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江苏省睢宁县发明了“良民”评级制。该县政府将每个公民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了大众信用征集系统，如被评为“招商引资、平民英雄”获表彰加20分，恶意欠交电话费减20分。县里成立了“睢宁县大众信用征集管理办公室”，在当地媒体上公布公民的姓名、单位、住址和加减分分值及原因。

　　睢宁县政府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段，提升公民素质，扭转社会风气。但问题恰恰在于，公民信用系统的征集，本身是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完整的立法过程。在缺乏统一规定和立法依据的情况下，一个县级政府没有权力评判公民的私德，更无权力将个人隐私加以公布。

　　列举一下该县政府对大众信用的征集标准，不难发现这种信用征集背后存在着权力的吊诡。一方面是用权力的平台随意公开评判公民的私德；另一方面在评价标准上找不到基本的法律依据，甚至出现了招商引资成为信用加分项，显示在权力和公民权益的天平上已然失衡。

　　好的出发点，要与过程的合法性结合在一起，才能证明其真正的价值。该县主政官员高调称要“严管民风”，让群众“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却忘记了权力首先要在法律体系下谦卑地运行。民风可倡、可导、可引、可领，唯独不能以一县政府之意志随意征信、发布。

　　作为地方政府，在公众的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扭转方面，所拥有的唯一武器只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在法律没有规定的任何空间里，公权力不能超越责任范畴，侵犯公民的基本生活。与之相反，公民有权监督地方政府的信用，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本来就是公民赋予的。

　　如果说公民信用系统的建立，要以法律为准绳，这个信用系统的使用更需要谨慎。在睢宁县的个人信用征集计划中，所谓的个人信用，是和各种审查和执照、贷款等申请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信用不是不可以和这些申请相联系，但是公民信用系统有门类之分，在不同的信用评价上标准也有区别。每一个部门的信用审查，都有自身的审查规定。比如，不能因为闯红灯，就在发放贷款方面设限。如果无视这一前提，随意将信用和道德拼凑在一起，就容易出现国家权力的错位，就容易伤害公民的权利。

　　更不妥的是，那些信用评级较“低”的公民个人隐私，被《今日睢宁报》公开。这种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容易让人理解为地方政府在用公权力向私人领域示威。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让公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而公民尊严的前提，正是私权不受公权的侵害，自身的自由也能得到充分保障。地方政府有责任维护公民的合法信用，却没权力衡量和评判公民的私德。因为尊严不但是公民生活得更好的保障，也是现代政治文明下的底线和准则。

　　（新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