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冷文同志去世已近两年。两年来，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脑际闪现，诸多往事历历在目。

　　（一）

　　我与冷文相识缘于方志。那是1981年，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在洛阳等地首先展开，作为编委会副主任，我参与了市地方史志编辑机构的筹建与工作规划，而冷文同志也从市文联调来，被市委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参加了编志工作的草创。

　　冷文编修方志是合适的。作为抗日战争后期洛阳文坛的知名诗人，他的文字功底深厚；作为洛阳老城“李家学屋”的第四代传人，他的史学功底更是常人难以企及。初见冷文，我感觉他文质彬彬，颇为健谈。共事前，我略知他的经历，知其几十年历经坎坷；共事后，我在政治上信任他，工作上支持他，生活上关心他，人格上尊重他，很快便赢得了他的信任。我发现，冷文虽然在政治上受了几十年委屈，但从无怨言，干工作兢兢业业，做学问踏踏实实，一心一意把党组织交给的事办好。

　　冷文在洛阳新地方志的奠基时期是有突出贡献的，可以说是洛阳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拓荒者之一，尤其在挖掘抢救洛阳近、现代史料方面更是功不可没。洛阳战略位置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历经战乱，洛阳近、现代史料缺失颇多，作为一名方志学者，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抢在时间前面，将散落于洛阳民间的史料尽快挖掘整理出来，不然，随着时间流逝和当事人过世，这些活的历史将永远被时光湮灭，而这，将给洛阳5000年文明史尤其是近代史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于是，在1982年洛阳市志编委会创建之初，他便倡导市志特约撰稿人制，拉出一张百余人的名单，将他们聘为特约撰稿人。百余人中，不仅有老教师、老学者、老记者、老党员，还有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士及宗教人士，可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这些人撰写了大量历史文献，大多是亲历亲为，填补了洛阳近百年来史料的空白，解决了不少历史疑难问题。近十几年，我一直在搜集整理山西赵城县的革命史资料，对“历史需要抢救”这句话理解颇深。如今，这百余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而冷文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做的抢救性工作的重要价值便凸显了出来。

　　（二）

　　我与冷文的交往持续20余年，经历了从同志到挚友再到学友的过程，关系质朴纯净，没有掺杂任何庸俗的东西。相交这么多年，冷文从未开口让我为他办过私事，也从未提过生活待遇上的问题。冷文曾说：“在共产党的领导里，你是我的朋友。”作为一名非党同志说出这样的话，让我深受感动。

　　冷文重情。我观察，他与朋友交往，清淡如水，以道义相交，以志趣相投；老友故去，他又情重如山，念念不忘。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他写的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关于追记洛阳历史的文章，一是怀念故友的文章。这些文章文辞清丽、饱含深情，读后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戴苍奇是位书法家，是冷文的老朋友、老邻居、老知己。戴苍奇去世后，为了编纂《戴苍奇文存》，冷文不顾病体，日夜劳作，致使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做了开颅手术后，病体尚未痊愈，就又握笔继续编写。此书主编之一马月玲在该书《后记》中说，冷文“笃于信义、忠于友情，使我们深深景仰”。

　　冷文的重情重义、冷文的兢兢业业、冷文的与人为善，让我和他从同志关系逐渐升华为挚友关系。20多年来，逢年过节，我们必互致问候。他因病在郑州大学一附院住院，我专程前往郑州看望。2007年春节时，久不出门的冷文叫儿子燎原开着车，载着他和老伴儿到市委家属院看望我和宗树铮同志。当时，他因病无法上楼，我们便冒着寒风站在院子里互致新春问候，冷文夫妇、树铮夫妇、我和老伴6人合影留念，这成为我和他的最后一次合影。回想起春节时的情景，其情犹温，而冷文却与大家阴阳两隔。翻看着照片，不禁让人唏嘘感叹。

　　冷文的渊博让我们从挚友又变为学友。我只读过两年多书，虽然参加革命以后一直不断学习，但在文字水平和历史文化知识方面与冷文比差距还是较大的。于是，我经常向他请教，尽管他比较忙，但也要放下手头的文稿，挤出时间给我讲解，有的口头说不清，还要费力尽心搜集资料，并整理成文字提供给我。1991年年初，我请教他繁体“縣”字左上方框内到底是两画还是三画。冷文集3000年来“县”字的种种写法25种，工工整整地写清复印交于我。我感慨于冷文的精细与认真，也为他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感动。一次，我向他请教隋唐大运河的情况，他查阅资料后，不仅清清楚楚地将有关史实誊写给我，后面还附有一张他亲手绘制的大运河示意图。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和老师怎不让人如沐春风、受益良多！作为纪念，这两件文稿仍保存在我书架的文档袋里。这是冷文治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我们俩友情的见证。

　　冷文一生爱书，他在河南科技大学一附院住院时，我带着自己新编辑出版的《红色记忆铸丰碑》和几张与他的合影去看望他，想把书赠给他让他高兴一下，谁知冷文已处于昏迷状态。我把书交给他的女儿宇红说，等冷文同志身体恢复健康后，再翻阅此书。

　　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我埋怨自己这本书出得太晚了。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冷文与我，便是这样的纯净挚友。得此知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