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新政”

　　能有多大作为

　　诚然，当今之世，尽管已经进入21世纪，但包公戏从古演到今，还是有市场。现在中国需要的，不是个把清官，而是现代政治架构，也就是说，要实现政治民主。其实，不用另起炉灶，只要用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不要让这个制度只作为政府的花瓶摆在那里，就可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关键是，人民手中的选票，要真正起作用，让他们真正选出能代表他们说话的人民代表来，而这些代表，又真的可以把老百姓满意的官员选出来，不满意的罢免掉。官员不是为民做主，而是为民做事的，做主的，理所当然应该是人民。

　　一个仇和，即使他绝对道德高尚，绝对有理想为民做主，也相当有经验，有办法，但是，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打几个钉？就算他天天微服私访，一双眼睛能看见多少官场的腐败，能纠正多少官场拖沓之风？如果多数的老百姓，在关系自己身家性命、生活前途的事情上，都能有监督权、发言权以及最后的选择权和否决权，那么，这个地方就会有千千万万个仇和，大家都是清官，如果哪个官员做得不好，甚至营私舞弊，这千千万万个清官就可以依法处理他。

　　立威，在古代社会也许能有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在今天，这点效果比起被破坏的法治，折合下来，也许就该得负分了。（张鸣）

　　B

    仇和不代表未来，

　　却撞击了铁桶

　　事实上，仇和之作为也很像“青天”和“好官”。他勤勉、敢决断、敢作为，但与其说他表现了现代官员率然而行的特性，不如说更加类似于我们从古代历史上看到的能臣干将。能臣干将既可能恩重如山，也可能威重如山，既可以是英雄，也可以是枭雄。

　　在一个并非现代形态的社会里，可能出产的最好官员实在也只是能臣干将。你说铁腕的仇和靠的不是法治，那些在潜规则下混事固位的官员难道靠的是法治？你说仇和不尊重制度，那些毫无个性的官员难道更尊重制度？法治和制度的缺陷，是所有这些官员的总环境，不论能庸，概莫能外。

　　当今世界，在现代转型并未完成、政治文明尚未建立或稳固的社会里，也代不乏人地产出个性领袖，他们的个性往往会令人担忧是否带来国家的悲剧、国民的苦难，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个性独特的人后面是无数个无个性的平民，一个人的个性足以主宰其他人的生活。像仇和这样的个性官员之所以让人时欣时忧，忧欣交织，原因也无非如此。

　　类似仇和这样显示出个性的官员近年不断出现，并非偶然。他们既是由改革以来不断松动的社会所催生，也预示着改革向政治纵深发展的趋势。如同当年在经济领域产生许多“弄潮儿”，如同随后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许多特异者，现在官员中也在不断出现个性张扬的人物。而经济改革的“弄潮儿”、思想文化界的特异者各不相同、起伏跌宕的际遇，或许也预示着个性官员的命运。

　　这些个性官员的复杂性，是强固的体制开始松动的阶段所决定的，他们既给人惊喜，也使人忧虑，既带来了铁腕，也撞击了铁桶。如果朝前看，你会觉得铁腕不是未来的方向；如果朝后看，你会看到那不容新鲜空气进入的铁桶必须被撞破。个性官员就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之中，现代形态的官员则只在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世界里。             （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