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局退休职工
曾在汶川地震前夜监控到临震异常

汶川震前，第一代中国地震工作者历经40余年，紧密追踪大地震的足迹，虽最终与大地震擦肩而过，但他们甘做大地哨兵的精神与经年积累的经验方法，为人类未来应对地震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向导与路标。

但地震的极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仍然是中国地震工作者以至公众，需要规避的思想迷途，只有理性看待地震预报的可能与现实，地震科学家、政府与公众协力共同，才能在现实中找寻到中国地震预报的理路。

《瞭望》文章：不眠的前夜

“5·12”地震发生前夜，已退休的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吵了一夜，HRT波出现了异常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钱复业哭了

2008年5月11日晚，北京市民族大学南路7号院地震局家属楼。

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一夜未眠。安放于他们陋室中的电脑，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准实时监控到千里之外的四川红格地震台HRT波仪出现了临震异常。

5月12日凌晨2时，他们计算出的结果是：震级7到8级，时间在12日至13日。但震中地点不能确定。

钱复业说，可以确定的是，地震将在一定范围内发生。她以红格台为中心在地图上画一个圆，这个圆的半径是600~800公里，“汶川大概离红格台400~500公里，北川是640公里”，但这个圆划到南边“就出国境了”，“要到国外，那就是虚报”。

2004年，为监控川滇地区近期可能发生的强震，中国地震局在四川、云南建立4个PS-100(HRT波仪)台站。但因维修经费不济，汶川震前只有一个台勉强维持，而多台仪器交汇才能确定震中。

“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现在我只有一个台站，我怎么能把地震事先报出来？”事后钱复业直视着本刊记者，“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5月12日晨5时，钱复业要给地震局打电话。打不打这个电话，她与丈夫赵玉林争吵了一夜，甚至惊醒了邻居。大地震就要发生，但没有地点的预报可能是虚报，打电话没有设防意义，预报地震要填地震预报卡，要经过专家评审，采取防范措施的时间来不及了，打还是不打？

“打电话没有设防意义。只能知道我是一个英雄(震前有预测)。打电话(我只能说)可能要来一个地震了，离我的台站多远多远。”在本刊记者面前，钱复业自问自答。

9个小时后，因一夜未眠而困倦睡去的钱复业被儿子打来的电话叫醒。大地震已经发生，震中汶川，震级7.8级(速报震级)。

73岁的钱复业哭了。

42年前参加地震预报工作，32年前因历史的吊诡背负唐山地震“漏报”罪名，13年前退休后仍以退休工资投入事业的这位“地震预报志愿者”，再次与大地震临震预报擦肩而过。

宋瑞祥力排众议

在汶川震后一周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工程科学》(2009年第6期)上，赵玉林、钱复业在《HRT波方法准确预测强震时空强的可行性及其汶川8级等强震的震例》论文中写道：“分析汶川地震前从中期预测，经建立红格(HG)等4个(抓短临前兆的)‘PS-100’HRT波网站，到汶川地震临震前发现HG台记录到HRT波临震前兆所经历的实际过程，笔者认为，强震是有前兆的，是能被预测预报的。只要选对观测方法技术及所用设备具有记录HRT波高精度、远程监控、实时传输能力，并布设适宜的台网，HRT波方法一定能为我国率先实现地震预报特别是短临预报有所贡献。”

钱复业、赵玉林1958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从事地震预测已有40多年。在地电预测方法研究上拥有一批业界公认的科研成果。1990年，他们率先提出潮汐力谐振的地震孕发机制。

2004年，钱复业、赵玉林总结出“潮汐力谐振共振地震短临预测法”(简称HRT波法)。2004年，他们发明了PS-100地震地电仪。首次将通讯领域的CDMA(码分多址)技术应用于HRT波仪器上。这一技术将带有编码的信号发送出去并回收，从而排除干扰，这使其观测精度比现有仪器高出2个数量级。

“HRT波的技术原理，简单地说是‘老太太敲碗’。”钱复业说，短时间没法搞明白地震的机理，但可以把它看成黑箱系统。

具体说来，就像老太太敲碗知道碗有没有裂那样，给地壳一个力，回射过来就知道地层的状况。哪里有这么大的力？赵玉林想到了潮汐力。潮汐力“敲打”地球，就像铁路工人敲打铁轨检查有无缝隙。

他们发现，这一方法不但可以监测地震的中短期发展趋势，还有助于预测地震临震三要素：发震时间、震级和震中地点。

2003年末，钱复业、赵玉林作为退休科学家，向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报告，要求用他们新研制的、高精度的PS-100电测仪，监测川滇地区近期可能发生的强震。

宋瑞祥当天批示表示支持。然而，据知情人披露，在党组会议上，宋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宋力排众议，当天予以批准，特批经费150万元，半年后在四川、云南两省建成了前述4个PS-100台站。

“取得了前所未见的短临前兆信息”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9级大地震，4个PS-100台站记录到来自震源区(距离2600公里)的特征波形。钱复业、赵玉林发现了地震孕发的、潮汐力谐振共振短临前兆的波形规律，在世界上首次提出“HRT波地震短临预测法”。

其后三年，4台站陆续在国内外十几次地震震前有记录。如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7.8级地震前2天，11月26日九江5.7级地震前1天，2006年班达海7.6级地震前2天，都记录到HRT波。2005年5月1日，钱复业、赵玉林提出对5月19日印尼7.1级地震的书面预测，实践证明发震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全部正确。

2006年7月1号，原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梅世蓉在《申请国家重点科技创新项目的建议》一文中推荐HRT波法：“PS-100地电仪器系统，取得了前所未见的短临前兆信息”，“有可能为短临预报打开一条新的途径”。

2006年10月9号，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主任郭增建，在写给地震局主要领导的信中，建议大力支持这种观测研究，在西北、首都圈和闽粤地区再建立三个台网，认为“这些台网投入观测后，再加上理论解释方面的研究，使地震短临预报上一个新台阶是非常可能的”。

有关专家通过实践认定：应用HRT波地震短临预测法，一个PS-100台站有望大体确定发震时间、震级和震中距。而三个台站以上，可交汇出震中地点；可在几天至几个月前提出短期预测，1小时至几天前提出定量的地震三要素临震预测。

“不是三个台就可以包打天下，要有一定的台网数量与密度，有可能在几小时至几天前提供定量的，而不是概略的时、空、强的临震预测。”钱复业再三说明。

2004年12月，随着宋瑞祥局长离职，HRT波仪研究和应用面临体制与政策性障碍。4个台站缺乏经费和管理，人员的监测时间没有保障，仪器维修渠道不通等问题暴露出来。

“严科学”的呼号

从2006年6月开始，严谷良为HRT波法尽快应用于地震预报的实践奔走呼号。

这位前国家计委副司长，人称“严科学”，曾支持过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和王选的激光汉字照排研究。

国家发改委调研后认为HRT项目很重要，但根据部门分工，建议应由中国地震局审定是否向科技部申报立项。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系列难以逾越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严谷良告诉本刊记者。

“一是按现有的规定，退休研究员不能主持科研课题，不能申报国家科研项目与经费，使有重大创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员的潜力无从发挥；二是科技经费和探索性成果不能用于台站建设，体制和管理的分割造成了台站建设与地震科研、预测工作三脱节；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认识上的不一致。由于当前地震界主流思想认为在几年、几十年内难以解决地震短临预报问题，因而导致办事机构在认识上、行动上互相推诿扯皮。”

2006年12月26日，严谷良致信吁请国务院领导亲自过问推进此事。信中说：“项目无法推进，遇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主要是：按现有的规定，退休研究员不能主持科研课题，不能申报国家科研项目和经费，使确有重大创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员的潜力无从发挥。”

12月28日，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此意见应认真研酌。在攻克地震短临预报这个世界性科学难题上，我们应该也有基础和条件有所作为，对有关课题的研究和应用要给予支持。”

半年之后，2007年7月，中国地震局组织了一次“专家咨询论证会”，没有请被论证人钱复业、赵玉林出席、答辩。此后，钱复业、赵玉林仍然不能主持课题研究和申请科研经费，川滇地区4个台站不列入维修计划。到汶川地震前，只有攀枝花附近的红格台，在遭雷击后还有一半测道在工作。

“5·12”地震发生后，2008年5月29日，国务院有关领导在一份材料上对HRT项目作出批示：“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家，加强地震预测预报十分重要，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些方面位于世界前列。建议在地震预测预报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说不定这个世界性难题首先由中国人突破。”

2009年10月16日，中国地震局在北京召开专家咨询会，对“HRT波地震短临预测观测系统项目建议书”进行咨询。专家组一致认为：“地震预测特别是短临预测是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一个科学难题，应鼓励探索和研究地震前兆观测的新技术、新方法。作为一种新的地震监测思路和方法，本项目应予以鼓励支持。”

2010年3月3日，严谷良向本刊记者透露HRT项目的最新情况：“中国地震局报告迟迟拿不上来，发改委明确支持这个项目，但台站建设还是无法启动。”

“现在，连原有的四个台站也因缺乏经费和管理，不能保证正常工作，致使这项重大创新面临夭折和拖垮的危险，两位老科学家对此心情十分焦急和无奈。”他说。

唐山大地震心结

2008年5月11日的那一整夜，钱复业、赵玉林夫妇的争吵，与他们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心结有关。

1976年，唐山地震前，身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副组长的钱复业，发现唐山滦县周边200公里地电出现大量异常。在地震前半个月，她前往唐山地区落实异常情况。

也因为这一次行程中对马家沟地电台的访问，使钱复业被认为对唐山地震漏报负有一定责任。当时，马家沟地电台马希融向国家地震局专家汇报了地电异常和预报意见，但是没有取得包括钱复业在内的两位专家的支持。事后，有人认为钱复业应为此承担责任。2008年6月，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郭安宁在《中国唐山大地震》一书中力图推翻这一观点，如认为马希融只有异常，并没有预报意见等。

唐山震后30多年来，钱复业决心突破地震预报难关。退休后的15年，钱、赵用退休金投入科研，在简陋的旧公房中的柜子里堆满了相关资料。

“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曙光，这辈子就没有白干。”钱复业对本刊记者说，“这么一个方法，是一个有前程的方法，这就是我退休之后，还要充当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的原因。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国家需要地震预测。” （据腾讯网）

发改委否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打回修改

国家发改委新闻处22日上午否认“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国务院打回修改的报道。

　　有媒体日前报道，“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目前被国务院打回修改，修改完毕后将再次提交。“没听说被打回修改的事情。”国家发改委新闻处负责人今天上午告诉法晚记者。

　　该负责人同时指出，任何一个方案出台，都需要反复讨论和修改，中间几经反复也是很正常的情况。“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也一样，该负责人表示，改革方案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和实际情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

　　另有接近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预计今年下半年，收入分配改革的具体进展情况将对外公布。

　　对此，国家发改委新闻处负责人表示，“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自2010年以来，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已经多次被中央高层提及。在3月3日开幕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报告中，更是首次将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联系了起来。

　　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交的提案认为，劳动者报酬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在昨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强调，将进一步做好基本民生工作，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相关背景

　　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牵头制定《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据报道，《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早在2004年就初步成型了，并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据新浪网）

广东东莞称基本实现现代化

引发质疑
　　现代化是几代人的梦想，但大部分东莞人也许不会忘记，按照当年规划，2010年东莞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的阳光就将普照在我们身上吗？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按照当年设定的指标，都是可以达到的，只是一些指标很可能已经落后。另一方面，指标偏重经济，对于人的发展关注不足，所以实现现代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什么是基本现代化？10个指标的对照

　　2006年是“十一五”规划第一年，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十一五”时期的奋斗目标时有一句话：2010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是东莞官方在最高规格的文件中正式吹响2010年现代化梦想的号角，其中最重要的指标人均GDP，珠三角是7000美元，东莞是超过10000美元。

　　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被视为研究东莞现代化的权威人物。2003年他曾撰文，认为东莞201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间很紧，但条件具备。

　　对照珠三角基本现代化的10项指标，人均GDP为7000美元，2001年东莞完成了6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0%，东莞当年完成80%；城市化水平是70%，东莞当年完成86%；环境综合指数要达90分，东莞当年完成93%；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0平方米，东莞当年完成26%。

　　剩下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信息化综合指数、平均预期寿命、适龄青年高等教育在学学生比重、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等5项指标，2001年就已完成或者超额完成。

　　按照东莞的发展速度，今年完成指标悬念不大。这是否意味着，东莞将跨进基本现代化的大门？

　　江凌：按照2006年标准，基本实现了

　　就今年东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话题，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广州日报：江市长，您怎么理解今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江凌：按照当时规划确定的指标，今年应该可以达到。

　　但是，是不是真正符合现代化的要求，还要做一个评估，毕竟当年设定的指标体系更注重经济的内容，社会、民生、人的发展可能相对不足，所以尽管东莞已经达到了当时的目标，但我们认为真正离现代化的水平和要求还是有距离的。特别是在人和社会的现代化方面，我们可能还要做很多工作。

　　广州日报：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今年城市化水平要达到80%。

　　江凌：什么叫做城市化，目前国内可能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来反映。大体上目前使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间的比例来判断城市化程度。

　　东莞的情况比较特殊，很多农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有的尽管身份是农民，但已不再从事农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或者其他行业，从这个角度来分，东莞应该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广州日报：今年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要占工业增加值的42%以上，能实现吗？

　　江凌：当时定义的高新技术产品，跟现在可能已经不一样了，如果按照当时的理解，很多电子资讯产品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高新技术产品，我们能够达到这个比例要求。

　　但如果按照时代的要求，一些产品过去是高新技术，可能现在已经不是了，甚至淘汰了。

　　因此，我们现在衡量这一指标是否达到，要站在当时设定这一指标的时代背景和生产力水平来考量。当初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我们现在要有更高的要求。

　　现代化

　　你感觉到了吗？

　　本地市民：还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本地人罗医生在市区一家医院工作，他认为，东莞也还有不少本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跟现代化基本无缘，政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理解的现代化应该是所有东西都尽可能信息化，包括政府办事，不要让市民到处去跑。政府也要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市民素质不断提高。公务员的思想要改变，要以人为本而非高高在上，共同向着老百姓想要的方向去做事。”罗医生说。

　　新莞人：我月薪只有1100元

　　“现代化？我还是一个月1100元的工资，感觉跟以前没有什么变化。”在万江一家装饰材料企业工作的粤北人刘峰说。

　　对他而言，唯一的现代化感受，就是宿舍里那台合伙购买的电脑。因为工资不高，不敢过多外出消费，他和舍友们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网络电影和游戏中度过。现代化的电脑对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个省钱工具。

　　在大朗伟达制衣厂打工的李建梅、叶红莲，则在为孩子只能和爷爷奶奶待在老家而揪心，同时，她们也在发愁日后年纪更大怎么安排生活的问题，现代化对于她们而言还十分遥远。

　　“也许没统计我们吧。”不少新莞人表示。

　　专家：

　　“人的现代化”是东莞的短板

　　“如果按照以往设定的指标系统来衡量基本现代化，我相信今年是可以完成的。”东莞市委党校副教授王学敏说，“不过它和我们想象中的现代化可能并不完全对应，东莞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王学敏认为，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这一点是东莞的短板。人的现代化包括人们的公民意识、民主意识、科学意识、法制意识和文化道德水平等众多指标，其前提是文化知识，东莞特殊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东莞的基础比较薄弱。

　　“我们甚至还赶不上一些经济不如东莞的城市。”王学敏说。（据新浪网）

物价上涨致上海出现大批新贫民

人口达两百万

　　物价等因素造就了大批新城市贫民，形成了“上海式贫困”。具体表现为：物价上涨使衣、食支出总量明显偏低；住、行等基本生活开支不断增长；医疗、教育支出增加且占比例越来越高；低保家庭实际支出呈现透支，家庭抗风险能力不断降低

　　上海的穷人一下子多了，因为官方正在改变甄别穷人的方式。

　　月收入425元是上海市低保线，低于这条线，即可“持证”享受相关待遇。

　　月入500元呢？每月多赚75元，少享受的扶贫补贴则更多，哪个更穷？

　　家住上海市杨浦区大桥街道的卢俊和外地户口的妻子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长期失业，还有一个念初中的儿子。一家四口只有母亲每月500元的固定收入。

　　2008年9月，61岁的母亲确诊为食道癌。医疗救助只对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施行，申请低保则不够标准。母亲的病摧垮了本就艰难的家庭，卢俊急得要轻生。

　　幸亏，卢俊所在的街道正在转变“核贫”标准。卢俊被划为“穷人”，救助帮困金筹到2.3万元。避免了巨额负债，他生活的底气回来了。

　　穷人相对论

　　像卢俊家这样因病致贫的，在杨浦区贫困人口中很典型。

　　该区2008年上半年个案帮扶情况汇总中的前十位，全部是因病仅靠自身力量或政策内救助无法缓解实际困难的家庭。殷行街道陈姓居民也属低保外的低收入家庭，因突患脑溢血，得到政府3万元救助。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副局级巡视员曹扶生在长宁区调查了6个分别患有癌症、尿毒症、精神病的案例，发现这些有重病成员的家庭医疗负担都很重，最高每月达5445元，尤其是没有医保的家庭，同一病种的医疗负担数倍于有医保的家庭。

　　杨浦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郑军告诉《望东方周刊》，在长期的工作中发现，集中反映情况较多、信访较多的困难户大部分都是因疾病医疗问题导致经济困难。而一旦收入超过标准，即便谁都知道这个家庭根本拿不出治病住院的钱，却也无法从政策上给予扶助。

　　“目前享受低保资格主要以人均收入是否低于低保标准来确定，实际上还有相当数量的低保边缘家庭甚至是中低收入家庭，其人均收入超过低保标准，但受大额医疗、教育、住房等硬支出挤压，实际生活水平低于低保水平。”曹扶生说。

　　“支出型贫困”这个词应运而生，最早提出者是上海市民政局。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局长马伊里公开表示，今年，上海将形成支出型贫困群体的发现、监控和预警机制。只核收入不核支出的贫困定义将成过去式。

　　穷不穷是相对的，之前划定一条收入线来核贫的做法有硬伤。

　　上海市民政局原副局长沈振新将其比喻为“悬崖效应”。低保和低收入人员之间救助政策出现了断层---“悬崖”，用低保线作为一刀切的标准，使得许多有实际困难的家庭只能望崖兴叹；应将“悬崖”修成“斜坡”，有一个渐变和缓冲，逐步使救助措施呈斜坡式特征，这就是从“悬崖效应”到“斜坡效应”的改变。

　　上海式贫困

　　沈振新退休后依然在为“穷人”忙活，为扶贫工作“崖”改“坡”著书立说。

　　他提出一个“光圈理论”。“当我们聚焦‘低保’人群时，为了突出了解‘低保主体’，我们会把摄像机的光圈放得很大，景深就会变得很小，于是‘低保’主体的周边被虚化，这样就可能忽视‘低保线’边缘地带的人员。”

　　当被虚化的边缘实在化之后，穷人的队伍扩大了。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调查数据，如果以收入作为贫困指标，全国城市贫困人口为1470万人，但如换成以人均支出为指标，则贫困人口总数增至3710万人。

　　对上海，沈振新认为物价等因素造就了大批新城市贫民，形成了“上海式贫困”。

　　具体表现为：物价上涨使衣、食支出总量明显偏低；住、行等基本生活开支不断增长；医疗、教育支出增加且占比例越来越高；低保家庭实际支出呈现透支，家庭抗风险能力不断降低。

　　实际生活中这部分支出缺口，主要通过家庭历年微薄结余、亲友馈赠借贷或社会互助等途径予以弥补。此类家庭常常陷入“吃药挤占吃饭”或“交了学费难买米”的窘境。

　　一个敏感的事实是，穷人增多，似乎是给地方政绩抹黑。沈振新说：“只要不是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进沙子，那么你就一定能发现我们周围的贫困问题仍相当严重。”

　　“上海政府主动寻找穷人并予以扶助，是得民心之举。”华东师范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说。

　　上海低收入人群的规模有多大，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数据。沈振新测算的数据是，月收入低于500元，高于“低保线”以上的，大约在150万人左右。

　　曹扶生估算上海的相对贫困人口在200万人左右。

　　扶贫进化论

　　曹扶生制作了一张上海穷人地图。

　　根据地图上的阴影显示，上海中心城区贫困人口分布密度分三个等级：闸北、卢湾两个区的城市贫困人口密度最高；其次是黄浦、杨浦区；其他区相对较低。

　　杨浦区穷人的绝对数占到了全市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针对支出型贫困家庭的救助问题，上海市民政局自2008年起先后在杨浦、闸北、长宁等区进行试点。

　　针对各区不同情况，允许自行制定操作方法。“市局的说法是，规定动作到位，自选动作自由发挥，我们区在流程上可说跨前一步。”郑军表示。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市局下放自选动作权力，因为支出型核贫工作更为复杂。

　　“一户家庭、一个故事、一套方案、一缕阳光”是“社区市民综合帮扶”计划的行动指南。

　　在杨浦区的支出型贫困救助试点中，街道成为具体操作者。每个申请救助的贫困家庭需由街道出具证明。凭证明，可在杨浦区内八个区级医院享受50%住院押金减免。同时，区民政局与卫生部门商定严格控制自费药的费用，尽可能采用医保目录内药品。

　　街道出具证明后，还要派人前往看望病人，并有工作人员陪家属一起去医院“埋单”。据郑军介绍，每个街道为此配备了一两名人员专职负责这项医疗救助新举措的执行。

　　在长宁区，调研后符合支出型贫困扶助的个人及家庭，会收到居委会发放的告知书和医疗卡，凭借医疗卡结算医疗费用。

　　“目前，加上原来收入型贫困人员的医疗卡，总共发放了几百张。但是，医疗卡的覆盖人员仅限于参加居民医疗保险的困难人群，而这项保险的参保机会有限。我们正在和医保部门商议，希望能够扩大参保机会。”长宁区民政局社会科科长戴景福告诉本刊记者。

　　共织一张网

　　“对上海来说，在解决收入型贫困的基础上，从根本上解决支出型贫困的问题，是对现行救助制度的再次革命。”曹扶生说。

　　但扶贫理念和实践的进化需要时间。

　　关于全市核贫的具体标准、贫困救助的具体方案、扩大救助范围的资源和资金保障等问题，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张静只告诉本刊记者一句话：“仍在研究和讨论中。”

　　发现和甄别穷人是第一步。曹扶生认为，目前在贫困发现机制上存在较大缺陷：一是发现渠道单一，贫困对象基本上是通过居委会、救助所、信访办等体制内的系统来求助，缺少更加开放的发现系统；二是发现方法传统，主要依靠居委会上门核查的做法难以保证其公正性，遗漏在所难免；三是发现方式被动。

　　2009年，上海市民政局重点建设了“市民收入核对系统”。据悉，目前该系统已完成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公积金中心、市财税局的3条电子比对专线建设，实现了网上交换数据信息。

　　马伊里说，过去需要救助的市民在填写收入情况后，一般由居委干部上门进行核对；建立收入核对系统后，将通过政府方方面面的信息后台来核对市民的实际收入水平。

　　“发现机制”之后，“帮扶机制”、“联动机制”要紧跟上。参与联动的部门越多，扶贫网就越密。

　　沈振新将社会保障系统比喻成一张网，上海正在做的就是“兜底”。（据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