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简介
1957年生,江苏滨海人,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参加工作。现为中共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市委书记。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个性官员之一,他从政以来,多次施行和发布让人惊讶和意外的政治举措和命令。有人认为他为了政绩不顾人权,也有人认为他做事铁血果断,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发展,因此被舆论称做“最具争议的市委书记”。
一样的仇和,不一样的昆明。
两年前,仇和带着“最富争议”的盛名主政昆明,两年后,依然争议不断。然而,当人们用放大镜审视这个城市发生的每一个细微举动,寻找和放大每一个可能的争议时,仇和所带来的“昆明新政”被人为地笼罩上了一层迷雾,仇和也从“真实仇和”上升为“媒体仇和”。
两年后,当昆明人真切地感受到城市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时,迷雾渐渐消散,“真实仇和”也逐渐被还原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昆明新政”里的仇和,不再是铁血激进的改革者,而更多的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主义者”。
软绵绵的昆明来了
硬邦邦的仇和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到任伊始,仇和在就职演说中的这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便给昆明人带来不小的震动。
随后,仇和仅仅用了20天在全市各领域作调研。20天后,“昆明新政”中最核心的内容出台。旋风般的速度让昆明人开始见识到这位新书记的风格。
“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昆明被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炮楼’林立,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发展滞后,产业集中度不高。”这些都是制约昆明发展的痼疾,对于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思路早已达成共识,但由于种种困难和原因,久治难愈。
“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并不是缺少好的思路,而是缺少抓落实的力度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定下来的事情必须无条件、无阻力、无障碍地坚决执行,迅速落实。做到说了算、说了干。”治市必先治官,这是仇和一贯的思路。
从“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的“倒逼法”,到把所有领导干部逼上一线的“一线工作法”,另外还有“白加黑”、“五加二”、“716”等,一度都是流行昆明政坛的关键词。“白加黑”就是白天在一线现场工作,晚上再开会或者处理文件;“五加二”是一周工作五天,周末两天还要加班;七天每天16小时连轴转,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
仇和施加的巨大压力给温吞已久的昆明官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昆明人形象地称为,“软绵绵的昆明来了硬邦邦的仇和”。
“管不住大盖帽,就要摘掉乌纱帽”,“掌不好印,就不要掌权”,“谁砸昆明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2008年3月,昆明制定了领导干部问责办法。问责成为仇和治官最强有力的手段。
与此同时,仇和又强化纪委职能,将原来驻各单位的监察员全部调回市纪委,组成了一支空前庞大的督察队伍,对所有年初纳入计划目标的任务和重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2008年,昆明市有275人被问责,其中县处级干部24人。而2009年仅1~11月,问责的人数就达到了576人。
“不拼命不行啊!每月推进多少,都是有硬指标的,完不成是要问责的。”有官员感叹,仇和充分利用纪委来督政,是将现有的体制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不可能直接去指挥农民该做什么,只有将发展的压力传导给我的下属。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将干部逼向书本、逼向市场、逼向基层、逼向社会。”在仇和的强力督促下,昆明的各级官员迅速动起来了,“昆明的温水一下子被烧成了热水”。
在争议中前行
仇和的铁腕治官在昆明内部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争议却来自于一些不经意的事件。
先是富民县发一号文件推广同桌自助餐,接着是“瞌睡局长”辞职事件。“新政”还没有开始,两次“跟仇书记跟偏了”所引发的风波,让仇和颇有些被动。媒体的过度关注和人们先入为主的心态,使得仇和在“昆明新政”中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引起一些争议。
2008年3月,北大教授姚洋在公开场合炮轰“仇和式招商”。姚洋的批评被媒体转载后,迅速引起更大的反响,对仇和的争论达到了一个高潮。昆明有关官员不得不紧急出来澄清,昆明并不是“全民招商”,也不会“饥不择食”,并且还邀请姚洋教授到昆明实地考察,以此打消外界的疑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接下来的城市改造中,更是争议不断。
昆明四季如春,本应是想象中的“美丽天堂”,然而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和卫生城市中,却屡创屡败。落后的城市面貌刺激着仇和的神经,他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宿迁那个县委书记时代”。
对此,仇和开出了一服服“猛药”,一场城市再造旋风席卷整个“春城”。从栽80万棵树、小区道路私改公、整治广告牌,到拆除防盗笼,每一次都触动不少人的利益,引起一波接一波的争议和阻力。
“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政策。”强行推动、强硬执行,是仇和对待争论的一贯态度。在他看来,任何一项改革没有95%以上的把握,他是不会做的,但“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做!”
2008年10月,昆明市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环路改扩建工程。二环路贯通昆明市中心城区,承担了市区一半的车流量,是昆明最为拥挤的城市道路。早在2004年,昆明市就曾计划用高架路将整个二环连为一体,但由于资金和拆迁量大等困难,该计划一度搁浅。
动用高强度行政手段和资源谋求迅速“突围”,是仇和铁腕执政的最大特点。为早日缓解拥堵之痛,仇和不仅强力推进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二环路建设,还将工期从三年缩短至一年。
由于二环路内11座立交桥同时施工,导致昆明交通的“咽喉要道”和城市交通的“主动脉”被切断,整个昆明市区内交通几乎陷入瘫痪。昆明人戏称为“休克疗法”,其中的阵痛和争议可想而知。
“长痛不如短痛”。一年后,二环路准时建成通车,不仅创造了“昆明速度”,更为仇和的“昆明新政”树立了样板。“我承认确实有强硬的一面,但这种强硬主要表现在抓工作落实上,即制度执行环节。抓工作落实如果不狠一些,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怎么能推动工作?”
“在对仇和新政的争议中,人们的眼光往往注意到了一些轰动性的事件,而忽视了仇和整个改革布局的智慧。”有观察家认为,仇和通过整顿吏治,转变公务员作风、简化政府审批手续,以创造好的软环境;通过城市改造,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硬环境。而大幅度引进资金,完成艰巨的工业化进程,才是昆明走出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之道。
昆明速度
争议不仅没有使仇和停下步伐,反而使他更加快速地实施新政。“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
“仇和上楼一次跨两个台阶,陪同调研的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两年下来,昆明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速度。一位昆明市领导曾风趣地说:“如果全省公务员搞一次竞走比赛,冠亚季军绝对被昆明市全部揽走。”
速度是仇和“昆明新政”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仇和的速度在城中村改造中则有着更好的体现。
城中村改造在所有城市发展中都是最大的难题,而昆明的情况更为严重。在昆明主城建成区范围内,遍布着336个城中村,常住人口近百万。改造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而且牵涉到各方利益纠葛。过去谁都不敢捅这个“马蜂窝”,城市发展都是绕着走,以致规划混乱,病入膏肓。
“一场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调研中看到的情况,让仇和感到触目惊心,“难题再难,必须破题,而且要快破题;顽症再顽,必须施治,而且要标本兼治。”
2008年2月27日,昆明的城中村改造迅速拉开帷幕,仇和提出5年内全部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在昆明人看来,敢于动城中村这块硬骨头,说明仇和的魄力和胆识,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而仇和却认为,只有速度才能抓住当前稍纵即逝的机遇。一方面,房地产业的高度繁荣为城中村改造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给昆明带来了建材低价格、建工低报酬、建设低成本、融资低利息的难得的四低机遇。
果不其然,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一经推出,就引来很多资本竞相追逐,甚至出现了多家企业争抢一个项目的情况。
“确实我做事比较‘急’。为什么呢?”仇和曾作过这样一个比喻:区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生产要素流向的竞争。在一定的区域内,生产要素就像倒一杯水,哪里低往哪里流。谁率先营造洼地效应,谁就能率先发展,形成先发效应。
仇和做事崇尚“天黑赶路,天亮进城,领先一步,胜人一筹”。在他看来,“什么是抢抓机遇?当别人有时甚至是上面打瞌睡时,你率先把事情办了就是抢抓住了机遇。如果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再动手,那抢抓到的肯定不是机遇,顶多是个机会,有时甚至连机会都算不上”。(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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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翠湖 灯火阑珊,水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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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和经典语录
1 不用强制力量怎么行?中国要用5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的路,那得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2 天下最真实的官只有两个,一是宰相,一是县官,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有改革的空间和余地。
3 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
4 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
5 建设民主不是目的,是手段,民主才能民安,民安才能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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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
7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8 形成一个新的冲击波,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思想障碍,清除一切影响发展的制度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