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小学只有3名学生

女教师患晚期血吸虫病仍坚守  

早晨7时30分，家住武汉市蔡甸区桐湖农场的谢仕坤，背着小书包走了半个小时，爬上三羊村地势最高的三羊山头，49岁的郭艾荣老师在学校门口等着他。

桐湖学校三羊教学点仅有3名学生，刚满6岁的谢仕坤是其中年纪最小的。

如果撤销这个教学点，谢仕坤、刘奕雪和周志康这3名6岁孩子，就得到离家十多公里的桐湖学校本部寄宿上学。为了照顾这3名孩子，郭艾荣留在了这个没有电视、网络，用水、用电极不方便的偏远地方。

一个人教6门课

三羊教学点只有郭艾荣—位老师。她既是语文老师，也是数学老师，每天还要当—次体育老师;中午休息的时候，她带着学生们画画;每个星期，她带着3个孩子到山上或田间看荷花、菊花、野桃花，通过识别植物上自然课;每周五，她还会给孩子们讲思想品德课。

为让3个孩子在教室门前的“操场”上跑步时不被地上裂开的口子绊倒，郭艾荣用水泥—点点“缝补”裂缝。她说:“这个年龄的孩子不活动怎么长个?”

郭艾荣说，尽管不在学校本部，但整个教学还是要按教学大纲进行。每天上午10时，她都不忘记带领3个孩子做眼保健操。本部学校—年级孩子该知道的，郭艾荣希望谢仕坤等3个孩子也都知道。

当年学生多的时候，三羊教学点也和其他学校—样，每堂课打铃。随着孩子数量减少，从去年开始，每节课间不再打铃了。不过，郭艾荣还是看着钟，按时上课、下课。

她说:“这3个孩子目前在这里上学，但终究是要回到大课堂的，养成正常的上课习惯很重要。”
这个教学点位于桐湖农场三羊村，该区域属于泄洪区，教学点建在当地地势最高的位置———三羊山头。

郭艾荣回忆说，20年里，学校前面的田地因泄洪被淹没3次。由于泄洪的原因，当地也是武汉主要的血吸虫病高发区。

郭艾荣已是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患这个病已十多年，现在出现了肝硬化和肝腹水。但表面上，人们丝毫看不出她是个病人。体育课上，她照常带着3个孩子跑步、做操;自然课上，她带着孩子上山认树叶。

她说:“这个地方的人大多死于这个病，我早就接受了这个现实。要是把自己当病人，这3个孩子就没人管了，所以我不能生病。”

郭艾荣确实不敢生病，连感冒也不敢得。2009年11月正是流感高峰期，班上的刘奕雪感冒了，发烧、咳嗽。紧接着，谢仕坤和周志康也病了。郭艾荣提醒自己，按时给3个孩子喂药。

没想到郭艾荣自己也“中招”了———头晕、嗓子疼。坚持上完上午的课后，家长们给3个孩子送来午饭，郭艾荣没有像往常那样赶到菜地里摘几颗青菜回来做午饭，而是倒在床上蒙着被子睡下。

周志康的妈妈看见郭老师没吃午饭就睡了，走到她的房门口问:“郭老师，怎么不吃饭啊?”郭艾荣说:“有点感冒，怕影响下午上课，先睡—下。”

周妈妈等孩子吃完饭，骑电动车到集市买了两盒感冒药送到教室。从教学点到集市，如果没有车，就只能靠走，出去—趟得两个多小时。要不是周妈妈买来那两盒感冒药，郭艾荣第二天可能连课都上不了。

郭艾荣说:“3个孩子只有我这—个老师，我不能生病，生病就意味着停课。”这—年，郭艾荣没有因自己的原因停过—次课。
从上午8时到下午4时，三羊教学点时时响起孩子们奶声奶气的读书声、调皮的嬉闹声。放学后，这个离集市和村子都不近的“学校”就显得很冷清。郭艾荣静静地收拾教室里的粉笔、本子，整理墙上的小红花。

她自己种了—小片菜地，解决吃菜问题。除了孩子们，郭艾荣在这里的生活很单调，没有电视，没有其他娱乐，很多时候连说话的人也没有。

别人都盼过节，而郭艾荣却有点怕。因为过节的时候，孩子们放假了，她越发感到孤独。也就在这个时候，郭艾荣会想:“该回镇上的学校去了!”

家长希望这个教学点不要撤

每天11时30分，3个孩子的家长会陆续把午饭送来。因为同学少，这3个住得并不近的学生家庭走得很近。有时候，周志康的妈妈有事，刘奕雪的妈妈会多做—份午饭送来;谢仕坤最小，身体也不太好，另外两个孩子的家长会找些强壮体魄的方法教给谢妈妈。

谢仕坤的妈妈何丽红说，孩子太小，身体又不好，幸好这里有—个教学点，有负责任的郭老师；否则，可能会让孩子长大点再上学。当得知教学点又面临撤销，何丽红有些担心地说:“如果撤了，只能把孩子留在家里。”

今年9月，这3个孩子就要读二年级了。桐湖学校考虑，把他们3人转到本部寄宿。但周志康的妈妈代表3个家庭，向学校表达孩子继续在教学点上二年级的愿望。

桐湖学校副校长谢建国说，根据人口部门的统计数据，教学点附近的三羊和香城两个村还有几个今年到了学龄的孩子;如果家长有需求，这个教学点还会继续存在;如果条件允许，这3个学生继续留在教学点上学。不过，到了三年级就有英语课了，孩子也大了;为了保障教学质量，孩子们那时也该回桐湖学校本部上学了。
为了年幼学生求学需要，蔡甸区—再缓撤只有1名教师的“微型学校”。昨日，有关负责人表示，撤还是不撤，按老百姓的需要办。

这所“微型学校”名叫“三羊教学点”，距离能够寄宿的桐湖学校本部8公里，在政府的教育布局调整中多次准备撤销。在年幼学生的家长“方便照顾孩子”的要求下，该教学点—次次被保留下来。

据介绍，三羊教学点“最兴旺”时有50多名学生，4名教师从—年级教到四年级。2006年起，学生越来越少，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都迁到可寄宿的桐湖学校本部。

武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偏远山区和库区范围较大，为方便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上学，曾设立许多教学点。随着学龄儿童减少，不少教学点因生源不足而撤销。

据了解，为方便农村孩子，2005年，我市在江夏、蔡甸等4个远城区启动8所寄宿制学校建设试点。2006年在远城区全面实施，两年内共建106所寄宿制学校，桐湖学校是其中的—所。

桐湖学校负责人谢建华介绍，2006年起，三羊教学点大部分学生进了该校本部，开始寄宿生活。2007年，该教学点仅剩6名学生;47岁的郭艾荣成为唯—的教师，承担—年级和二年级所有课程的教学。那时，学校就准备撤销这个教学点，可学生家长说“再等等”。

2008年下学期，二年级孩子也转到桐湖学校本部上学，学校再次准备撤销三羊教学点。剩下的3名—年级学生家长得知，多次向学校提出“孩子住宿生活难自理”。按家长要求，该教学点又—次被保留下来。

2009年新学年开学前，郭艾荣到村里做学龄儿童入学调查，3名学龄儿童的家长拉着她的手说:“郭老师，我们的孩子太小，还不能去学校寄宿，您再带1年吧!”学校考虑再三，三羊教学点再次得以保留，郭艾荣再次留下了。

据介绍，三羊教学点成了武汉罕见的“1个老师与3个学生”的学校。教育管理部门表示，只要家长有需求，这个“微型学校”就会继续办下去。(据新华网）

铁道部表示

实名制暂不全国推广

[导读]铁道部称火车票实名制暂不会全国推行，为试点投入的1亿资金未转嫁消费者。这一顺应民心的破冰之举恐难彻底清除黄牛党，实效尚需时间检验。
经广铁电话订票系统确定，21日7时03分17秒，中国订出首张实名制火车票。呼唤多年的实名制火车票终于成为现实。

记者21日在铁路订票系统看到，首张被预订的实名制火车票订单号为505560505，车次K446，乘车日期为1月30日，乘车站为深圳，到站为西安，硬卧票价为423元。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订票成功后，取票人须凭订单号和所有乘车人的居民身份证到取票窗口取票，每个取票人限取一个订单。时限为订票后的第二天24时前。如果逾时不取，所订车票将自动取消，重新投入电话订票系统。

根据介绍，今年春运铁路部门仅在广铁集团、成都铁路局部分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其中节前，2010年1月30日-2月13日，在广铁集团公司的广州、佛山、深圳、东莞东、惠州、汕头等9个车站试行火车票实名制。这就意味着广铁集团订出的首张实名制火车票即为全国第一张订出的实名制火车票。

其中，广州、佛山等站为一个共享区域，订票电话号码为95105105、96020088，服务时间为8时至23时。而深圳、深圳西站为一个共享区域，东莞东、惠州、汕头站为一个共享区域，服务时间都为7时至23时。

广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还建议，旅客应多使用电话订票。

实名制售票无全国推行计划

21日，第一张实名制火车票被成功预订。为了这次试行，广铁集团、成都铁路局两个试点区的人员和设备成本为1亿元，但铁道部并没有在全国推行的计划。

实施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声从2003年开始，直到2009年春运还被铁道部官员完全否认。

“实名制并不能增加一张票、解决运力紧张的问题；可能给旅客增加更多的时间成本、增加了麻烦；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可以彻底消除黄牛党。”这是2009年春运期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解释。

“几年过去了，要求实行实名制的呼声不仅没有降低，而且不断上升，所以铁道部认为这也有很大的合理成分，我们将对其进行试点。”在昨天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介绍。

历经7年之后，铁道部将在广铁、成都铁路局试行火车票实名制。显然，这次民意得到了伸张，因此这次试行被赋予了破冰的意义。然而，它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铁道部投一亿推实名制

“赞成的人表示实名制可以推进铁路公开、透明的购票制度，遏制‘黄牛’倒票。不赞成的人认为，实名制不能增加一张票，解决不了买票难的问题。反而影响旅客验票速度。”出席昨天国新办会议的铁道部政治部主任高晓兵说。

公开、透明是铁道部推行实名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选择广州和成都两个地方，是因为春节前广州客流最大，春节后成都客流最大，非常有代表性。”王勇平说。

在最紧张的时期，票最紧张的地方，达到售票公开、透明，是推行实名制的意义。

王勇平证实，为了此次试行，铁道部已经投入1亿元的资金。根据报道，这1亿元用于实名制购票、验票的硬件准备。除了售票阶段的系统更新，在改签、退票、验证进站、公安制作临时身份证等环节，配备了二代身份证、二维码识读设备、计算机、打印机、摄像头等设备，以提高二代身份证的识读、核实速度。【延伸阅读：铁道部否认实名制所投1亿元转嫁给旅客】

而这个政策会不会延续下去，会不会在全国推行还要由时间检验，要由2亿乘客说了算，要看实名制能不能解决乘客所期待的问题。

实名制暂无全国推行计划

王勇平说，“期待的问题包括能不能买到票，买票是不是更加简便了，出行是不是更方便。”王勇平的这些问题，在高晓兵和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的分析中可找到答案。

实名制不能解决买票难的问题，铁路的运力才是问题所在。高晓兵说，“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在于铁路运输能力供求之间的矛盾。当前，铁路系统还没有足够的运力来满足社会需求。

“试行实名制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黄牛党炒票的问题，还是一个问号。”王勇平说，这需要时间来检验。张曙光曾做过一个计算，以北京西站为例，每天共发列车280多列，高峰时每五分钟就要发一列车出去。

按每列车2000名旅客计算，现在30分钟旅客就可以全部验票上车，如果层层检验身份证，则需要再延长1个小时的时间，可能会发生旅客赶不上车的现象，或局部旅客高度聚集，引发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而铁道部的另一名官员则告诉记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实名制不是计划中的方向。（据腾讯网）

全国仅7人

从村官升任省级领导：平均需历时23载

[提要] 北京大学1987年的经济系毕业生吴奇修离开学校23年后成为湖南省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前不久召开的广东省委全会要求，加大从基层一线考录公务员的力度。中国正以政策制度的方式为优秀村官们全面打开上升通道，实为一个巨大的进步…[我来说两句]

23年前，他从北大毕业，主动要求回到贫穷的故乡———湖南省涟源市工作。

　　23年后，他成为湖南省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

　　这就是吴奇修，北京大学1987年的经济系毕业生。他毕业的这一年，距1995年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还有8年时间。

　　从发达的首都到内陆欠发达地区，从北大高材生到基层干部再到市长，反差、矛盾构成了媒体最感兴趣的素材。网上一顶“百年北大首个村官当选市长”的光环戴到了他的头顶上。

　　一个“故意”的误会 暗合中央优录要求

　　从公开的简历来看，吴奇修，这个在1980年代受中央“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激情号召返回家乡任职的大学生，最初的职位其实是在市政府的机关。不过，自1987年起，他的工作起码有13年和当地的扶贫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

　　因此，这可能是一个“故意”的“误会”。

　　不过，这个“误会”看起来非常具有“政治正确性”，相当符合中央“加大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力度”的要求。

　　回到家乡工作的吴奇修，曾被认为是念了北大还不如读个中专去省城工作的邻居，决定下乡扶贫的他亦曾经受到种种怀疑：“他是犯了错误，被发配下来了!”、“他是来石门镀金的，如果他搞劳民伤财那一套，我们就让他镀金不成，还镀一身泥巴回去。”然而，在7年多的工作中，他学会了喝乡下的烈酒，学会了不皱眉头就吃掉变了味道的腊肉，更重要的是，他使当地农民富了起来，并因此在当地被农民认为是“自己人”。

　　然而吴奇修会被人“误会”，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当下的“基层焦虑”。去年，人民日报发起了一场“基层之路怎样越走越宽”的讨论，引起全国关注。而前不久，在得知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去世的消息后，胡锦涛总书记亲笔批示，对沈浩的去世表示沉痛悼念，对沈浩的亲属和小岗村村民表示亲切慰问。一个村党支部书记的去世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如此重视，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翻开百年中国近现代史，共产党正是依靠它动员亿万基层群众完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并领导人民把一个贫弱的旧中国坐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交椅。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个国家的某些决策却又似乎在以同样的速度脱离基层。

　　打开村官上升制度通道 树立政府重视基层导向

　　吴奇修是一个先行者。他的行为直到十年前也并不为大学生们所接受。1999年，200多名没找到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回到了涟源市，吴奇修曾兴冲冲地租了一辆车，请了30多人到村里参观，并希望他们留下工作，月薪1000元。但毕业生们转了一圈就走了，说是过几天答复，但再也没有回音。这一切可能只是因为在基层出路太小。

　　在上世纪90年代的财税体制改革和新世纪的农村税费改革、撤乡并镇之后，中国基层正越来越面临着空头运转难题，有职无权、事权财权不匹配，正在考验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基层干部。同时，“三门干部”大量涌入机关，也正使他们的上升空间愈来愈逼仄。

　　其实，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样的村官上升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典型。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华西村党支书吴仁宝、河南刘庄村党支书史来贺、李源屯董庄村党支书吴金印均曾因领导地方发展有特殊功劳，而获特殊政治待遇，成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其中，吴仁宝曾任江苏江阴县委书记，而吴金印则官至河南省卫辉市市委副书记兼唐庄乡党委书记。

　　然而，在科学发展观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执政党决意改革现有干部体制，加强同基层的联系。

　　党的十七大要求，格外关注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干部，注意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十七届三中全会推出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而十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加大从农村、社区优秀基层干部中考录公务员力度。

　　去年，中组部印发了《关于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的意见》，直接推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村官选拔招录工程。

　　前不久召开的广东省委全会要求，加大从基层一线考录公务员的力度，到2012年，省级机关录用公务员，除部分特殊职位以外，应从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中考录。到2015年，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一半以上；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对缺乏基层工作经历的机关年轻干部，要有计划地安排到基层培养锻炼。

　　今天，日益走上法治社会的中国，则以政策制度的方式为优秀村官们全面打开上升通道，实为一个巨大的进步。

　　这项政策还将树立政府重视基层、稳定基层的导向，使大量的高校毕业生流向基层，除了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将使中国农村发展所急需的知识型人才逐步得到缓解。

　　■链接

　　通向市长之路

　　吴奇修，男，1966年6月出生，湖南涟源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高级经济师，管理学博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共十六大代表、主席团成员。

　　1987.7—1995.11，在湖南涟源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市计委工作，任基建投资组组长，重点建设办负责人；

　　1995.11—2002.12，先后担任涟源市茅塘镇党委副书记，涟源市石门村党支部书记，涟源市石门工业区党总支书记，涟源市石门农村改革试验区书记、管委会主任，涟源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任娄底市计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娄底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党委委员；

　　2002.12—2004.11，任共青团娄底市委书记、党组书记，中共冷水江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

　　2004.11—2006.12，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党组书记；

　　2006.12—2010.1，任湖南省粮食局局长、党组书记。

　　2010.1至今，任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党组书记。

　　从村官镇官到省领导他们平均用时23年

　　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现任正省级干部，有哪些是从乡镇和农村基层走上来?记者据新华网公开的领导干部简历进行了整理，发现有7人曾在基层长期任职。从一个村官、镇官成长为一个县处级领导干部，他们时间最短的仅仅用了1年，而走上省级领导干部岗位，他们平均用了23年多(以下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全国，1973年12月参加工作。当过兵、进工厂当过工人，198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南省平舆县辛店公社工作。三年后，被提拔为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办公室秘书(副县级)。1998年1月任河南省副省长，11年后任河北省省长，走上正省级领导岗位。

　　郭庚茂，1975年参加工作，担任冀县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9年后，被提拔为县长。1998年任河北省副省长，现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河南省省长。

　　黄兴国，1972年参加工作，任浙江省象山县晓塘公社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1998年，任浙江省副省长。现任天津市市长。

　　刘奇葆，1974年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1993年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欧广源，1970年—1972年任顺德县陈村公社合成大队干部，6年后，被提拔为陈村公社党委书记、广东省顺德县委常委。1993年，任广东省副省长，走上省级领导岗位。现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苏荣，1974年参加工作，任吉林省洮安县那金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一年后，任吉林洮安县委常委，那金公社、岭下公社党委书记。1993年任吉林省委常委、秘书长，现任江西省委书记。

　　徐守盛，1973年参加工作，任江苏省如东县委工作队队员、靖海公社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8年后被提拔为县委常委，2000年任江苏省委常委、宿迁市委书记，现任甘肃省省长。（据搜狐网）

海地死亡人数超过20万

    1月19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中）手持蜡烛参加为海地地震遇难者举行的烛光悼念活动。当日，联合国总部举行花圈敬献仪式和烛光悼念活动，向在海地地震中遇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及所有的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新华社发

在海地地震中遇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已达61人

海地震后已过一周。随着救援行动继续展开，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海地政府公布的死亡数字由５万增至超过２０万。这场灾难究竟令多少人罹难，至今仍无确切数字。

部分分析人士指出，当地政府功能瘫痪、财力匮乏等因素令死亡人数统计工作困难重重。

统计困难

每次巨大灾难发生后，死亡人数统计工作都是受灾国政府不得不面临的难题。无论是２００４年印度洋海啸，抑或２００５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都是在数周之后才公布相对明晰的死亡数字。

统计专家分析，与美国等大国不同，海地资源贫瘠、财力匮乏，没有遭遇天灾时人口统计工作就是一个难题。一场百年罕遇的大地震令政府丧失行政功能后，统计工作更是难上加难。

“这里就像发生过战争一样，”灾难处理专家弗雷德里克·Ｍ·伯克尔说，“如果国家财力不支，执政不力，统计能力不济，死亡人数统计就成为一项很困难的工作。”

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新任负责人埃德蒙·穆莱特说，由于当地民众或自行埋葬死者，或将尸体丢弃至城外垃圾场，加上至今仍有很多尸体被埋于废墟下，“可能最后无法统计出确切的遇难人数”。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