但大部分挖出来的人都遇难了。救援工作结束后，我又投入到灾区的重建中。之后，我不断地关注灾区，也不断地重返那些当年去过的地方，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

我一直没想过要把这些写下来，直到汶川地震过去了整整10年以后。那天下午，为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成都街头响起了3分钟的防空警报声，全城在那一刻停了下来，大家都在低头默哀。当时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突然听到长长的嘶鸣，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下子泪流满面，止不住的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

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我渐渐平静下来。我关闭写了一半的文稿，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云中记》。

这本书也是几个月时间就写完了。但实际上，我为这本书准备了整整10年时间。这10年中，我一直想找一本描写灾难的书来读，可以帮助我把那些留在心里的关于死亡的痛苦都化解掉。但是，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在地震现场看到一堆一堆的尸体，那种情景实在是惨不忍睹，但我一直没有掉眼泪。这10年来，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胸口，我没有机会去释放它、去排遣它。《云中记》的整个创作过程，也算是填补了这段阅读的空白。

有句俗语说：“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文学经常起的就是这样一种作用。我想，这本书对于那些曾经历过灾难的人们也许是一个巨大的安抚。

有一天，一位西班牙语译者给我写信说，他准备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他说他还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书，描写巨大的地震灾难后生命所经历的磨难和温暖，他说他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本书翻译好。在这之前，意大利语版的《云中记》已经出版了。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也读很多书，但一些读书方法是不对的。为什么？你应该从你自己熟悉的知识体系出发。知识是互相勾连的，就像一颗石子投在水里，水的涟漪是环环扩大的。阅读是要帮助人建立可靠的知识链接，而这个链接是从每一个阅读者自己的爱好出发的。

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个历史事件为例：历史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引发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为什么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开始了大航海？我们中国人曾经也航海，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后来停止航海了？除了哥伦布，还有哪些有名的航海家？这些问题就在你读书的时候自然而然产生了，它们指引你寻找下一本书的线索。不仅是政治、经济、历史，还有地理、人文、宗教，这个世界就这样一层一层地在你面前打开，这就是新的发现，这就是知识体系的建立。

所以，读书是为了把一个世界打开，读书是一个开悟的过程。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熟悉这个世界，但是通过阅读，通过知识的链接，你会发现，原来它比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更精彩、更丰富。

（据《解放日报》 讲述：阿来 整理：夏未凉）

延伸阅读

阿来，男，藏族，四川省作协主席。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18年，中篇小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使其成为“双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