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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以权力谋学位 教授以学历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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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28 日 星期    【打印】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 教授以学历谋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权学交易内幕
  巾对币说:“老公,戴上博士帽你可就身价百倍了哟!” (资料图片)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原始冲动

  今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据传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5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迅速增长。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又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据记者多方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行政机关真的需要这么多博士吗?有关专家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本科学历足以胜任。既如此,众多官员为何对博士文凭情有独钟?

  据记者调查,官员攻博主要有四种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作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葛剑雄认为,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

  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

  官员攻博,最大难题就是学习时间无法保证。许多官员所在单位与攻博学校并不在一个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里。按照我国行政机关每周5天工作制,对于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听课的官员而言,很难在两天之内往返千里去聆听导师的教诲。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证听课时间,攻博官员的学习时间也只占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员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毕业得还要快。

  葛剑雄感叹:作为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我深知,要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非易事。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者金钱的介入。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

  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河南省一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记者,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某大学一位教授向记者透露,因为带了两名官员博士生,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儿子被安排到某重要单位工作,博导夫妇每年都被邀请到“官员博士”所在市的国家级风景区度假。这位博导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两名“学生”,一名“赞助”了装修费用,另一名赠送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丰厚的回报对该校其他导师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一些导师也开始自降身份,有意识地招收官员学生,并在入学、考试、论文等方面主动帮忙。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国家的耻辱”:权学交易歪风亟待刹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有限的教育资源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学者被排斥,“劣币驱逐良币”,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信任危机。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著名高校的个别专业和身怀学术良心的学者,已明确提出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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