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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11 日 星期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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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驻京办被撤后拟转上网办公 |
| 人员活动转地下 |
部分驻京办被撤后拟转上网办公 人员活动转地下 按照国务院的指示，今年6月20日前，全国所有的省直机关和县级驻京办均须撤离。其中特意提到，确需保留的地市级驻京办经过批准可以保留。 如今，距离“撤办”大限还有最后40天，记者走访了湖北、广东、浙江、江西、甘 视频：数千家县级驻京办半年内面临全部撤销 来源：黑龙江卫视《共度晨光》 去留 县级驻京办最后“搏命” 在国务院出台的驻京办整治方案中，县级驻京办身处毫无商量余地必须撤离的行列。根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布的名单，全国至少有582家此类驻京办将要撤离。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从4月份开始，湖北、广东、浙江、山东等省陆续出台措施，并严厉表态，必须坚决撤离县级驻京办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驻京办，而且不得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但现实的问题是，部分县级驻京办表示，还没有接到具体的撤离通知，“如何撤、怎么撤，暂时都没接到指示，以前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 浙江某县级驻京办主任告诉记者，根据他多年的从政经验，此次驻京办撤离最后还是以“雷声大雨点小”收场，不会对驻京机构形成太大的冲击。他分析说，县级驻京办充其量只是个小作坊，三五个人就算多的，撤了就撤了，只要关系还在，一两个人就足以维持，“要不要机构牌子无所谓”。 而最足以支撑他这种想法的依据是，地方政府领导并非真正想撤驻京办，“现在高调撤出只是做做样子，表明严格执行国务院规定，风声一过，改头换面，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记者现场采访时也发现，尽管县驻京办早在3月份以后就已经把牌匾主动撤下，人员活动也从地面转入地下，但手头的工作却一刻也没停止。唯一与往年不同的是，驻京办主任更忙了，不断地在北京和所在县、市政府奔波跑动。在驻京办的思维意识中，“领导们还需要我们”成了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搏命”机会。 留守地市级驻京办或超八成 在国务院公布的名单中，共有295家地市级政府驻京办事机构属于没有明确生死的。这也成了驻京办撤销令下发后，表现最为活跃的一组人马。 对于它们的生死，国务院当时下达的一纸撤销令中只提到了四个字，即“确需保留”。因此，围绕地市驻京办自身重要性的阐述成了今年3月份后的最强音。在相继爆出驻京办腐败、黑暗、“跑部钱进”等不良现象后，驻京办维稳、招商、联络当地群众、特产推广等暗含褒义的词语纷纷出现在网络平台，甚至连驻京办美食都成了其中难舍的一分子。 经过地市级驻京办的竭力争取和运作，在距撤离大限还有40天的当口，记者统计发现，大部分的地市级驻京办都“幸免于难”。 根据湖北省政府公布的《实施方案》，湖北省驻京办、武汉市驻京办以及湖北下辖的黄石、襄樊、荆州、宜昌、十堰、孝感、荆门、鄂州、黄冈、咸宁、随州、恩施等所有12个市(州)和仙桃、潜江、天门3个直管市驻京办事机构均全部保留。 广东省政府日前公布的首批保留名单尽管只明确提到省驻京办以及广州、深圳、珠海、汕头市政府驻京办五大机构，但业内人士分析，诸如东莞、佛山、惠州、潮州等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市同样会被保留。记者从广东省驻京办官网上看到，东莞等17家地市级驻京办机构与广州、深圳等驻京办一样，同时出现在广东省各级驻京办行列中，而县级驻京办则踪影全无。 江西省地市级驻京办也基本可以确定全部保留。记者从江西省政府了解到，除了该省发改委驻京联络处、省财政厅驻京联络处合并到江西省政府驻京办事处外，省直其他单位驻京办事机构全部被撤。目前，已经无法从江西省驻京办官网上看到以上链接，而唯一保留的是南昌、九江、吉安、井冈山等13个副省级市和地级市驻京办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记者随后逐个电话了解后发现，以上单位至今未接到撤离通知，如无意外，已基本可以确定留京。 在随后公布的浙江、河南、安徽、甘肃等10余个省撤办通知中，基本都贯彻着“保省、留市、撤县”的路线图。记者采访统计，至少过半市级驻京办将保留。《驻京资讯》报社社长李罡亦表示，295个地级市驻京办保留的比率有望超过八成。 出路 网上办公成驻京新思路 心存不甘，同时又四处寻求出路，是众多县级驻京办目前的共性状态。 记者走访发现，被明令撤销的县驻京办一方面答应撤离，但另一方面鲜有依照指示把房产作价移交或者拍卖给上一级驻京办的。不少县驻京办仍然希望能留京，即使不以政府派出机构的身份。 一个专门针对县级驻京办的电子网络平台正在形成，并在驻京办的圈子中开始口口相传。在该网站上，诸如劳务进京、同乡联谊、招商引资、特产进京以及维稳等业务已悄然展开。 据网站负责人剌舜予介绍，随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撤销县驻京办的风声加紧，诸如会馆、老乡会等变相存在的形式均会被深入追究，只有网上办公、网络传输等方式是国家提倡且稳妥有效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这与上面提出的思路是吻合的。”剌舜予说，国务院秘书长马凯此前明确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转变工作方式，改进工作作风，大力发展网上办公和咨询服务，为驻京办事机构规范运行创造良好环境”。 《驻京资讯》社长李罡对驻京办由现实转入网络的形式也表示认可。他说，在机构撤销、人员撤回或者递减的情况下，网上办公或许是一种新型且有效的方式。 不过，记者走访浙江、江西、湖北一些县级驻京办时却发现，他们并不十分认同这一出路，在他们眼里，网络是虚拟的，“许多事情是网络无法替代的”。 驻京办有望垂直管理 此前，驻京办均是“谁派出、谁负责”，接受所在地方政府领导，由所在县市政府拨款、做人事安排。记者采访多个县市驻京办获悉，此次驻京办经过整治、撤离后，有望实现垂直管理。 具体而言，县级驻京办撤离后，机构注销，但部分人员可能纳入地市级驻京办，接受地市级驻京办管理，但经费照常由各县财政拨付，独自开展本县工作；市级驻京办在接受所在市政府管理的同时，也将接受省级驻京办的管理，职能转为服务、维稳和招商引资，同时淡化行政、接待职能。 记者了解到，江西省政府在整改方案中就明确提出，核准保留下来的驻京办必须进一步完善机制，由主要提供迎来送往等事务性服务转向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主要为赴京领导服务，转向为赴京领导、基层组织和群众服务。 李罡表示，垂直管理更有利于驻京办的统一规范管理，避免了各自为政、四处“寻租”的局面。同时，这也能更好地整合驻京办资源，实现项目对接。 前景 地市驻京办 撤离待时机 “此次撤离没有明确指向地市级驻京办，主要原因是时机不成熟。”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不撤。 他说，随着我国“省直管县”行政体制的逐步推行，地市级政府将逐步撤销，届时，国家上传下达的效率提高了，地市级驻京办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汪玉凯说，当前国家没有强制撤销地市级驻京办主要是因为它们规模较大，在京关系网也更深入和广泛，同时，相比县级驻京办，地市级驻京办的数量要少一半，因此，在管理上不会增加太大负担。此外，受历史成因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此次“撤办”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但从中央的精神来看，并不鼓励地市级政府设立驻京办”，汪玉凯分析，未来驻京办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行政职能将会进一步淡化。 他同时认为，国务院提出的“保省、留市、撤县”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规避当前的一些阻力，确保政策顺利推行。 留守驻京办 有待规范 在此次“撤办”大潮中，大部分省市均给留守的驻京办指明了方向，但对于驻京办今后该如何规范、如何具体实施等细则以及市场化、社会化改制的办法，却并未细化涉及。这给驻京办未来的发展埋下了不确定因素。 不过，记者从江西、湖北、山东、浙江等省驻京办了解到，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后勤服务、领导接待、公务用车等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市场化尝试，但诸如人事、财政、政企分离等更深入的体制改革却需继续探索。（据新浪网）
疑因注射乙肝疫苗死亡 “8日上午，我带刚满月的男婴，到南安市洪梅镇世道医院打疫苗，9日凌晨1时30分许，我发现男婴身上出现斑块，马上将他送到医院，没想到他就这样没了。”婴儿的母亲黄某李女士伤心地说。她希望医院能给个说法，查清到底是疫苗有问题，还是医生操作不当。 9日下午，记者赶到洪梅镇世道医院看到，在医院住院部门前广场上围着许多村民，一知情人指着蹲在地上痛哭的中年男子告诉记者：“这就是男婴的父亲黄某油。” 据黄某油介绍，死亡的男婴是他的第二个小孩，今年4月8日在洪濑医院出生，7日刚满月，还未取名字。平常孩子很乖，白白胖胖很讨人喜欢。 男婴的母亲黄某李告诉记者，8日上午9时30分许，她带大女儿和小儿子到世道医院接种疫苗，当时接种室等待接种疫苗的小孩很多，医生只有黄某平一人，装有疫苗的瓶子排满了桌子。医生先为其女儿接种乙脑疫苗后，再为小儿子接种乙肝疫苗。两小孩打完疫苗后，她就带其回家。 10时许，小儿子开始出现异常的哭泣声，大家以为小儿子是口渴，就为其喂水喝，后来就睡着了。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小孩还多次出现异常的哭泣声。 9日凌晨1时30分许，黄某李突然发现小儿子的皮肤出现青一块、紫一块，赶紧和丈夫将小儿子送到离家不远的世道医院。当时正在值班的医生为男婴做了检查，发现男婴已经没有生命特征。 世道医院黄院长告诉记者，他在获得值班医生和副院长的汇报后，当即安排有关人员做好男婴家长的安抚工作，并封存有关疫苗，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 据黄院长介绍，乙肝疫苗属国家免费为适龄儿童接种的疫苗，医院是按正规途径从疾控部门领来为小孩接种的。而进行接种工作的医生也有通过南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的“计免疫苗的使用与管理、预防接种安全注射与异常反应处理”相关培训，持有医生资格证书。 “医院也很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黄院长说，男婴的死因要等尸体检验结果出来才知道。目前，医院只能配合有关部门的处理。 得知消息后，泉州、南安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安市卫生局、洪梅镇政府等部门的领导和泉州第一医院儿科专家赶到医院，对有关情况展开调查。 据南安市卫生局刘副局长介绍，有关部门正在和黄某油协商，准备请法医做尸检，等尸检结果出来后，再由泉州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专家组做出责任结论。(据腾讯网）
原副市长等疑因瞒报矿难被查 [提要]
今年4月，大同市市委常委王雁峰被双规，传此事与山西红窑沟矿难有关。2004年12月17日，红窑沟发生矿难，矿主封住井口数月后才打开转移尸体。一个在当地官场流传的说法，李为摆平瞒报之事，曾向申、王等多名官员进行利益输送…[我来说两句] 4月上旬，晋北的大同市发生4.5级地震。无人知晓，另一场“地震”正在大同酝酿。 大同市市委常委王雁峰，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是在4月11日下午。彼时，大同市人代会正在举行闭幕式。 此后不久，王雁峰被进驻大同的纪委人员双规；接着，大同市南郊区检察长冯志勇亦步其后尘。 双规 此前数日，已经匿迹3年多的大同前公安局长申公元比王雁峰“先行一步”。大同市纪委办公室的一位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两个人是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上级纪委亲自查的，我们虽然上了一些人，但都是跑跑腿。”大同纪委上述人员说，“我们并不了解核心案情。” 山西省纪委对此案件已做内部通报：在大同开煤矿的温州籍矿主李克伟瞒报一起大矿难，后被通缉；申公元为李克伟提供保护，涉嫌“窝藏”。 大同市的官方网站“领导简历”中，仍然显示着王雁峰的履历。王雁峰生于1952年8月，河北曲阳人，在职大学学历。王雁峰1968年参加工作，从大同市杏儿沟煤矿的采煤工做起，后来逐步升任该矿副矿长。1979年1月，王雁峰调任大同市青磁窑煤矿，历任副矿长、矿长。 1988年起，王雁峰任大同市经委副主任；1996年6月，担任大同市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98年7月任大同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2008年王雁峰担任大同市委常委，负责机关党务。 “王雁峰平时为人很不错。”一位当地与其相识的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当地人认为，王雁峰是被矿难“瞒报”所累。 “封口” “拖累”王雁峰的矿难，发生在大同左云县店湾镇范家寺村的红窑沟煤矿。这一矿难的瞒报情况，曾震惊了中央。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矿难发生于 2004年12月17日。因井下运输皮带起火，红窑沟煤矿煤层被引燃，死亡人数不明。 矿主李克伟今年40岁，是浙江温州平阳人，在大同市拥有南郊区高峰、古店和左云县红窑沟、同兴等多座煤矿，人称“大同第一温州煤商”。 在2009年底“温州煤商山西维权运动”中，却不见李的踪影。彼时的他，正被山西警方网上通缉。 大同知情人士介绍说，矿主李克伟在红窑沟矿难发生后，没有组织抢险，而是立即封住了井口，数月后才打开井口转移尸体。 封住井口的同时，必须对当地官员和媒体 “封口”，这是隐瞒矿难的潜规则。矿难发生时，申公元是大同公安局长；王雁峰是大同分管煤炭、安全的副市长。 一个在当地官场流传的说法，李为摆平瞒报之事，曾向申、王等多名官员进行利益输送。 4月25日上午，《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来到左云县范家寺村，发现村后的红窑沟煤矿已不复存在：山坡下的一块平地，种满了密密麻麻的杨树；只有连片的黑色土壤，显示这里曾是煤矿的煤场。 附近矿工住过的大批窑洞，洞口均被破坏；洞内很干净，连纸片都很难找到。很明显，有人打扫过。 在村民指点下，《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找到了位于半山腰的昔日坑口，其已被推土机彻底填平，但推土机履带的痕迹还很明显；坑口上方的山坡上，种着一尺高的小松树。 坑口对面的一棵灌木上，拴着一幅白布，上印4个大字：红色的“危险”，黑色的“死人”。 煤殇 当时井下有多少矿工？社会各界对此说法不一，有3个版本：不到10人，80多人，200多人。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山西一媒体在2005年秋，曾联合四川媒体一起披露此事，并查到了个别遇难者。 参与报道此事的当地记者对《财经国家周刊》说，2005年9月报社接到矿工举报后，派其去红窑沟煤矿，彼时距矿难发生日已9个月，“但那里的山头还到处冒烟，一群工人仍在紧张灭火”，“稿件见报后，这群工人立即失踪”。 这位记者当时采访过刘从科、何坤国、夏永菊等多名矿工和家属，何坤国下井抬过遗体，夏永菊的骡子死在井下……这些均有音像资料；记者甚至找到了一名遇难者——四川江油市九岭乡粉石村的张远华，其遗体被矿方拉到内蒙古火化后，家属得到9万元赔偿。 红窑沟煤矿当时在井下开采7#、8#、11#、14#、14#1、14#2等7个煤层，每个煤层都有大量的矿工和骡子在干活；而采矿证只允许开采11#煤层——这是典型的越层开采，严重违法。 刘从科、何坤国、夏永菊的手机，现已变成“空号”。
范家寺村民田二称，李克伟2003年买下该矿后，赶走了所有本地从业者，管理层全是浙江人，矿工多是四川人，“出事那天村里人也知道，但根本进不了现场。”加之无亲属在井下，所以不太关心。 记者离开红窑沟时，当地突然飘起大雪。 “咬”与“反咬” 红窑沟煤矿老板李克伟是投案自首的，现被羁押在河北省。 李克伟的煤矿，多数集中在大同南郊区高山镇。 去年4月李克伟刚被通缉之时，大同市南郊区财政局局长、前高山镇镇长孙国毅的遗体却在天津渤海湾中被发现，死因不明。 诸多大同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孙国毅的“意外”死亡，很可能与李克伟案有关。 “李克伟是聪明人，他要求必须关在外省。”大同市一驻地媒体负责人说。 李克伟归案后，第一个“咬”出的，是大同市公安局前局长申公元。 4月下旬，《财经国家周刊》在山西采访时获悉，申公元和在北京做生意的儿子已被太原市检察院正式批捕。 大同公安局一中层干部悄悄说，纪委专案组已传唤多名大同公安；一些人惶惶不可终日，“有几个中层居然每天关机，连人都找不见了。” 大同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王文成是其中之一。“公安是军事化单位，人都找不见，不是潜逃是什么？”当地公安部门一位人士说。 王文成和大同市公安局前经侦支队支队长高建勋，号称申公元的“左膀右臂”，“一个是打人的，一个是弄钱的。”所谓“弄钱，就是到处查税，替代税务部门收税款和罚款”。 高建勋在大同最著名的事件是“岳母坠楼”：彼时，高正和大同电视台一女主持人打得火热，高的岳母到女婿“齿欣大厦”的办公室劝其不要如此；随后，岳母便在女婿办公地“意外坠楼”身亡，公安局做出了“自杀”的结论，但社会却传言纷纷。 今年4月下旬，高建勋亦被双规。 “矿难黑幕” 红窑沟煤矿所在的左云县店湾镇，有个左云综合技校，校长马文有从事山区职业教育近50年，是电视连续剧《脊梁》、《无悔人生》主人公的原型。 马文有告诉《财经国家周刊》，红窑沟煤矿原是左云综合技校和范家寺原村支书范刚合办，挂靠在同煤集团劳动服务公司。2003年，左云综合技校和范刚发生矛盾，遂产生1000万元售矿的念头。 随后，马文有在学校的办公室首次见到李克伟，双方几乎没怎么谈就以950万元成交，“李克伟很痛快，敢想敢干。” 马文有听说，李克伟最初在大同南郊区“井下拉平车”，后来才逐渐承包煤矿发了家。 这几乎是所有温州平阳煤商发家的轨迹：上世纪80-90年代，善于井巷工程的他们，经常被穷困潦倒的山西煤矿承包者“拿煤矿抵工资”，“被股东”的温州人成为最早一批煤商；2003年煤价暴涨后，温州民间资本大量涌进煤矿行业，造就了第二代温州煤商。 李克伟显然属于“第一代”。马文有认为，“他在南郊区挣了钱；但在左云出了矿难，肯定是赔了。”
尾随红窑沟矿难，左云先后爆发2005年“12.28”范家寺宝源煤矿、2006年“5.18”张家场乡新井煤矿、2007年“9.19”水窑乡东沟煤矿3起矿难，分别导致20人、56人和21人遇难。 这3起矿难几乎和红窑沟矿难如出一辙：严重超层越界，通风系统紊乱，大量农用三轮车下井乱挖乱采；劳动组织混乱，严重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安全管理混乱，工人不戴自救器，矿灯自备、自充电，使用非矿用电缆、非阻燃皮带…… 另外，“12.28”和“5.18”矿难均存在严重的瞒报；在新井矿难现场，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痛斥“虽六证齐全，但实际上是五毒俱全”。 出一场矿难，倒下一批干部；抓一个矿主，咬出成群官员。 红窑沟到底一次能下井多少人？马文有说，在李克伟接手前就超过100多人；但李克伟接手后，居然同时开采7个煤层，严重超产，下井人数无法估计，“我估计李克伟也不知道井下有多少人。” 正因为民营煤矿普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执法单位很容易拿捏住煤矿的短处。马文有说，“李克伟一个外地人在这里开矿，要想站住脚，肯定要找一些当地的靠山。” 王雁峰和“窝藏”李克伟的申公元，是否担任了这一角色？ 一份举报材料显示：2006年9月30日，李克伟在大同南郊的高峰煤矿再发矿难，有安全类纸媒记者于当年10月2日去采访，被李克伟手下人阻拦并抢走摄像机、照相机和手机；后来当地110的6队出警，“队长却让手下应付一下，不能管。” 晋版“文强” 临汾、大同政法系统发生的数起大案，其涉案金额、犯罪情节并不逊于“重庆打黑” 5月初，重庆打黑系列案中“文强案”的二审程序已经启动。文强因涉及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等多项罪名，一审被判决死刑。 此前数月，山西“9.8”溃坝事故中涉案的段波等5官员被宣布“双开”。段的原职务是运城市公安局局长，曾担任临汾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2月8日上午，太原市中院开庭审理了段波受贿案。 太原市检察院指控：2002年11月，段波利用其担任临汾市公安局副局长之便，出面帮助“9.8”溃坝的当事矿主张佩亮购买了临汾市安泽县“红星接替井煤矿”经营权；张佩亮为感谢段波，决定送段波该矿20%的干股；2004年该矿转让，段波分得2亿元。 除此，段波还为尧都区石凹河煤矿老板郝铁栓的儿子安排工作，收受郝38万元；2005年1月，段波又让郝铁栓为其在北京CBD购买价值306万元的“东方瑞景苑”豪宅1套，27万元的停车位1个。 1998年11月21日，临汾市河底乡西沟煤矿瓦斯爆炸，导致47人死亡。该矿老板连耀奎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立案侦查。段波利用职权，为连耀奎取保候审、不追究刑事责任提供帮助；后段波收受连耀奎一辆78万元的进口丰田越野。 仅此与临汾煤矿有关的3项案情，涉案金额已远超文强。但是，段波不过是个处级干部。 《财经国家周刊》获知，段波和李克伟案中被批捕的申公元“关系非同一般”，两人曾在临汾市搭档多年，段波是申公元“最得意的门生”。 申公元是临汾人，2002年调任大同公安局长前，曾在临汾警界打拼多年。 1994年，刚担任临汾(县级)市公安局长的申公元，面对临汾猖獗的黑社会、日益恶化的治安，准备发动大行动。 而时任法制科长的段波，也于同年向公安局党委递交了一份“扫黑”建议及行动方案，两人一拍即合。 临汾的黑社会当时有多猖獗？一份历史资料这样写到： 当时临汾有两个市长，一个是白道市长，一个是黑道市长，即黑社会组织的龙头大哥安小根。这位“安市长”不管在临汾的哪一个歌舞厅里出现，老板都要出门迎接，歌手要专门献歌献艺，所到之处，群呼“万岁”。有人因听别人呼他为“市长”，出于好奇多看了他一眼，竟惨遭杀身之祸，杀人者却逍遥法外。 1994-1996年，临汾公安在申公元、段波等人指挥下，发动了“打黑”行动，一举端掉“黑市长”安小根、“独眼龙”买青虎、“老狐狸”吴临斌、“河西二马”、王秋虎、高嵩等8大黑社会团伙，共抓捕黑社会首脑、骨干、喽啰达400余人，4名黑社会首脑被判处死刑，3名被判死缓，1名被判无期。 在那些日子里，申公元等人承受着空前的压力，说情、恐吓轮番上阵。《山西日报》一熟悉申公元的记者说，“申把家中的照壁加宽加高，里面加了钢筋，因为怕人放冷枪、扔炸药包。” 和当年抓获悍匪张君的文强一样，“打黑”让申公元、段波等人一战成名。 此后，申公元屡获殊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十佳标兵”、“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保卫战线英雄模范”等荣誉纷至沓来。 段波则获得“全省公安系统百名功臣”、“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中国百名优秀青年卫士”称号、山西省十大杰出青年、“五一”劳动奖章，一度成为山西政法战线一面旗帜。 申公元后升任临汾行署公安处长、临汾(地级)市公安局局长。段波则复制了申的升迁之路，从临汾(县级)市公安局长、到临汾(地级)市公安局副局长、运城市公安局长。 与民争利 2002年，申公元调任大同市公安局长；而此前，其一些行为已见端倪。 一熟知申公元的临汾干警说，申豪爽大方、很讲义气，“但是对所谓自己人却是毫无原则，喜欢护犊子。” 临汾市一公安干警告知，当时太原公安局长空缺，申和太原杏花岭公安分局局长邵建伟都紧盯这一位置。邵建伟给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侯伍杰行贿，后东窗事发，邵、侯二人均落马。 而申公元则平调到大同。不过，大同市是山西省仅次于太原的第二大城市，198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十三个较大城市之一，是全国最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蹊跷的是，申公元的命运从此开始反转。 2003年，大同公安局强行给各大煤矿配发两条警犬、收费3万元的事情被媒体曝光；随后，大同交警纷纷上路拦煤车罚款的消息屡见报端；城区治安开始恶化，2004年秋，大同一民警居然参与绑架当地一位亿万富翁的儿子…… 2005年12月，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对“市人民政府社会治安情况专题工作报告”进行满意度表决，该报告未获通过——这在山西历史上绝无仅有。 真正的高潮爆发在2006年和2007年之交。 2006年12月10日，大同城区“特莱维”护肤中心发生一起强奸伤害案。110在报警后数小时不见踪迹，导致疑犯从容脱逃，媒体曝光后全国哗然； 2007年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浑源县一黑煤矿采访时，被矿上人员打死； 2007年1月15日，大同城区龙港苑小区15号楼发生爆炸，5人死亡，6人受伤； 2007年1月29日，大同市南郊交警大队副教导员宋建忠花费20万元，却买官不成，后忿然锤杀了拒不退款的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李慧敏，并致3人受伤。 上述四起皆是“公安部督办大案”，从中折射出当地警务管理混乱、民爆物品失控、涉矿的黑社会猖獗、公安内部卖官成风……四件大事，让大同公安系统颜面尽失。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浩临危授命，被派至大同。 与此同时，一个题为《黑到骨头里的真实》的举报帖开始在网上热传。发信人署名“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干警——乘厄、吉浊”，显然是“惩恶、激浊”的谐音。 该信主要内容，基本是举报申公元在大同敛财、卖官、拉帮结派等事实，大同市政府一秘书说，“每个细节都对得上，内容非常真实。”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到，就该网帖内容，山西省纪委和省公安厅纪委曾联合调查过，但结果未对外公布。 大同市一党报记者分析说，申公元到大同的时间，正好是煤价开始大涨的时刻，矿区财富横流，警界亦通过整顿矿山秩序、运输秩序、涉煤企业偷漏税等进行创收，“当大同警察不愿维护公共安全，而是 与民争利时，申公元的命运就已注定。” 与民争利者的另一典型，是2006年落马的大同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长郭亮。 2006年7月27日，郭亮在自己的办公室被检方带走；检方指控他 “贪污400余万元、受贿7万余元”。 溃坝背后的“联盟” 2002-2007年，申公元在大同焦头烂额之际，段波则在临汾春风得意。尽管临汾矿难不断，亦有不少公安干警因此跌倒，但丝毫没有影响段的前程。 段波还率队成功侦破了襄汾绑架杀害组织部长案、霍州市抢劫金店案等一批大案，声誉如日中天。 太原市检察院的公诉称，段波在1998-2002年间，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2449.2748万元。 2004年，段波得到了张佩亮分给的“干股折现”2亿元；从此，段波的女儿段婕，在北京开了一家“瑞安恒泰”贸易公司，1000万元注册金均由段波提供。 段波和张佩亮的“政商联盟”，开始在“掘金”上显出强大威力。 塔儿山铁矿，原为临汾钢铁公司铁矿石基地，因附近3县一些权势人物参与私挖滥采，导致资源遭严重破坏。 开黑矿，要使用民间土制炸药、雇佣大批外地民工。 一位出巨资盘下塔儿山铁矿的临汾老板，无力对抗各路权贵支持的私挖滥采，只好将该矿转给张佩亮；随后，段波出马，动用临汾大批警力武力驱逐了所有私挖滥采者。 此间，段波财大气粗，似乎并不顾忌人言。2008年4月，段波调至运城市公安局，向干警明确表示不收礼。他曾指着身上的衬衫说：“钱我有的是，这个衬衫就一万多，你们不需要给我送礼，也送不起。” 祸福相倚。塔儿山资源让张佩亮一人独享的同时，祸端也在积聚。 2008年9月8日，塔矿尾矿坝溃坝致277人死亡；不久，段波被双规。（据搜狐网）
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 2010年05月10日14:24 经济参考报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已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十分迫切，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分配差距呈现“穷降富升”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暴利行业 有关专家认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认为，房地产业的基本要素就是土地，卖房子实际上是卖土地。而对于土地，按现行土地用途管理政策，政府和房地产商既是“垄断买方”，又是“垄断卖方”，一方面从农民手里低价征地，另一方面向群众高价售房。房地产业产生的级差暴利，除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外，都被少数房地产商拿走了。唐钧说，随着房价暴涨，“没有房子的人”已被远远甩出财富形成的大门之外。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资源要素分配不公，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说，这与我国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资源价格成本构成不完全，资源税额低、开采成本低、不承担环境恢复责任……这是“煤老板”超常致富的“秘诀”，也是分配手段调节失灵、贫富差距拉大的“症结”。 许多专家还认为，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尤其是投机性投资行为的盛行，也进一步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拉大了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实业收益的差距，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的局面。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三者之间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 一直存在“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采访中，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力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水平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 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争抢“吃皇粮”，甚至出现千余人竞争一个公务员岗位的现象。同时，垄断行业的高工资也屡屡遭到质疑。专家认为，国家应通过多个途径，减轻“权力决定收入”的消极影响，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几年前，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一些专家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问题，包括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 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与此同时，频发的腐败案也暴露出个别干部对公共财富的巨额侵占。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仅2009年，全国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1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单笔受贿额1.6亿元的纪录。 专家认为，腐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扰乱了分配秩序，初次分配市场调节失灵，再分配领域又形成“逆向分配”，使本该用于低收入群体的资金通过非正当途径转移到权力相关者手中，加剧了分配不公；二是导致个人收入无法核清，制度设计失去基本前提；三是处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分子，有能力、也必将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拦路虎”。 多位采访对象反映，虽然腐败不直接属于收入分配范畴，但它却渗透和影响着分配格局。西安一家动漫公司的总经理李斌说，现在，不管是搞房地产、办煤矿，还是想进垄断企业或当公务员，要想借此进入高收入阶层，往往要靠“关系”和“票子”开道。只要这种腐败“潜规则”存在，收入分配就无法“阳光”。 分配面临“十字路口” “虽然现在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忍受力比过去提高了，但如果不遏制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的势头，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去年我国人均GDP已接近3700美元，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结构重塑都进入了关键阶段。拉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一阶段尤其要防止出现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动荡。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在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劳动报酬偏低，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调节功能有限。 一次分配的不合理使“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当前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苏海南说，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 而在二次分配中，由于现有社保制度不够完善，二次分配领域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据全国总工会透露，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平更低。 有关专家认为，要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需尽快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各方配合的原则，结合深层次原因和直接原因设计系统的改革方案。 (新华社调研小分队)（据新浪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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