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6年难定

官员称富人是最大阻力

6年未弥合的分歧 ：是仅作原则性的规定，还是明确分行业、分领域具体内容？是囊括全社会的分配改革，还是局部调整性的改革？

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吹响“集结号”。

4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长文《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提出：“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改革分配制度”，“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近日亦从权威人士处获悉，国家发改委正在牵头制定完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有望年内出台。以该“意见”内容为牵引，收入分配改革将充分融入未来的“十二五”规划，并已被确认为“十二五”时期关键性任务之一。

据透露，这份“意见”酝酿6年，已经数易其稿，围绕如何实现公平分配，对包括起点干预政策体系（竞争环境和竞争能力）、过程干预政策体系（初次分配过程）和结果干预政策体系（再分配过程）等核心制度框架皆开展了深入调研和论证。

“意见”目前主要分歧在于，方案涵盖的方面、范围，是仅作原则性的规定，还是明确分行业、分领域具体内容？是囊括全社会的分配改革，还是局部调整性的改革？

2010年全国两会以来，围绕收入分配问题，热议之浪此起彼伏。人们关注的是，一份“意见”是否能够包打天下，化解全部有关收入分配的大命题？

怎样协调庞杂局面

早在2004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调研工作便已启动，2006年，方案初步拟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政府决策层也一直在推进。

解决公平问题，构成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今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主旋律。在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形势下，首要的目标是努力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此基础上，考虑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本波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改革的目标年份瞄准了2020年。“本轮改革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在当中就隐含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

十年，弹指一挥间。彼岸，是公平分配、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此岸，是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并没有得到真正遏制的现实。

据了解，此前酝酿的草案，涵盖范围很广，但多是概括性表述。“发改委作为‘意见’的牵头协调部门，拿出一个详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很难。”有知情人士说。

“因为牵涉到各个阶层，各个板块利益的调整，怎样兼顾社会公平正义？怎样和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各国都是这样，不管一次、二次分配，都是利益格局的变换。”国家发改委上述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庞杂局面：居民、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居民中，包括高中低收入人群，其中又包含有城乡间不同人群的关系；企业包括大中小型企业，大企业中又包括国有垄断型企业；政府方面，则又包括中央与地方间关系，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间关系，不同区域地方政府间关系。

“这次改革的阻力非常复杂，这也是（‘意见’）协调这么多年的原因。”杨宜勇认为，收入分配改革这样大的命题，显然不能靠中央一份文件就迎刃而解，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需要具体落实，而不是纸上谈兵。

该动谁的奶酪

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已明，如今推进的艰难，正源于上述诸多关系之间利益分配的难以协调，牵一发往往动全身。“意见”会将提供一整套改革思路、举措，但改革的每一步都势必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构，阻力无处不在。

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为例。国际上普遍统计，最低工资相当于平均工资的40%到50%，中国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在必行。

然而，这势必意味着企业成本增加，如果增长过快、短期增幅过大，就可能影响到企业投资信心，进而影响到就业。这就又要涉及到政府部门对企业如何减税让利，牵涉到政府部门财政收支的结构调整。

另一个改革方向，是采用集体协商谈判的方式增加工人谈判能力。这无疑提供了一个劳资双方博弈的平台，而平台设定合理与否，游戏规则是否公平有效，都将直接影响到谈判双方利益格局的平衡，影响到这一平台功能的发挥，需要谨慎有序推进。

“改革的最大阻力在于富人，在于高收入群体，还有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杨宜勇说。

这是因为，多年来政府部门一直缺乏合理有效调节过高收入的手段，在事实上造成高收入群体相当低廉的纳税支出。而今后，随着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开征物业税，低廉的纳税支出将成为过去。

另一方面，温家宝总理在上述文章中明确提出，要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具体内容包括，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加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小金库”治理工作力度，并向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延伸。

同时，要推进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清理和规范工资外的各种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化政务公开，严禁国家机关和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以及供水、供气、供电等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严厉查处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要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消除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

所有这些，都将意味着对盘根错节的旧有体制下灰色、黑色利益链的清理、切断与消除，阻力、难度可想而知。

政府进什么退什么?

整个收入分配改革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中，政府处于最核心的主导地位。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政府自身同样存在着各种利益的纠结，有时反而成为收入分配秩序失衡的一个诱因。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存在相当程度的要素配置失衡。

以地方政府为例，其目标是GDP增长、是大项目投资，过分热衷于鼓励资本密集型投资，为大企业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不断把经济资源向强者倾斜；而相对来说，对劳动密集型小企业重视不够。而后者恰恰是解决就业和收入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正是几十年对效率优先的强调，逐渐演变为“GDP至上”，从而形成发展的单一路径依赖，需要慢慢刹车而不太可能一天转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也让资本获得了多方需求带来的主动权。

与之相伴的，还有中国现行税制结构的不合理。多年来，以增值税等为主体税种的流转税在中国税制结构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是政府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增值税是链条税，环环紧扣，对企业产品增值部分征税。

这意味着，产业链越长，产品生产得越多，政府可以从企业那里征收到的税会越多，而不论是否产能过剩。这直接推动了地方政府想尽办法引进大项目、尤其是重化工类产业链条很长的项目的积极性。

“我们的基本制度还没有从创造GDP转到让老百姓更加富裕的轨道上来。”教授郑功成说。

从财政支出看，政府财政收入占到GDP的25%，但是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部分仍然严重不足，大量资金用来进行投资，加大了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

“现在谈基础设施，都只知道经济性基础设施，就是‘铁公基’，而不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比如公共卫生、教育、社会服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说，“而后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

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入，短期看能直接促进就业，其就业效果要远远高于‘铁公基’，中期看这些基础设施如果向低收入人群倾斜，起到了矫正收入差距的作用，长期看则能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但后者相较于“铁公基”来说，对GDP和税收的拉动大为逊色。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政府公共资源的再分配有相当大的调整空间。比如，社会保障在福利国家要占到财政的50%左右，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也起码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为12%多，这个空间还很大。

在郑功成看来，财政支出方面的改革必须要“增量”与“存量”同时发力，一定要减少经济建设的直接投入，这方面投入应主要依靠市场的投资和融资；缓建部分公共设施；压缩行政成本；民生由政府来承担责任。“政府控制的财政资源的结构调整应该更多地惠及民生，实现普惠，这是摆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他说。

而实现这一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原有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对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地区所有人利益的重新调整，这同样存在着路径的惯性依赖。与此同时，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部门利益的消除，都将面临着重重阻力。

“公共权力控制公共资源，一定要谋取公共福利。这是政府合法性的问题。掌握的是公共权力，掌控的是公共资源，理所当然要谋取公共福利。”郑功成说。

而更加现实的问题是，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决心、高超的政治智慧、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手段，这艘改革之船将无法顺利到达彼岸。

2009年开步走

“意见”出台脚步声悄然临近。“有望于年内出台，将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诸多方面和层次。”杨宜勇日前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透露。

国家发改委一位相关负责人对此则略显谨慎。该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有关部门正在努力加快推进这件事情，但因为牵涉到“十二五”规划等方面问题，各个相关部委沟通协调也需要时间，目前还没有非常具体明确的出台时间表。

据了解，上述有关工作已部分展开。比如国资委正在研究央企高管薪酬制度；人社部也正在研究分别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出台具体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将研究出台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以及工资法。

在教授郑功成看来，经过三十年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历程，现在确实到了必须把“合理地分配财富”置于跟“尽可能地创造和增加财富”并重的位置上来考虑，才有利于财富的继续增长和长期积累。

他曾建议中央政府，十二五规划应该将“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尽可能缩小财富分配的不公，消除社会分配里的失范现象”纳入其中。“应作为极其重要甚至是头等任务，至少是跟创造财富同等重要的任务。”从本刊最新得到的信息来看，这一建议显然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和认可。

2009年是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相对于8.7%的GDP、9.5%的财政收入增速，政府用于民生的投入增长32%以上，其中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增长16.6%。

“政府的真金白银拿出来了，并且正在沿着制度化的方向迈进，这是一条不可逆转之路。”郑功成对《财经国家周刊》说，这个制度形成以后，会对政府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将来要把公共资源越来越多地用到民生，还会对地方政府形成一种强势牵引。（据腾讯网）

北大前校长许智宏：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

中国目前无世界一流大学

许智宏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有3个标准：一是有从事一流研究工作的国际知名教授；二是有一大批影响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三是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作出很大贡献的优秀学生。

“如果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许智宏表示，虽然莫斯科大学的校长，还有季羡林教授都讲，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但他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些功利

据悉，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源于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典礼；这同时也是“985工程”名称的由来。据报道，“以当年财政收入测算，‘985工程’如果完全兑现，总投入在300亿元以上。”

“我们在进步，国外的大学也在进步。我没听过哈佛大学校长讲，哈佛就是世界一流大学。”许智宏认为，“985工程”的建设有些急功近利的味道。“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甚至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

中国大学软环境建设“很差”

许智宏介绍，现在的北大与耶鲁相比，论文数量上的差距不是那么大了。但他认为，中国整个大学的软环境建设，都没法和国外一流大学比。中国在这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很远”。

“一流大学是拿钱堆出来的。”。许智宏认为，大学最关键的，是应该培养更多优秀学者，培养更多优秀学生，一所大学何年何月成为世界一流并不重要。“如果大学的土壤变得非常肥沃，总有一天诺贝尔奖会在中国出现”。（据新华网）

海南一机关唱“空城计”

上午吃饭下午按摩

    万宁市龙滚镇的群众抱怨：到当地财政所申请办理家电下乡补贴时，经常找不到工作人员，有的先后跑了好几趟，也难以见上经办人一面。拨打财政所公布的经办人手机电话时，对方称不是在喝茶就是忙别的私事。昨日，多名群众来该财政所办事时，上班时间依然不见人影。经办人向记者解释：他上午上班时在吃早餐，下午上班时在按摩店按摩。
　　群众反映：财政所工作人员上班时泡茶馆

　　“财政所正常的上班时间经常找不到工作人员，我为了办理家电下乡补贴，已经跑了四五趟了，每次都无功而返。”昨日上午，万宁市龙滚镇水坡村村民杨先生向本报反映：他前段时间买了辆摩托车，根据国家“家电下乡”的有关政策规定，可以向当地财政部门申请600余元的补贴资金。准备好相关资料后，杨先生先后四五次到万宁市龙滚镇财政所办理相关手续，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每次带着资料赶到财政所办理申请手续，不是找不到人就是经办人让他在财政所等。

　　一开始，杨先生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差，每次都碰上财政所的工作人员不在。在几次办手续无果后，杨先生发现，并不是自己运气不好，很多同样办理“家电下乡”补贴的人都有类似的遭遇。

　　杨先生告诉记者，龙滚镇财政所负责办理家电下乡补贴申报的工作人员叫龚某某，是该财政所会计。“今天上午8点40分左右，我们先后有3人过来办申请补贴手续，没见到他，拨打财政所公布的经办人龚某某的手机电话时，他说他在喝茶，让我们等着他。”等了一个多小时，杨先生也没有见到龚某某出现，上午9点多，在得知财政所停电没法办手续后，杨先生一行三人只得悻悻离开，“他说让我们下午再过来办理，我打算下午再过去看看。”

　　记者调查：上班时间财政所内空无一人

　　昨日下午2时30分许，记者赶到万宁市龙滚镇财政所时看到，虽然已经到了规定的上班时间，但财政所内却空无一人，满是灰尘的办公座椅上，随意摆放着两份报纸。

　　在位于大厅的“龙滚财政出勤一览表”上，记者看到，当日龙滚镇财政所的值日人员为朱某某、龚某某、陈某某，在出勤表下方，还写着“值日人员要认真处理好当日事务，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字样。据了解，当日值日的3人中，朱某某是龙滚镇财政所所长，龚某某是该所会计、“家电下乡”补贴资金申请的具体负责人，财政所的外墙公布了他的办公室电话和手机电话。

　　财政所在该楼2楼有一间办公室，但记者上楼察看后发现，财政所的办公室大门紧闭，敲门也没得到任何回应。在财政所办公室隔壁办公的龙滚镇财务核算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财政所的确就在他们隔壁办公，“他们所长好像去万宁了，其他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在我就不知道。”

　　下午3时，记者辗转联系上了龙滚镇财政所所长朱某某，询问他上班时间怎么找不到一个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我在万宁市财政局办事，龙滚镇财政所没人上班?不可能吧，我现在了解一下。”

　　“为了这个事，我都已经跑了四五趟了，每次都见不到人。”杨先生下午2时30分又赶到财政所，见到记者就诉起了苦，“上午给龚某某打电话，他说在喝茶，让我在这里等他，后来因为停电我就回去了，他跟我们说可以下午过来办理，现在你们也看到了，还是一个人都没有。”

　　当事人回应：上午吃早餐，下午在按摩

　　下午2时46分，龚某某依然没有出现，杨先生拨通了龚某某的电话。“你说让我下午过来办手续，怎么没见你在啊?”面对杨先生的疑问，龚某某说了句“你先等一下，我一会儿就过来，我现在在家里搞窗帘呢。”当杨先生想催促一下时，龚某某已经挂断了电话。

　　下午3时5分，龚某某终于搭乘三轮摩托车来到了财政所。记者随后询问他：群众反映你上午上班时间泡茶馆，是怎么回事?龚某某解释说：上午因为停电，电脑启动不了，所以办不了公。上午8点多上班时，他不是在泡茶馆，而是在吃早餐。记者又问他：下午你又在干吗?他向记者解释：“我腰部不舒服，在按摩，按摩完后，就坐三轮车赶来上班了。”（据搜狐网）

媒体就证监官员腐败新闻致歉

众记者愤怒请辞

[提要] 因追踪报道李莉门事件刊载《证监官员陷落》一文的《证券市场周刊》昨晚八点多在官网刊发致歉声明，称与事实不符，但九点多该刊主编于颖即质问到底何处不符事实，并表示该声明并非其所发，坚称文章属实。该刊主编助理李德林、该文作者尹锋表示核心骨干团队将集体辞职，“触及底线的原则问题，是利益的出卖，我们别无选择”…[媒体监督pk外界压力]
　 新闻回顾：李莉门牵出证监会更高官 原基金部主任可能涉案

致歉声明惹争议 联办或再现人事震荡

继胡舒立团队出走之后，国内著名财经媒体集团联办(即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或将再失臂膀，证券市场周刊核心骨干团队今日称提出辞职，这次风波将考验联办如何把握媒体监督与外界压力的平衡力度。

　　因追踪报道李莉门事件刊载《证监官员陷落》一文的《证券市场周刊》于14日晚间八点多在官网刊发致歉声明，称与事实不符，但随后九点多该刊主编于颖即质问道到底何处不符事实，并表示该声明并非其所发，坚称《证监官员陷落》一文属实，该刊主编助理李德林、该文作者尹锋表示核心骨干团队将集体辞职，“触及底线的原则问题，这是利益的出卖，我们别无选择”。

　　《证券市场周刊》4月10日第12期封面为《证监官员陷落》，该文系李莉门事件追踪报道。李莉是证监会工作人员，其前夫和前婆婆举报其涉嫌内幕交易，称李莉提前一天获得三一重工分红信息，央视对此进行报道，但证监会随后已经公开声明，对李莉进行调查后没有发现相关账户有操作该股票记录，而且上市公司分红信息不属于证监会监管范围，因此不涉及违规。

　　李莉前夫继续举报，并向《证券市场周刊》提供了一些李莉出国旅游的照片，周刊记者据此调查取证，并刊发报道，称李莉和证监会其他工作人员出国游，恰逢上投摩根基金唐建老鼠仓事件，此次费用大多为上投摩根基金报销。周刊记者质疑了上投摩根基金产品没有因老鼠仓事件受到处罚和产品继续顺利获批是否与这次旅游招待有关。

　　此文一出，引发证券市场轩然大波，虽然链接被迅速删除，但许多论坛中还存有此帖，并广为业内人士议论纷纷。

　　但也有知情人士向第一财经记者称，上投摩根基金在上述欧洲之行中，并全程陪同，只是同其他几家机构，分摊了部分旅行费用。

　　一位证监人士也对第一财经表示，此次旅游记录和各种费用等手续都在证监会有相应流程备案。

　　14日晚9点8分，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网站以最快速度全文转载了《证券市场周刊》道歉声明。

　　目前这份致歉声明还在《证券市场周刊》杂志社官网(www.capitalweek.com.cn)挂着。落款为《证券市场周刊》杂志社时间为4月14日的这份致歉声明中写道：“本刊4月10日第12期刊发《证监官员陷落》一文，经进一步调查，本刊所掌握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不能得出文中 ‘证监官员陷落’等一些结论。对于此文给有关主管部门和当事人造成的不良影响本刊诚恳表示歉意。特此声明。”

　　第一财经记者迅速致电《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于颖，她说：“这事你们应当去问联办。我哪里新闻失实了？”主编助理李德林表示这不是周刊编辑部的致歉，而是联办强加给编辑部的致歉，周刊编辑部没有网站的服务器控制权。

　　《证监官员陷落》一文作者尹锋闻听致歉声明，第一时间表示惊诧和愤慨，他对第一财经表示：“我们根本就没有不实之处。”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前身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是《证券市场周刊》的主办方、股东，负责人为王波明。联办旗下媒体集团中以《财经》和《证券市场周刊》最为著名，笔调犀利，尤以证券市场揭黑报道为市场闻名。此前出走的胡舒立团队是联办旗下久负盛名的《财经》杂志的支柱和缔造者之一。

　　此次事件或将使联办再失臂膀。李德林表示，《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于颖、副主编高翔王安及主编助理计划提出辞职。

　　就此第一财经记者14日晚间10点多致电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即联办的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杨浪，他感到无奈，但他表示正在沟通，他没有正面回答如何应对辞职及致歉声明一事。

　　对于下一步事态发展，第一财经将保持关注。

　　附：证券市场周刊就《证监官员陷落》一文致歉

　　2010年4月14日，证券市场周刊就《证监官员陷落》一文刊发致歉声明。

　　声明内容如下：

　　本刊4月10日第12期刊发《证监官员陷落》一文，经进一步调查，本刊所掌握的情况与事实不符，不能得出文中“证监官员陷落”等一些结论。对于此文给有关主管部门和当事人造成的不良影响本刊诚恳表示歉意。

　　特此声明。

　　 《证券市场周刊》杂志社

　　 2010年4月14日 （据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