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破获亿元走私大案

揭开顶级服饰低价秘密

    台州有3家不起眼的店铺在当地非常有名，因为它们卖的都是LV、PRADA、D&G、GUCCI等奢侈品牌。最重要的是，这些名品的价格比商场里要便宜许多。比如一件D&G外套，商场卖15800元，而这些店里只卖11225元，整整便宜了4000多元。

    这3家店为何能以低价出售国际名品？4月22日，杭州海关公开了其中的奥秘：这3家服装商行从香港走私高档服装。此案中，海关共查扣了70多种国际知名品牌服饰24000余件，案值高达1.019亿元，涉税2565万元。

LV为什么卖这么便宜

    2008年3月，杭州海关下属台州海关缉私分局获得一条情报线索，称台州市场上有一些商店在大量销售低价国际名牌服装，来源可疑。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访，海关缉私警察将目光锁定在了冠誉服饰精品行、台州兵舰经贸有限公司、芊叶服饰商行三家台州高档服装店上。这三家店虽然店铺面积不大，装修也不怎么考究，但店内卖的衣服无一例外都是国际大牌，而且品种丰富，LV、PRADA、D&G、GUCCI……几乎将市面上常见的国际服装品牌“一网打尽”。三家店的人气很旺，除了台州本地人光顾外，周边城市也常有顾客“慕名而来”。

    看似不起眼的服装店中，居然汇聚了这么多国际顶级服装品牌，这让海关缉私警察在惊讶之余，顿生疑惑：难道这些以往挂在高档商场明亮橱窗内的国际大牌，会不约而同地想要抢滩台州这样一个国内三线城市？

    更让海关缉私警察怀疑的是，这些服装店中出售的大牌服装的价格远远低于上海、杭州等地的正规专卖店，平均要低20%至25%。以D&G为例，一件专卖店价格为15800元的外套，在这些店里只卖11225元，整整便宜了4000多元；一双专卖店价格为5800元的鞋子，在这里也只要4800元。

    正规渠道销售的国际大牌服装的价格不可能这么低。海关缉私警察推测，这些店里的衣服要么是假冒伪劣，要么是所谓的“A货”、外贸尾单，要么就是走私进口的“水货”。

    带着种种疑问，海关缉私警察决定扮成顾客到三家店中一探虚实。店里的销售人员信誓旦旦地保证：店里卖的衣服绝对都是正品。为了判定真假，缉私警察从三家店里买回服装送到专业机构做鉴定，证实了这些国际大牌系出名门，而且产地都在欧洲。

    一番调查下来，海关缉私警察基本确定了这些衣服来路不正，极有可能是走私进来的。但新的疑问随之而来：这么多的顶级品牌服装，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是如何流入台州市场的呢？杭州海关缉私局决定组织台州海关缉私分局对此展开深入调查。
纸箱里藏着“秘密”

    三家商行，是这些大牌服装的集散地，也是缉私警察手中掌握的惟一线索，杭州海关缉私局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派出台州海关缉私分局的骨干力量展开深入调查。

    海关缉私警察们在三家商行附近“守株待兔”，严密监控每一个进出的可疑人员、每一台可疑车辆。很快，他们就有了发现：三家商行经常会收到快递公司送来的大纸箱，这些外面没有明显标识文字的纸箱一到店里，立刻就会被人小心翼翼地搬到店后面的仓库中。缉私警察推测，这些纸箱里装的很可能就是店里销售的大牌服装。

    这些可疑的纸箱从哪里来？缉私警察顺藤摸瓜，南下深圳找到了纸箱上的发件地址——一栋很普通的公寓楼。在公寓楼周围埋伏了几天后，缉私警察终于解开了纸箱的“秘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行迹可疑的人拿着大包小包的衣服到公寓楼一楼。简单打包后，衣服被搬到二楼，分门别类地装进不同的纸箱里，最后由快递公司将这些纸箱送往台州。

    与此同时，对三家服装店老板王某、李某和陶某的秘密调查也在进行中。缉私警察发现，这三人不但经常去香港，与香港的多家服装店、“水客”集团有着密切联系，而且三人一到深圳就会到寄出可疑纸箱的那幢公寓楼去。以此推断，那幢公寓楼很可能是“水客”集团的一个窝点。

    经过将近7个月的艰苦侦查，缉私警察基本掌握了三家商行与“水客”集团共谋，大肆从香港走私高档服饰进境的犯罪事实以及涉案单位、人员的基本活动规律。2008年11月3日，杭州海关正式立案，并将案件命名为“1103”系列走私服装案。

    11月份，正是服装换季的时节，三家商行的进货量都比较大，涉案人员的活动比较频繁，抓捕时机很快到来。

    11月13日，一张精心部署的大网张开了。杭州海关的缉私警察兵分三路，同一时间在上海、深圳、台州三地展开集中抓捕行动。从犯罪嫌疑人家中、三家商行和深圳“水客”集团窝点里，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查扣各类高档服装24000余件以及“水客”集团往来运单、发票、进货账册、入库单、财务记账凭证等大量书证。至此，“1103”系列走私服装案初战告捷。
暴利催生冒险家

    主要涉案人员抓捕归案后，海关缉私警察围绕着“证据”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专案组结合服装店的进货、销售台账，从资金与支付渠道进行查证。

    经过数月认真周密的调查，高档服装“蚂蚁搬家”的走私路线浮出水面：2005年以来，“冠誉”、“兵舰”和“芊叶”三家商行的老板多次前往香港，从十几家品牌服饰供应商手中购买高档服饰，有时也委托他们从意大利购买。

    之后，三位老板或随身携带，或联系水客集团头目，由其负责安排“水客”通过“带工”方式，将买到的高档服装走私入境，再通过境内快递公司以航空快递的方式发货至三家商行进行销售。

    走私货款一般由三位老板在境外刷卡支付，而对于“蚂蚁搬家”式走私路线中的“蚂蚁”——“水客”集团来说，则可以获得每公斤服装40元港币的“带工费”。

    案件中查扣的高档服装品牌多达70余个，涉及几千种型号款式，如何确定这些服装的真实成交价格成为摆在专案组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调查人员走访了杭州的各服装品牌店，通过他们联系上该品牌的国内服装代理商或境外供货商，这才拿到了准确的价格资料。

    依照我国现有规定，服装进口关税一般在10%至16%，增值税为17%，而走私进口则完全“逃”开了这笔费用。以前述那件专卖店价格为15800元的D&G外套为例，三家商店的进货价为7000元人民币左右，若正常进口需缴纳税款2200余元，而走私则只需支付每公斤40元的“带工费”。这样一件衣服，台州的店里卖11225元，尽管比专卖店便宜了数千元，但因为省去了专卖店高额的管理、人工等费用，仍有着丰厚的利润回报。

    2009年11月份，被查扣的24000余件走私服饰被公开拍卖，拍卖价款全部上缴国库。目前，3起案件均已进入司法程序。
奢侈品为何屡成走私“摇钱树”？

    近年来，杭州海关查获多起奢侈品走私大案，2007年的名表走私案，查获名牌手表2万余只，案值超过2亿元；2008年的燕窝走私案，查获各类燕窝2700多公斤，案值4000多万元。从名表走私到燕窝走私，再到如今的高档服装走私，奢侈品为何屡屡成为走私分子眼中的“摇钱树”？

    “高档服装走私的巨大利润促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参与案件侦办的周警官分析，“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发生地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消费者对这些奢侈品的旺盛需求是催生这类走私的重要动力。”

    金融危机给全球奢侈品产业带来重创，但中国市场的表现却称得上是惟一亮点，迅速膨胀的中国奢侈品市场成为了全球奢侈品品牌的必争之地。

    以LV 这一指标性的品牌为例。1992年，LV在北京王府饭店开设了国内第一家专卖店后，新店数量增加缓慢，但近两年却骤然提速，已形成了在国内25个城市29家店的规模，并且在长沙、乌鲁木齐、厦门、宁波、温州等二三线城市也已落子布局。与此同时，店面规模也是日趋扩大，继2009年7月亚太最大旗舰店亮相深圳万象城二期后，将在杭州万象城开设的1880平方米的专卖店将会成为该品牌全球最大的旗舰店之一。

    如此旺盛的奢侈品消费需求使得高端走私服装“不愁卖”，不断刺激着不法分子走私服装的欲望，而销售走私服装背后巨大的利润空间，更是让这把欲望之火越烧越旺。（据新华网）

武汉市发改委主任辞职从商

为当地弃政从商最高官

    湖北省武汉市政府一高级官员辞职，近日在江城引发广泛关注。权威部门昨日证实，该市发改委主任徐进已递交辞呈，弃政从商。

　　徐进辞职的传闻近日不胫而走。昨日，武汉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证实，徐进确已向政府提交辞职请求。但根据干部任免程序，须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今明召开的武汉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市政府将提交政府人事任免报告，其中，审议表决徐进辞去武汉市发改委主任事项已列入会议议程。武汉市人大常委有关工作人员称，如果辞呈获准，徐进将成为武汉市有史以来辞职下海的最高级别官员。

　　本月召开的多次市政府常务会上，徐进均未露面。知情人士透露，徐进今年4月初就已不再上班。

　　近来，对徐进辞职后的去向大多称他将在北京某企业任要职，其中“去中钢集团”传言为多。昨日，记者多次拨打徐进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记者致电中钢集团，对方称不清楚此事。

　　2009年，年仅45岁的徐进被任命为武汉市发改委主任。他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在一冶建设公司、团市委、武昌区、洪山区、市直机关工委等单位工作，并从黄陂区区长转任市发改委主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在任命徐进时称他“岗位经历丰富，熟悉政府行政和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据新华网）

江西庐山常住居民

将被迁至山下让位景区开发

　　80块钱，老张开着小比亚迪将游客从九江城区带上庐山。

　　“明年这个时候，我这车就上不去了。”他指了指盘山公路边上一片工地说，“那里在建乘客换乘中心呢。”

　　等那个工地完工，庐山的南北山门都会下迁到山脚，游客都得在山脚下买票后，统一换乘或考斯特或金龙牌的“环保旅游车”上山。

　　开车为生的老张，家住庐山云雾深处的牯岭镇，在山上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对他来说，“明年这个时候”的最大变化，还不在于将没有了拉客上山的营生，而在于将永久地离开在庐山上的“家”。

　　庐山当局近期宣布了一项将大幅改写历史的计划——从明年开始，庐山上的居民，将被逐步迁离这个他们生活了100多年的名山小城，迁往山下的庐山新城。

　　这一计划涉及牯岭镇几乎全部居民共1.2万多人。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像老张这样的庐山管理局职工及家属。

　　这是自英国传教士李德立1886年开发庐山以来最大的变迁。搬家似乎不可避免。老张正以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一天。“外人以为我们住在庐山上，过着神仙似的生活，很少知道我们的苦恼。”老张说。

　　和所有住在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山上的人们一样，老张至今没能像同一辈的其他国企职工那样，通过10年前的房改拥有自己的住宅，而只能交着象征性的房租，住在山上那些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别墅里。如今，搬下山，可能意味着那一直虚拟的个人房产权利得到变现。

　　“在九江市城区东南面的庐山新城，规划了4000套住房，这些房屋足够牯岭镇搬迁的居民所需。”庐山风景管理局宣传部副部长崔小毅说。

　　庐山人大搬家，只是一个更大的资本经营计划的一小部分。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郑翔将此计划概括为“一下一上”——“下”就是下迁山上居民，“上”是庐山景区的整体上市。

　　下山与上市

　　庐山居民整体搬迁的消息，早在4年前便有释放。

　　彼时，庐山官方委托清华规划院新修的《庐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6-2025)》中，规定“逐步将山上与旅游无关的人员全部迁移至山下居住，力求做到山上上班、山下食宿，以减少庐山上的非游客人群，使其与风景名胜区环境的承载量相适应”。

　　庐山近年一直有着向“会议中心、景观博览中心和常年型旅游休闲度假基地转型”。在管理局看来，转型的提是居民下迁，为游客和酒店让出生活和环境空间。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庐山上600所历史遗留的别墅，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为休养所的职工及家属居住。在官方看来，这是资源上巨大的浪费。

　　“庐山是少有的景居结合的避暑胜地，问题是大量优质资源被低效益占用，需要将这些资源置换出来。”庐山管理局一位官员说。

　　“庐山的山体比较小，山顶上大概只有32平方公里，这么小的范围内，旅游事业发展和环境承载力存在矛盾”，崔小毅强调。

　　在中国的诸多名山中，庐山是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最多的景区。官方统计有1.3万多名常住居民和0.5万流动人口。旅游高峰期，每天还有2万多名游客上山，年产生活垃圾1.8万吨、废水200万吨。

　　此外，汽车可以直接开到牯岭镇上，镇上有1700余辆单位用车和私家车，旅游旺季，每天还有2000多辆旅游车上山，交通拥堵，噪音、尾气严重。

　　这些都让庐山精美的山水如牛负重。把山上居民全部搬下山，似乎是个一举多得的主意，包括兼顾“上市”这步棋。

　　此前，庐山管理局已引进中国国旅集团，组建庐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庐山风景管理局占股73%，国旅1.27亿元资金入股，占27%，试图尽快整体上市。

　　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庐山风景区全年接待来山游客445.6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6.7亿元，门票收入2亿多元。

　　崔小毅说，未来上市公司名下经营资产有7、8栋别墅，2个宾馆、露语茶叶公司，景区观光车等，其他别墅仍然分属不同机构管理，包括庐山疗养院、房地产管理局等。上市公司如果想要经营其他别墅或者景区其他资产都必须花钱购买，但上市公司篮子里将来是否会放进更多的别墅和景区资产，目前还不明朗。

　　但有一点是明白的，为了更成功的旅游开发和更顺畅的股市运营，居民下迁已箭在弦上。

　　山上山下的产权纠结

　　但居民搬迁暂时还没有时间表，“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明年实质搬迁之前公布有关细节”。崔小毅说。

　　棘手的事看来不少。庐山管理局在江西地位特殊。1949年后，由于成为国家领导层的开会场所，庐山的政治级别相对一直较高，为地级单位，直属省府，与山下的九江市关系微妙。山上还有130余家管理局直属单位及中央、省、市驻山单位。这无疑增加了下迁工程的复杂性。目前这些机构如何处置仍无定论。

　　“首批下迁的。将是住在水源地附近的居民，还有核心景区，如三宝树、庐山植物园附近的居民”，崔小毅说。

　　此外，庐山的居民人口相当于一个小城镇，房产利益的重新分配是最敏感的议题。

　　九江市发改委批复显示，庐山新城位于九江城区庐山大道中段，南临芳兰湖。总规划用地1700亩，用地性质包括安置房和部分廉租房。这两种用地性质又增加了分配复杂性。

　　“根据时间表，今年10月份，第一期1102套房子要交付使用，然后是旅游服务中心和新城小学，完成以后，到明年进入实质性房子分配阶段。”崔小毅介绍。

　　新城很大一部分职工是要交一部分钱的，只收成本价。细节尚待明朗。“比如说，房子分多大，多少钱一平，按工龄算还是按级别算，还是按人口算。”

　　为了推广庐山新城，2009年2月，庐山管理局制作了一个比例为1：260的新城的沙盘模型。当时，郑翔指着沙盘模型说：“整个庐山新城就是一座花园，住在这里就像是住在庐山一样”。

　　失去牯岭人的庐山

　　这不是这座千古名山第一次经历剧烈的转型。

　　庐山曾是陶渊明、李白等古代山水诗人的乐园，但让庐山进入近代的是英国人李德立。

　　1886年，这位时年23岁的传教士爬上庐山，买地，修路，建起第一栋别墅。他成立公司，将规划好的土地分块出售，在南昌武汉卖地，做广告，手法同现在房地产开发商一样。他将凉爽的山顶小镇命名为“牯岭(COOLING)”

　　到1927年，庐山上已有别墅560栋，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居民几千人。随着东谷别墅的繁荣，租借地以西的地盘，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城镇，从事服务业。

　　1949年后，庐山外国人别墅收归国有，庐山开始第二次转型。庐山被规划为面向“全国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的亚洲最大的疗养城”。党政军机关纷纷在庐山开办休养所、疗养院，中共中央几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在此召开。牯岭镇居民成为这些招待所、疗养院的职工、警卫、厨师等。

　　“到80年代，《庐山恋》播放后，很多人自发上庐山旅游，山上一些效益较差的单位就开始为这些旅游的人提供食宿。”庐山的旅游大潮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这被认为是庐山第三次转型。

　　“在晚清以来的历次转型中，庐山的城市化控制得不当，导致环境恶化。”庐山社会变迁的研究者、南昌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龚志强说。

　　尽管如此，龚志强反对将居民全部迁下山去。

　　“牯岭镇明末清初发展下来，是山区城市化的典型个案。这里牯岭镇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跟庐山居民聊天，跟与山脚下九江人聊天感觉都不一样”，龚志强说，牯岭镇给庐山带来社会文化生态的附加值，是黄山等名山无法提供游客的。

　　他担心，如果所有人迁下去，牯岭的文化传承就中断了。牯岭完全成为商业社会。这并不是旅游者希望看到的庐山。

　　崔小毅对此的解释是，“下迁也不是说山上全都没有人了，有的职工还是会住在山上，有些在山下住，在山上工作。”

　　不仅学者，对于搬家，牯岭镇居民也是五味杂陈。

　　九江学院本科生钟诚曾在牯岭镇街头调查居民们对下迁看法。问卷显示，被调查者最关注的问题是下迁后就业、收入、住房、安置后续工作、福利等。

　　镇上的居民大多从事旅游相关职业，比如在镇上开出租车、经营餐馆，开特产小卖部或超市。一些人担心搬下山以后，小生意做不了了，收入要减少。

　　官方也设想了解决之道：一是南北山园门换乘中心服务内容的增加，能提供数百个新增就业岗位。二是在新城内兴办洗涤产业。山上宾馆酒店的床餐纺织品送到山下清洗，山下菜类洗干净后净菜上山，既解决就业，又把污染物留在山下集中处理，还节省山上的用水量。

　　支持搬迁的居民，认为这可以善住房条件。因为地处景区，庐山一直没有改，没有产权，也不能新建房屋，许多庐山人几代人住在拥挤的公房里，条件艰苦。

　　清华大学教授金笠铭为庐山编制下迁战略，他撰文说，“风景区居民不掌握景区资源所有权，即使是当地居民数代耕种的土地也不属于居民所有。因此，景区居民是弱势群体，其权利最易受到侵犯，在处理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问题时，往往从迁移当地居民入手，如何迁移却很少考虑居民的需求”。

　　对此，崔小毅表示，庐山管理局也作过居民调研，分成不同类别，不同住房情况，听取居民的诉求。方案公布时也会征求大家意见，召开听证会等。(据新浪网）

贪官卷走500亿已传6年

中纪委两次向受访者查询

　　“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的荒唐说法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已近六年之久，近日又起波澜，以至于商务部新闻办专门通知各媒体，予以否认。作为这条谣言的当事人，我本以为，以这条谣言之荒唐，不值一驳；不料如此荒谬的谣言竟然阴魂不散，还惊动中纪委两次通过驻商务部纪检监察机构向我查询。

　　我不得不抽时间写下此文，以正视听。

　　一、“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出笼经过

　　引起商务部新闻办专门出面否认的是这样一条媒体报道: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卷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这条谣言起源于某晚报2004年8月16日刊发的报道《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离岸公司提供洗钱便利》。这篇报道系该报某记者采访我后所写，起因是我写的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当时在社会上、金融业内、监管部门和海外离岸金融中心引起了较大反响，监管部门和国内外业界、媒体为此来找我的不少，英属维尔京群岛财政部长等人访华时也点名找我谈了谈。该报记者为此来采访，不足为奇。

　　而且，我所写的研究报告是公开出版物，我供职的商务部研究院作为工作文集编纂的《2004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蓝皮书》(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4月版)全文收录了这篇报告。由于社会反响较大，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2004年6月又给我出了个单行本小蓝皮书，但有删节。

　　我接受采访时，详细告诉了该记者可以找哪位出版社的编辑获得这份报告，问题是这个记者(可能还有相关编辑)不是稍微花点工夫去拿到这篇报告，哪怕是走马观花浏览一遍(报告全文不过三四万字)，而是往采访中掺加了很多自己想当然的东西，捏造了不少我接受采访时没有讲过的话安到我头上，发表前也没有全文交给我核对，导致这篇文章出现了多处严重失误，不仅不符合我的原话，也不符合基本学术概念。“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的荒谬说法就是其中之一。

　　我不否认，由于受到工作中某些见闻的刺激，我本人也许是国内最早发表论文讨论跨国贿赂(transnational bribery)问题的人，1990年代还在读博士时，就发表过几篇讨论这个主题的论文，后来又陆续写了些这方面的文章。但我本人没有研究过腐败官员外逃卷走资金总量，以单个研究人员一己之力，也不可能得出可靠的数据结论，当时我接受该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到贪官外逃，更没有提到这个数字。

　　“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我无法确认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追查，只是在向纪检监察部门写情况说明时，根据记忆印象提供了一条线索。如果我没有记错，该记者采访我之前不久，我从某报上看到过一篇好像是对纪检监察部门的采访报道中提到过该部门的统计“犯罪分子外逃查明资金50亿美元”。但在我印象中，这篇报道没有提到纳入这个统计的外逃犯罪分子有多少人。

　　由于“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离岸公司提供洗钱便利”足够引人注目，该晚报2004年8月16日刊发这篇文章后立刻引发轰动，当天早晨便登上大型门户网站新闻头几条。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道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道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

　　二、“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之谬

　　“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之说固然夺人眼球，但只要冷静思索一下，便可知道此说荒谬。500亿美元按早期汇率计算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一个外逃贪官就要卷走1亿元，可能吗？成克杰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尊，其犯罪所得尚且是4000万元，不考虑留在国内带不出去的非法财产，平均每个外逃贪官就要卷走2.5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全部犯罪所得？难道中国建国不足55年时仅外逃官员中就有4000人级别远远高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不仅“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之说纯属捏造，极其荒诞；还因相关记者、编辑和报社主管缺乏基本专业知识，又没有基本的求实精神，导致这篇报道中讹误比比皆是，在此略举数例:

　　——搞错了“离岸公司”的概念及其与普通公司的主要区别。该报道称，“‘离岸公司’的含义是，投资人的公司注册在离岸管辖区，但投资人不用亲临当地，其业务运作可在世界各地的任何地方直接开展。例如在巴哈马群岛注册一家贸易公司，但其贸易业务的往来可以是在欧洲与美洲之间进行的。”此说不确。在接受该记者采访时，我说明了，“离岸”指的是从事非居民之间交易，这是基本的学术概念，也是离岸公司与普通公司的主要区别，上述说法并不确切。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如果我连这种基本概念都不明白，那是没有资格从事相关研究的。离岸公司与普通公司的根本区别是非居民交易这一特征，而不是税收，尽管税收待遇和信息披露要求也是它们之间的区别。

　　——捏造了“资本外逃占外债比例”这样一个“关公战秦琼”式的问题。该报道引用我的话说:“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超过50%，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实际上，资本外逃根本不体现在国际收支中的外债统计部分，任何一个读过《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而且我根本没有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大大夸张了中资公司给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带去的收入。该报道引用我的话说，“我们曾就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算过一笔账:中资公司在当地投资带给当地的收益，是他们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大半。如果这笔钱分到每个居民头上，每个居民可分4000-5000美元。”此说完全错误。我在接受该记者采访时提到，2001年金融和商业服务创造了英属维尔京群岛49.6%的GDP，国际商业公司注册费收入占该岛政府经常收入的47.2%，相当于其全体居民人均4395美元，这个数字在报告原文和我写的其他多篇公开文章中均有披露，但那是来自所有国家的离岸公司提供的收入总和，绝不是中资公司一家，“所有国家”≠“中国”！　　（据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