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记者 张亚武 据资料翻拍

　　洛阳是我国著名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先后有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13个朝代在此建都，是我国建都年代最早、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古都。因此，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才留下了“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的千古感慨。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百废待兴，但国家依然把文物工作放在重要位置，洛阳因为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而被众多考古工作者视为“风水宝地”。当时，全国大批考古工作者来洛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五大都城遗址的发现就是代表。而在五大都城遗址中，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也最令世人关注。

　　发现二里头遗址

　　“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这句话千古传诵。但在传世文献中，中国最早的确切纪年，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便是模糊一片，以致近代一些疑古派学者干脆说：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及夏、商、西周三代根本不是可信的历史，而只是一种传说或神话。

　　1928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和大量甲骨文及其他商代器物的出土，殷墟在考古学上作为商文化已成定论。商文化找到了，那么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是否也可以通过考古学找到呢？

　　1959年，我国夏文化考古取得突破，突破口就是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该遗址的发现者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

　　在回忆录中，徐旭生记述了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戏剧性过程。

　　1959年春夏之交，72岁的徐旭生就凭“伊洛竭而夏亡”这一句话，带着助手徒步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伊洛平原上，苦苦寻觅文献记载中的“夏墟”。一日，当他们途经当时的偃师县境内、准备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来到了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外，徐旭生停下来四处转悠。一位正在田里劳动的农民见状，以为徐旭生丢了什么东西，就上前询问。徐旭生乐了：“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这位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里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位农民不以为然地说：“陶片，这里多的是，还有完好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设时挖出来的。”徐旭生一听，忙央求农民带他去看看。

　　这位农民将徐旭生领到村东一片田野中。果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片，还捡到一件完整的陶器。

　　来到洛阳考古工作站，徐旭生将调查情况告知了工作站站长赵芝荃。第二天，赵芝荃等人随徐旭生来到二里头村外时，当地农民仍在田野里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他们来到农民正在挖掘的一个水塘边，发现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水塘壁上更是布满了陶片。他们用手一摸，这些碎陶片便哗啦哗啦地四散跌落下来。

　　这个情景让赵芝荃等人兴奋异常，在以往的考古调查中，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

　　离开水塘之后，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头村的四周作了详细调查，估计了此遗址的范围。从地理环境、历史渊源、遗址范围及发现的遗迹、遗物，徐旭生认为这里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帝都。

　　赵芝荃等人回到洛阳工作站之后，很快向中科院考古所写报告，请求率部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以赵芝荃为首的十余人与河南省文管会派出的一个专门由女性组成的“刘胡兰小组”，几乎同时进驻二里头遗址展开发掘，拉开了二里头遗址长达50年的考古发掘的帷幕。

　　二里头遗址：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王朝都城遗址

　　如今，在二里头遗址旁边有一个院落，这里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的办公地点。50年来，新中国老中青三代考古工作者甘居荒郊野外，在二里头遗址孜孜不倦地进行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其发掘持续之久、参与人数之多、成果之丰、影响之大，在国内除了安阳殷墟几无比肩者。

　　说起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成果，如今的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博士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总结：“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和双轮车辙以及绝无仅有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把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二里头遗址发现后，有关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成为学术界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发现该遗址的徐旭生在调查报告中认为，这应该是商汤时代的都城“西亳”。后来，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分为几期，前面是夏文化，后面是商文化。最后，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其性质都是夏文化。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

　　“二里头遗址是解决夏文化问题的关键遗址，没有哪个遗址能够取代二里头遗址，以往是这样，将来也很难改变”。现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曾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杜金鹏认为，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唯一得到学术界公认的夏代都城遗址，因而成为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态的重要对象，在夏代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

　　杜金鹏说，二里头遗址的城市布局、大型宫殿建筑群等，是学术界探索夏代都城和宫室制度的唯一实物资料。在这里发现的青铜冶铸作坊和青铜器，为研究夏代冶金技术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珍贵资料。其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是讨论夏代礼仪制度的实物史料。

　　其实，二里头遗址的价值远不限于夏文化。许宏说，二里头遗址的面积约3平方公里，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也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为耀眼的明珠，被学者誉为“华夏第一都”。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了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可以说，二里头遗址的历史价值远远超出了“夏代”的范畴，而给予后世的中华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二里头遗址太重要了，比秦陵、比兵马俑重要得多！因为秦王朝的存在没有疑义，‘夏’却还是个中华千古谜，一旦突破，这是要开中国文明先河的啊！”许宏说。

　　五都荟洛 举世罕见

　　就在考古工作者数十年孜孜以求在二里头遗址探索的时候，1983年，偃师境内的另一项重大考古发现震惊了学术界，那就是偃师商城遗址的发现。

　　1983年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段鹏琦等人在配合首阳山电厂基建选址过程中，在如今的偃师市区西部、距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段夯土城墙，随即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局部解剖发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大型古城遗址。该古城遗址的形状为长方形，其中南北城墙长达1700米、东西宽约1215米。另外，考古人员还在城内发现大型建筑夯土基址群，并认为这些基址群中一座近似方形的小城是宫殿区所在。

　　另外，考古人员还在该遗址发现了大量具有商代郑州二里岗时期文化特征的遗物，由此初步推断该城的年代与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相当。而最令发掘者为之激动和振奋的是，有一条不起眼的干河沟贯穿该城址，当地居民世代唤其为“尸乡沟”。而《汉书·地理志》在河南郡偃师县条下明确记载：“尸乡，殷汤所都。”

　　根据这些发掘成果，专家提出，偃师商城具有都城性质，很可能是商汤灭夏后营建的第一座都城“西亳”。

　　偃师商城被发现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震动。《参考消息》报道说：中国的克里特岛发现了！日本《读卖新闻》头版头条刊出了“成汤西亳发现”的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1983年世界十七大发现之一。

　　1996年，我国启动了“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因为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后期的都城遗址，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所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这两大遗址成为夏商断代的重要突破口。

　　在二里头遗址和商城遗址发现前后，考古工作者还在洛阳相继发现了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这五大都城遗址分布在洛河沿岸东西不足20公里的范围内，人称“五都荟洛”。这些大遗址密度之高、规模之大、时间跨度之长，不仅在我国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都城史上也极为罕见，它为研究我国古代都城发展演变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因而具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市文物局局长郭引强说：“洛阳作为千年帝都而享誉国内外，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些大遗址的存在。这些价值突出的大规模遗存，是我国早期都城遗址最杰出的代表、中华五千年文明最重要的物证，直接揭示了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2006年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在全国重点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中，我市占5处，其中就包括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4处都城遗址。

　　几年来，我市抓住这一机遇，先后实施了汉魏故城阊阖门遗址和隋唐城定鼎门、宫城核心区以及偃师商城西城墙等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力求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在洛阳建成3至5处考古遗址公园，让中外游客通过这些历史遗迹及遗物，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与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