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对币说：“老公，戴上博士帽你可就身价百倍了哟！” （资料图片）

　　近年来，在中央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很多地方在选拔干部时，已明确把博士学历作为一个优势条件。然而，这一原本体现国家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良好举措，却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走了形、变了味，“博士大跃进”浮躁之风愈演愈烈。一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将学位化为献媚的礼物，得到了项目、经费和资源，成为“博士帽”批发商；不少官员也凭借职权，将“博士顶戴”轻松加身，以图在今后的提拔升迁中，让“博士帽”兑换来更高级别的“乌纱帽”。

　　提拔升迁是官员攻博原始冲动

　　今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王益据传被“双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葛剑雄对王益的博士学历提出了一系列质疑：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从理论上讲，要修完一门课程就得定期到学校听讲并参加考试，王益任职单位在北京，西南财经大学在成都，学校不可能派人到北京为王益单独上课或单独命题考试，王益上课和考试是如何完成的？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博士生需要3年多时间才能拿到学位，在职博士生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王益为何能比正常学制的学生还要早毕业？如果王益真的按规定上课，参加论文撰写和答辩的各个程序，就必须每周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旅费是自己出还是花了纳税人的钱？

　　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于1983年5月，此后25年间，在校博士生数量和博士学位授予量迅速增长。根据教育部统计公报，1998年，我国在校博士生45246人，到了2004年，猛增至16.56万人，个别年份新招博士生超过5万人。来自国务院学位办的最新统计显示，2007年我国的博士授予数量超过美国，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这场“博士大跃进”中，官员攻博又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态势？据记者多方调查，一些国家部委领跑了“官员博士化”进程，有的部委博士比例已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左右。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省份，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官员攻读博士几乎成为潮流。

　　行政机关真的需要这么多博士吗？有关专家认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管理，除了个别专业性岗位外，大部分行政岗位本科学历足以胜任。既如此，众多官员为何对博士文凭情有独钟？

　　据记者调查，官员攻博主要有四种心态。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感到还有知识欠缺，希望通过攻博开阔视野，提高对专业领域的研究水平。二是塑造个人形象，把高学历当作光鲜外衣包装自己。三是把攻博作为扩大社交范围，结识更多专家、官员和企业家的机会。四是想用博士学位把自己“武装”成拥有高学历的知识型干部，以此获得提拔晋升的优势条件。

　　葛剑雄认为，官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不需要，但绝大多数官员所追求的，与其说是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还不如说是博士学位的象征意义。是否拥有博士学位往往成为提升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直接导致一些官员对博士学位趋之若鹜。

　　权力侵蚀学历换来“博士顶戴”

　　官员攻博，最大难题就是学习时间无法保证。许多官员所在单位与攻博学校并不在一个城市，有的甚至相隔千里。按照我国行政机关每周5天工作制，对于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听课的官员而言，很难在两天之内往返千里去聆听导师的教诲。就算每周末都能保证听课时间，攻博官员的学习时间也只占全日制博士的1/3。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官员博士生往往比全日制博士生毕业得还要快。

　　葛剑雄感叹：作为负有指导博士生之责的教师，我深知，要获得博士学位，即使原来有良好的基础，也并非易事。就我见闻所及，那些在高官位置上获得的博士学位，很少不含水分，甚至少不了权力或者金钱的介入。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曾经上交了一份“要遏制党政干部的文凭腐败”的提案。蔡继明认为：许多在校生10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透露，相当数量已经获得和正在攻读研究生的党政干部，大多是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手中的职权，动用公款混取文凭。入学考试往往是瞒天过海，或者名义上报考统招生，实际上参加校外班单独考试；或者考试舞弊，甚至根本没有经过考试就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又投机取巧，或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由秘书代听课。在学期考试中，由秘书代考或者根本不考，反正总有办法得到高分。完成整个博士学业所必需的发表学术论文、接受答辩等诸多严格的程序，一些官员也有应对之策，论文可以找人写，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可以提前“做工作”。

　　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很多官员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摘得“博士帽”，由“学而优则仕”而“仕而优则学”，“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

　　高校“文凭钓鱼”演绎学位换资源

　　官员“博士大跃进”引发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的怪现象。

　　某些缺乏独立精神的高校，趁机将文凭化作谄媚的礼物，从入学到毕业，主动为官员们设计了一条秘密“绿色通道”，入学考试一般都是学校单独命题，有些高校甚至打出了“免试入学”的旗号，不断扩大官员博士招生规模。一些在职领导干部也投桃报李，利用手中握有的各种项目审批权，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搞起权学交易。

　　官员以权力谋学位，教授以学历谋资源。河南省一位曾获得某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副市长告诉记者，博导与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双赢合作”。有了这层“师生关系”，导师不仅可以顺利拿到很多科研项目，而且能借助官员的行政权力获得诸多社会资源。

　　某大学一位教授向记者透露，因为带了两名官员博士生，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的儿子被安排到某重要单位工作，博导夫妇每年都被邀请到“官员博士”所在市的国家级风景区度假。这位博导在郑东新区买了一套新房子，两名“学生”，一名“赞助”了装修费用，另一名赠送了一套家具和电器。丰厚的回报对该校其他导师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一些导师也开始自降身份，有意识地招收官员学生，并在入学、考试、论文等方面主动帮忙。

　　郑州市某高校一位副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虽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学校其实无力抗拒拿文凭换利益的“官员博士化”。因为学校需要主管部门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的教育、财政等部门，你不做别人做，结果不仅会被上级“穿小鞋”，而且还会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

　　“国家的耻辱”：权学交易歪风亟待刹住

　　“官员博士化”的迅速膨胀，不仅加剧了官员群体升迁道路上的彼此攀比，更加剧了权力腐败和学术腐败的媾和。有限的教育资源被大量消耗，真正的求学者被排斥，“劣币驱逐良币”，使人们对国家教育制度产生了信任危机。

　　著名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痛斥中国高校的学术腐败是“国家的耻辱”。很多教育界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尖锐地指出：官员“博士大跃进”中的种种权学交易，为一些不学无术、滥竽充数的官员提供了升迁的台阶，伤害了那些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的学生，使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

　　令人欣慰的是，为了捍卫博士学位的尊严和品质，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对招收在职博士生提出严格要求，包括引入匿名评审员制度、论文评审公示制度等。一些著名高校的个别专业和身怀学术良心的学者，已明确提出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一些党政机关对干部文凭腐败现象已有所警觉，在公选干部时，对需要拥有博士学历的岗位，提出了必须是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的要求。             （据《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