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昆明车改
2010年的春节刚过,在昆明市委大院里工作多年的杨从祥惊奇地发现,他熟悉的一些区的领导来市委开会,有的是步行前来的,有的是集体乘坐一辆车过来的,这和以往开会时专车云集的景观大不一样。“以前开会,区县的领导们都带专车来。”他告诉记者。
“从今年1月15日起,昆明市的4个城区拉开了公车定额包干改革试点的序幕,纳入试点范围的部、委、局、办和一些街道办事处原有的车辆上缴封存,官员们因公出行,要么租用新组建的区级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的车,要么自行解决。虽然这4个区的县处级干部暂时还没有纳入公车改革的范畴,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给其他官员作出表率,表明他们对这项改革的支持态度。”昆明市纪委的一名官员对记者说。
昆明这次纳入公车改革试点的4个主城区是:五华区、西山区、盘龙区、官渡区。这4个区里4354名乡科级(含乡科级正职)以下公务人员被纳入公车改革范畴,涉及221个单位。4个区里的公安、检察、法院、国安、医院、学校等没有被纳入车改试点范围。
昆明4个区正式启动车改试点后,共清理登记封存上缴1005辆公务用车,同时各区按照1∶2的比例留用司机和公务车组建区级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除去组建服务车队的车辆外,剩余的车辆经评估后全部拍卖。
区财政根据每个单位实际在编人数,按照每人每月400元的标准把公务交通经费划拨到各单位的公务用车专用卡上,由各单位统筹使用。
“现在用车不像以前那么随意了,用车要经过单位领导批准,然后由办公室主任与区级机关服务车队提前一天联系,办完公事后,要在一式三份的派车单上填上租用车型、车牌号、用车里程数、时间、租车费用,司机签字后,一份交给车队,一份交给单位,一份司机保存。”昆明市某区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谈及目前实行的车改时似乎有些失落。
他是单位的副职,车改以前他们单位有好几辆车,一把手专用一辆车,他相对固定用一辆车,出去办事说走就走,办完公事还可以会会朋友,办点私事,晚上下班可以把车开回家去,早上可以送孩子到学校后再开到单位上班,节假日还可以开着公车带着老婆孩子到处游玩,而油费、过路费、停车费等全部由单位支付。
而现在的公车改革让像他这样的一批官员们失去了对公车的直接支配权,公车不可能再私用。
“试点工作已经进行了3个月,有的干部对此有看法,那是因为这样的改革对以前经常公车私用的人来说,公车改革无疑是对他们职务消费的剥夺,对他们既得利益的剥夺。”季志远对记者说。
2009年4月,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一次大会上说:“有的区县的部、委、局、办和乡镇领导都有专车,有的甚至有两辆,是谁给你这个权力的?”他要求昆明市纪委和组织部进行拉网式清理。在随后对公车私驾私用现象进行严厉治理过程中,2009年,该市经委副主任、某县档案局局长、某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免职。
武侯车改6年考
2010年初春的一天早晨,当记者开车到达成都市武侯区区委、区政府第一办公区采访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竟是“停车难”。
此时距离2004年武侯区全面推行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已6年。办公楼旁原来停放公车的场地,早已变成了私车的海洋。
“综观那么多车改方式,最彻底的应该还是我们。”武侯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晓燕告诉记者。
日前,在公车改革试点年的大背景下,各地各种模式的车改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昆明车改搞得轰轰烈烈,杭州模式的争议又起,而已实行车改6年的武侯区则显得很低调。记者辗转多个部门,终于采访到了武侯区车改政策出台的核心机构——机关事务管理局。
“车改最直观的成果,就是财政资金的节省。”李晓燕说。她为记者算了一笔账:2003年,武侯全区61个区级部门和13个街道共有公车1072辆,全年财政负担公务用车费用1995万元,其中包括平时使用经费1495万元,新车购买费用500万元。车改采取取消公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的形式,全年发放补贴1581万余元,加上保留的公务用车的养车费56万余元,两项合计1637.85万元,共节约357.15万元,节约率为18%。
“并且,这只是短期效益。以前,各个单位的领导用车不是买完就算,过两年还要不断换车,换车的时候还要互相攀比。车改6年来,我们不用再买新车,也不用配驾驶员,这样节约的钱就更可观了。”李晓燕说。
武侯区政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局级干部算得更具体:“以前全区所有局长、部分副局长都配有专车和专职司机,光养一个司机每年都得五六万元,一辆车每年的燃修保起码得2万元,全区100多人享受专车,这是多大笔开销?现在全没了。”
市民廖先生说,公车改革应该达到3个目的:一是能节约经费,二是能有效防止公车私用的腐败行为,三是能提高机关工作效率。从节约经费来看,武侯区的公车改革有积极的因素。
除了经济账,车改还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长远影响。
“这对建立廉洁政府、促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武侯区纪委副书记王睿对记者说。
车改之前,武侯区的群众对干部公车私用反映颇多。采访中,一些干部也坦言,以前给干部配的车,很多时候是用作其他用途的,“上班时办公事,下班后,尤其是周末,都把车子开回家”。
公车私用成了建设廉洁政府的一大隐患,这成了纪委最头疼的事。“以前每年都要就干部用车问题给领导干部‘打招呼’,甚至给车子贴封条,但效果不理想。现在填补了车辆管理的漏洞,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公车都取消完了。”王睿说,“车改还消除了用车的矛盾,避免了干部为用车扯皮,对于建设和谐武侯的影响不可小觑。”
据了解,武侯车改的影响还在扩大。在2004年改革时,由于工作需要,公检法等单位的公车没有纳入车改范围。如今,6年的车改也推动了这些单位的用车规范。“现在这些单位还没买车的干部骑自行车办事来回是常事。”李晓燕说。
回归公务本色的车改
杭州车改:车贴不能变现
杭州这次车改的政策和自去年5月1日起杭州市级机关首批20家单位进行的公车改革基本一样:一律取消公务用车,所涉车改单位公车一部分面向社会公开拍卖,一部分用于组建机关服务车队,司机妥善分流;所有在编、在职、在岗人员全部参加车改,按级别发放车贴;公务用车可向市级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提前预约租用,或自行解决;车改单位工作人员在车贴使用区域从事公务活动不再报销交通费。
杭州实行按级别发放车贴的车改,被称为“货币化车改”。
车改车贴标准分两大类:一类是一般的市级机关,依照实际工作职务层级共划分为9个档级,最高的是正职局长(副厅级),每月2600元,最低的是科员、办事员及其他人员,每月300元;另一类是专司执法监察、稽查等职能的部门,适当减少档次、缩小级差,共分为7个档级,最高的依然是正职局长(副厅级)2600元,处级以下每月600元。允许这些车改单位在不突破车贴总额的前提下,根据同一职级不同岗位或同一岗位不同公务活动范围和频率,自行确定处级(不含)以下个人公务用车补贴标准,并报市车改办备案。
湖南车改:公车贴标志
自2010年4月20日起,酝酿约4个月的湖南省津市公车改革正式“动刀”:全市178辆公车,除了贴标志,还规定“人、车、卡合一”,即每辆公车只确定一名司机,其他人不能开。由司机本人去加油,司机信息卡与加油卡配套,信息比对合一才能加油。按政府采购签订的协议,加油站有义务举报加油卡营私现象。津市车改有很重要的一条:非工作时间,公车一律入库。配套的处罚措施是,违犯禁令将通报全市机关单位,严肃处理。
车改后,津市市委书记何英平和市长尹正锡的车率先贴标志。
如今,走在津市街头,时不时能看到一些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贴着碗口大的红纸,上面写着“公务用车”四字,红底黑字,字有乒乓球一般大小。
在津市车改第二天,就有人反映有公车在不恰当的地方出现,“开公车去按摩”。后经调查并非如此,但津市纪委并不否认当地存在公车私用现象,他们推动公车改革的一个初衷,就是要把公车与私车区分开,让百姓来监督,让公车真正姓“公”,回归公车的本色。
国家发改委有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存在3个“1/3”:办公事占1/3,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媒体此前也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
车改的波及效应
杭州的“货币化车改”曾引发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按级别发放车贴有变相福利化倾向,正职局长每个月每人2600元的车贴显得过高。
一名杭州公务员抱怨说:“按照车改规定,副厅级巡视员每月车贴是2200元,正处级调研员每月车贴是1100元,但他们因公务出去的时候相对较少,而一些实职中下级公务员因公出去办事的时候较多,但他们的车贴却少了不少,这不公平。”因此,有人认为“车贴是对特权的赎买”。
即便如此,杭州车改的节约效应是明显的。
据杭州相关部门统计,西湖、江干、拱墅、余杭等7区在实行车改前,公车费用为9354.7万元,车改后实际开支为5796.02万元,下降38%。参加杭州第一批车改的有市委统战部、市财政局、市城管执法局等20家单位,一共取消了230多辆公车,车贴费用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了32%。
“总的来说,杭州车改迈出了突破性一步,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淡化‘官念’。”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对杭州车改表示肯定。
津市市纪委副书记黄毅明表示,公车改革触及官员利益,目前已碰到一些“抵触”。当津市车改进行到第五天时,黄毅明和几名交警一大早就守在津市主要路口,专查当地的公车。当天就有3辆公车没贴公车标志,有2辆公车的标志贴在“刘海”位置(指车前玻璃遮阳膜,被当地居民戏称为“刘海”),被当场责令整改。
黄毅明说,这次改革是要“革领导干部的命”。
统计显示,一年消耗4000亿元,2/3被私用,“车轮上的腐败”备受诟病。取消公车,公务交通货币化,让公车真正姓“公”……各地各部门在争议中试水公车改革。
我国现行的公车管理体制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必须全国统一改,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多个地方和部门改革、受挫,再改革、再受挫的怪圈,最终取得我国公车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 (
《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