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冶市二医院

80多名患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

    武汉市江夏区湖泗镇38岁的张凯（化名）感染艾滋病，目前的证据确认很无辜——起因于12年前一次车祸中受伤，被就近送往位于大冶金牛镇的大冶市二医院救治，输血感染。发现很偶然，如果不是去年9月15日的一次抽血检测意外发现，他可能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

本月17日，4个月索赔达不成协议的他，给晨报打来求助电话，诉说他的际遇和求助碰壁的前前后后，希望晨报记者介入调查。

18日，记者前往江夏区湖泗镇张凯家时，他正在街头晒太阳。

1997年3月28日，他驾驶的小货车翻车，头部受伤严重，被送往大冶市二医院住院救治，多次输血。

伤愈出院后，他身体变得虚弱，肺炎、感冒、结核病等疾病轮番袭击他，前后花去7万多元医疗费，总是治不断根。

去年9月11日，他突然咳嗽、胸闷并昏迷，经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抢救，被诊断为严重肺部感染。医生获悉他曾在大冶市二医院输过血，血检结果确诊其患有艾滋病。

这个意外消息让张凯头皮发麻，生不如死；妻子当场瘫倒在地。万幸的是，张妻与15岁的儿子经检测排除感染。

疾控中心排查后，确认与那次车祸后到医院输血有关。随后，张凯获得了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治疗。

打击 村民恐慌搬家

张凯患艾滋病的消息传开后，他和家人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巨变——除了几个亲朋好友外，村民基本上与他家断绝了往来。儿子在学校也受到影响，张凯只好将儿子转到外地上学。

张妻称，丈夫是家中的顶梁柱，以前丈夫跑运输挣钱，现在她不求丈夫赚钱养家糊口了，只求丈夫好好活着。

张凯的邻居杨婆婆称，得知消息后，村民们都很紧张，大家心里比较害怕，都尽量避免跟他们接触。虽然疾控部门和村卫生室的工作人员反复宣传不要歧视艾滋病患者，也再三强调艾滋病只有血液、性、母婴三种传播方式，但还是有几户村民信不过，将家搬走了。

无奈 讨说法没结果

去年至今，张凯和妻子多次前往大冶市二医院讨说法。该院负责人承认张凯感染艾滋病是在该院输血引起，承诺一次性赔偿10万元，并承担此后并发症治疗费用。张则提出了补充意见，要求该医院每月提供生活费600元，并负责安排他未成年的孩子将来到该医院工作。双方谈判多次，未达成一致意见。

张妻称，在这家医院感染艾滋病的很多，最早找该院讨说法的一位患者一次性获得补偿19万元，每月500元生活费，后期治疗费也由医院承担，并安排患者孩子到该院上班。

18日，大冶市二医院副院长徐春阳对来访记者介绍，最初并未意识到患者会那么多，才满足了最初患者的所有要求，后来医院感到承担不起，2007年下半年，该院将赔偿标准改为一次性赔偿9万~10万元，终身免费治疗并发症，近40名患者表示接受此种赔偿，而且这个赔付标准比好多地方要高。

可怕 感染者近百人

徐春阳说，这么多病人在医院感染艾滋病，与该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患者输入不洁血液有关。

上世纪90年代，该院使用的血液一部分由大冶市血站供应，质量有保证；另外一部分血源则由该院自行向卖血者采集，金牛镇有几名农民常年向他们医院供血。这几名农民中有四五人曾前往河南卖血，染上了艾滋病回家后，继续向他们医院供血。该院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携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输入到前往该院接受手术的患者体内。其中1996年到1997年在他们医院做手术时接受过输血的患者中，80余人感染了艾滋病，还有人将艾滋病传给了妻子或孩子，总人数近百人，主要分布在金牛镇及周边。

徐春阳介绍，该院已借款800多万，用于一次性赔偿患者。而且为了赔偿这些患者，自2003年来，该院发给员工的绩效工资逐渐递减，医院发展也遇到严重困难。医院詹医生工作了20多年，他证实7年前开始，月工资一直是1000多元，没有增加过。

希望 当地政府介入救助

目前，就大冶市二医院该如何赔偿张先生一事，大冶市政府、金牛镇及江夏区相关部门已介入，将于今日前往金牛镇大冶市二医院现场协调。

大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林介绍，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对艾滋病患者非常关心，对其本人及其家庭进行全方位救助。每次患者与大冶市二医院就赔偿发生争执时，该市相关部门都会及时介入协调，该市对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救助工作已制度化，日常化。

据了解，大冶市是全国首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2004年4月，该市被列为全球基金艾滋病防治项目县。（据腾讯网）

  重庆200名教师

  阻止野蛮施工11人被埋
    导读：因施工队的挖土机越过重庆奉节中学的边界，约200名老师试图保卫学校的疆土；但挖土机不断挖空的地基导致地面下陷，11名老师被埋。网帖称施工队老板曾叫嚣“死一个不过赔20万元”。

施工队的挖土机越过学校的边界，约200名老师成排站在山坡的边界附近试图保卫学校的疆土；但挖土机不断挖空教师脚下的地基，导致地面下陷3米，11名老师被埋，其中6人送院治疗。这悲壮的一幕17日中午发生在重庆市重点中学———奉节中学。

老板：不让开的挖死活该

前晚，有网友在天涯社区发帖披露此事并上传不少现场图片，帖子说面对站在边界上的老师，施工队的老板对挖土机司机下令：“给我挖，不让开的挖死活该，死一个不过赔20万元。”

被埋的物理老师柴海云昨天向记者证实，此话他亲耳听到了，是施工队挖土机的老板说的。另一位老师也证实，因为该老板说话时与老师们站得很近，很多教师听见了。老师们特别气愤，表示“就是不走，你们来挖吧”。结果，挖土机继续向前挖，十多分钟后，发生惨剧。

老师：大家想退都来不及

据网帖和奉节中学一些老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奉节县某投资公司要在学校旁边建“安居工程”，本来双方确定了边界并在地面上划好了红色线，但负责后勤的向老师前天上午发现施工队挖过界了。向老师就站在土上阻止他们继续挖，结果他们用挖土机把向老师周边土地挖空，向老师摔下去了。有老师将此事写在黑板上，老师们看见了群情激愤，因为之前已有某集团在附近施工时侵占了学校一部分土地。约200个老师赶到工地与施工队协商，叫施工队停下。但施工队说某集团占了土地，他们也要占；并说某投资公司是政府的，要求学校服从。

据介绍，当时学校打电话给“110”报警，“110”来后又走了。县政府也来了两位工作人员，要求施工队暂停在有争议的范围施工，但工作人员走后施工队继续施工，约20分钟后，中午1时50分左右，就出事了。

柴海云说，老师站的土地的下面被掏空了，已相当危险，这时挖土机才停下来，老师们发现地面出现裂痕，想退都来不及了，11名教师掉了下去。3名教师在最下面，被土围住了，连头都陷进土里。周围的老师赶紧把他们从泥巴里挖出来。被埋的陈老师的鞋子陷在土里拔不出来，只好光着脚走开。一名老师说，当时其正被深埋在下面时，上面滚来一块石头，还好柴海云和教地理的赵老师用身体挡住了，否则砸到其头上肯定没命了。6名教师被送入县人民医院治疗，其中柴海云被鉴定为肋部骨折。

县外宣办：老师“伤不重”

奉节县外宣办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掉下去的老师“伤不重”，具体情况可问学校党委书记和某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然而，记者电话联系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未果。某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则称“不了解情况”，并很快挂掉电话。

同题报道：网帖曝11老师被挖机埋掉 施工方称其自己进坑

潇湘晨报滚动新闻记者又致电奉节宏安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证实确有奉节中学老师在该公司施工时被埋一事，但他同时表示老师的部分说法不实。“当时我们没有说过什么‘挖死一个20万’的话。是这些老师自己越过了警戒线，自己走到坑里面被埋的。”他说，公司的人看到网上这些帖子感到很气愤。（据腾讯网）

  中国人每10年创造一个韩国

  回报与贡献太不匹配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日前表示，中国老百姓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回报与贡献却并不匹配。如果以GDP衡量，中国百姓每10年创造一个目前的韩国，而中国居民净资产仅相当于GDP的不到2倍，远低于国际水平…

　　哈继铭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高达10%。勤奋的中国老百姓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老百姓所得到的回报与贡献却并不匹配。

　　以GDP增量来衡量，中国老百姓平均每两年就再造一个1978年的中国；每10年创造一个目前的韩国，每11年创造一个加拿大，每19年创造一个法国，每22年创造一个英国，每26年创造一个德国。但在居民财富上，主要发达国家居民净资产相当于其GDP的4-5倍，而中国居民净资产仅相当于GDP的不到2倍，远低于国际水平。

　　有人将中国人财富水平低归咎于人均GDP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今天的中国人均GDP与1972年的美国相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当时美国居民净资产已达到GDP的3.5倍，远高于今天的中国。这显示中国居民资产价值有极大的增长空间。

　　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失衡，是老百姓财富水平低的主要原因：由于国企依靠垄断地位获得大量利润，过去30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经济成果并没有在政府、企业与居民三部分间公平分享——由于国企通过垄断地位获得大量无须上缴的利润，而政府保持较高的税率，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多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增长均显著快于居民收入，导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由1998年的53%降至目前的39%，远低于美国56%的水平，导致居民财富较低。

　　另外，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导致中国老百姓财富增长滞后：国际比较显示，中国老百姓的金融资产结构畸形，绝大部分集中在银行存款上。众所周知，银行存款在中国并不属于能增值的资产，甚至连保值都做不到，因为存款利率经常跑不赢CPI——2003年存入银行的1元人民币，用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计算，5年之后2008年实际仅值0.985元，贬值了1.5%。如果老百姓都以存款为主要金融资产，自然无法取得财富增值。但这对政府似乎是有利的，因为老百姓的巨量银行存款可以贷款的形式“为国所用”，譬如使得中国有能力发放巨额信贷来推动投资和应对金融危机。中国股市充满“政策市”特征而大起大落，经风险调整后的股市回报尚不及银行存款利率。

　　这造成中国居民财富无法得到应有的增值，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老百姓的贡献很不相符，同时也抑制了中国老百姓的消费意愿。展望2010年，通胀预计从现在的-0.5%上升400个基点至3.5%，而银行存款利率难以同步上升，负实际利率现象又会再次出现。

　　从政策启示上来说，政府应为居民创造更多投资渠道和财产性收入；实施国企上缴红利，政府减税、增加对居民转移支付，促使经济成果的分配中更倾向于居民，这样方能给居民财富提供升值的渠道，起到促进私人消费、减轻投资/消费率失衡的效果，才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低收入阶层超70%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王羚

　　当经济增长的成果可以公平地分配到不同阶层时，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其内部状态是良性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使收入两极分化，也使收入流动性僵化，也就是说，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

　　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如何使穷人更有可能脱贫致富，进入更富有阶层？长年在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李实尽抒己见。

　　收入分配不公加剧贫困

　　CBN：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患寡，患不均”，收入分配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寡”和“不均”都不是好事。您的研究领域是收入分配与贫困，这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李实：应该说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三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方面成绩很大，也赢得了国际声誉，但是贫困问题仍然很严峻。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的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约在2亿人。

　　中国在未来5到10年，面临着艰巨的反贫困任务。贫困的状况和变化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收入增长，一个是收入分配。收入增长成果如果不能公平地分配到各个人群中就会导致更多贫困。所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与反贫困联系在一起。

　　CBN：怎样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效地减少收入分配差距？

　　李实：政府制定合适的反贫困战略，并通过各种再分配政策使得贫困人口的收入逐步增加。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对贫困认识的转变问题。过去中国的反贫困战略主要针对绝对贫困，现在通过多年努力，绝对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全国城乡每年有7000多万人可以享受低保。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的反贫困战略重点要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上。这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意义重大。

　　收入分配改革亟待共识

　　CBN：现在各界都在期盼发改委酝酿了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但是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好像情况并不乐观。据说在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还没有形成共识。您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李实：现在收入分配问题需要解决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在解决方式上确实意见不同。比如是不是要加大再分配政策调整收入的力度？有人赞成，有人就担心影响经济增长，造成效率损失。比如要不要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就有不同意见。要不要引进新的税收手段，比如遗产税、物产税，意见也不统一。

　　但是，如果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前面的共识也就没有意义了。

　　CBN：在这一片意见不统一当中，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改变的前路到底如何？改变真的就这么难？

　　李实：未来政策取向和政策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就业就不会有问题。增加就业就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经济增长，政府会有更多财力来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在现有利益格局之下，很难对存量财富进行改变。但可以在增量的一部分中，增加再分配手段的力度。比如在近几年增加的教育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在农村教育中。

　　所以说，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变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方式不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冲突，但是效果比较慢。（据搜狐网）

   部委高官调整现人事改革动向

   重基层和女高官是关注点

人事任免

岁末年初，继地方省委书记大换班后，多个部委高官也密集调整，涉及中共中央及国务院系统多个核心部门。

在两次党代会之间的“届中时段”换新，进行部分省、部级高官调整，已渐成常规。在十六大和十七大之间的2004年12月，中央亦进行了省、部官员的中期集中调整。此轮部委高官调整，正值《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发布，地方与部委的交流趋势明显，女性高官的比例也颇为引人注目。

　　副职密集调整

1月4日，元旦后第一个工作日，国务院发布任免公告，集中进行部委官员调整。

外交部方面，部长助理崔天凯、大使傅莹、大使翟隽三人出任副外长，免去何亚非、武大伟的副外长职务。

上海海关关长孙毅彪，接替孙松璞，担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罗黎明，接替杨健强出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国新办七局局长董云虎同时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另据财政部网站去年12月30日、1月4日消息，财政部办公厅主任胡静林、经济建设司司长王保安升任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刘建华调任财政部纪检组长。

党务系统方面，还有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主任常荣军升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副秘书长赵涛升任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主任张树军晋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

另外，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投资部主任刘昌林晋升理事会秘书长，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庄聪生晋升副主席。

另外，青海省省长宋秀岩因另有任命，辞去青海省省长职务，由现年55岁的经济学博士、青海省委副书记骆惠宁出任青海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张穹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刘燕华的科技部副部长职务被免去。

“此轮调整，一定程度上是十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内容常规化的体现，一是严格干部离退休制度，二是干部的知识化与年轻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200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提出，干部队伍要实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坚持和完善退(离)休制度。

从履历上看，刘燕华将在3个月后年满60岁，而武大伟、杨健强、孙松璞、张穹均已超过60岁。而新任者多符合知识化和年轻化的要求。比如新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孙毅彪，其学位是博士，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的兼职教授；而国新办副主任董云虎则曾是中央党校教授。新任青海省省长，两位新任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王保安则不但均为“60后”，学位亦均是经济学博士。

毛寿龙说，“60后官员更替是正常现象，之所以受到关注，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实行行政化任命干部制度，选拔主要看几个硬性标准，如学历、履历、年龄等，任职年龄往往层层递减。若是选举、提名官员，则不应当有年龄限制，主要看其专业能力和在某些领域和区域的治理水平。”

此前的2009年11月20日、21日，全国组织部长学习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提出，要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把最优秀的干部用在最关键的岗位”上，干部队伍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这也是为《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新《纲要》)预热。新《纲要》试图打破人事任用的新形式主义，“下一步党政干部制度改革中需要重点突破的，第一项就是规范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逐步形成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

尤重基层

从基层一线选拔任用干部，是新《纲要》的任务重点之一，也是200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提出的“重视领导干部地方交流”的延续与深化。

此轮调整，部委和地方之间的交流明显。比如，罗黎明、孙毅彪、王仲伟均从地方调往部委。2009年末省部级集中调整中，财政部部长助理张通外放湖北省副省长，农业部长孙政才调任吉林省委书记，吉林省长韩长赋则接任农业部长。

新上任的国家民委副主任罗黎明是广西来宾人，壮族，历任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书记，贺州地委副书记，2002年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2003年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等职。

基层宣传出身的罗黎明深谙公众舆论之道。其升任广西民委主任后，多次通过媒体向公众释义《民族区域自治法》。罗本人也注重“网民意见”。2009年3月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罗黎明出席全国人大代表与网民在线交流会时也不忘宣传，“2008年，广西修订广西壮族自治区非公经济条例，就从网上搜集到了480多条意见。”

新任海关总署副署长孙毅彪则有丰富的基层履历，2001年以来先后任合肥海关党组书记、关长，南京海关党组书记、关长等职，2004年任上海海关党组书记、关长。其后几年，作为海关关长，孙毅彪鼎力支持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2009年11月10日，孙毅彪递补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

2009年年底就任农业部部长的韩长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90年任共青团中央常委、青农部部长，后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厅副主任，农业组副组长。2001年8月，韩长斌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不言而喻，其专业优势在宏观经济和农业发展领域。在中财办及后来到农业部工作期间，韩长赋曾考察中国半数以上基层县市，他曾说，“有些省百分之六七十的县我去过。”

2006年12月，韩长赋调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吉林省是中国农业大省，粮食生产居重要地位。期间韩长赋多次考察吉林省各县农机下乡和吉林农业大学的科研工作。

“专业化垂直化的部委一般少有调进调出，一些地方调动也多用挂职形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为，“而此轮省、部级官员调整中，从多数官员近十年的履历看，重要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十分明显。”

刘旭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中国不是联邦制，也不是地方自治，而是民主集中制度。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向来是重点，基层经历也成为干部提拔的必要条件。”
女性高官折射社会成熟度

本轮调整中，女性官员格外引人注目。

中央政研室秘书长赵涛、财政部纪检组长刘建华、副外长傅莹都是各自系统知名的女性高官。赵涛是中央政研室第一位女秘书长，刘建华曾是中纪委案件审理室第一位女主任，傅莹则是继王海容后第二位女副外长。

备受关注的傅莹是蒙古族人，1998年11月，傅莹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8任大使，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2000年4月，傅莹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是该司建立以来的第二位女司长。此后4年，她经历了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事件，并参与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推动六方会谈。2003年，傅莹出任中国第十任驻澳大利亚大使，2007年4月，调任中国驻英国大使。

最广为人提及的是，在国际热点事件发生之时，傅莹擅长借助媒体平台传达中国声音。如在2008年4月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伦敦传递期间，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亦是火炬手之一。担任火炬手之后，傅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发表了《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的文章，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描述了她对奥运圣火在伦敦、巴黎的传递遭到干扰的心境，向世界传达了更客观的中国声音。

而早前，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孙春兰空降福建，成为当前唯一的女性省委书记，同样引起了媒体极大关注。有丰富政工经验的孙春兰多年来与台湾政经各界接触颇多，在处理涉台问题上也被称具有创新意识。

“女性党政领导人才数量有限。”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认为，女性大多分管科教文卫，地方上出于对GDP硬指标的追求，难以显现她们的才干，“女高官的普遍出现，要依赖于干部考核与选拔制度的全面改革。”

他在2009年12月特别撰文指出，“通过对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领导干部的数量统计发现，女性所占比例呈现明显递减态势”，因此，应当“明确各级各类代表、委员会以及领导班子的性别结构，逐步提高女性人才的治国理政能力。”

“与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前期相比，女性高官数量确实大幅下降，但这正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欧洲、北美、南非等部分地区，不少议会女议员的比例超过40%，“而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这个时期女性更适合从事专业细致的工作。目前女代表、副职女高官也已经不少了。只有当社会发展到女性能较为普遍地就任正职或是国家领导人层面之时，社会转型才算完成。”（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