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份“环保罚单”的背后
　　陕西三城市首次遭遇“环境处罚”调查
    西安市政府近期收到一张由省环境保护厅开出的40万元罚单，同时收到这种罚单的还有宝鸡和咸阳市政府，这三个城市因向关中地区“母亲河”渭河超标排放污染物，被罚交纳70万元“环境补偿金”。
据悉，将“环境罚单”直接下达给一级政府，甚至对省会城市也“不留情面”，这在陕西前所未有，在全国也屈指可数。
    “环保罚单”能否让地方政府戴上重拳治污的“紧箍咒”？如何通过“环保考核”力促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华视点”记者就此事进行了追踪调查。
    环保部门：母亲河“患重病” 地方政府“担责”
    从陕西版图上看，作为黄河第一大支流，全长800多公里的渭河就像一条腰带，依次将宝鸡、咸阳、西安、渭南四个重要城市联结起来，承载着陕西省三分之二的土地、人口和GDP。可是，这条关中地区的“母亲河”，却在两岸加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中，承受越来越重的污染负荷，导致河流逐渐失去生态功能。
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李孝廉坦言，以小造纸、小冶炼等为主的污染型企业以及高度密集的人口产生的生活废水，就像插在渭河头上的“两把尖刀”。以两岸造纸厂为例，其排放的COD已远远超过渭河的环境容量。
一方面是陕西经济发展“龙头”，一方面是渭河生态加速恶化，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到底应该怎么办？
    事实上，早在2004年，陕西省政府就出台了《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决定用6年时间开展专项治污行动，基本解决渭河黑臭。之后，国务院批复了《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近几年来，渭河流域的治污力度明显加大。
    “尽管这些措施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渭河治污之路越来越难。”李孝廉说，2009年，渭河干流的综合污染指数下降到2.09，实现了消灭黑臭的目标，但渭河仍是陕西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出境断面主要污染物仍严重超标，渭河治理进入“瓶颈期”，必须“剑指”地方政府，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寻求环保新突破。
    地方政府：收到“环保罚单” 触痛发展“神经”
    面对渭河治污窘境，今年初，陕西省开始在西安、宝鸡、咸阳和渭南4市开展地表水生态环境补偿试点，通过“奖优惩劣”的曝光机制，为地方政府戴上环保治污的“紧箍咒”。
李孝廉说，按照“环保考核”新规，陕西省环保部门每月对各市考核断面的水质进行监测。当出境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高于控制指标时，省财政厅将向相关市政府收取污染补偿金。污染补偿金的标准为化学需氧量每超标1毫克/升缴纳10万元。根据2010年前4个月的监测考核结果，西安、咸阳、宝鸡接到了“环保罚单”。
    一直稳坐全省经济“头把交椅”的西安，没想到自己也坐上了排污受罚的“头把交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收到省环保厅“罚单”的同时，西安市正在紧锣密鼓开展创建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的工作。
    西安市常务副市长董军坦言：“这张‘环保罚单’对我们触动很大，它警示我们把治污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西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必须在降低“结构性污染”中挖潜力。
    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任永凤说，“罚单”开出之后，西安市迅速查找原因，发现造成月度污染物浓度超标的主因，是渭河支流新河沿岸的一家精制绵企业和一家淀粉企业超标污染排放，目前这两家企业都已停产进行限期整改。
近日西安市将针对所属区县出台渭河生态环境补偿方案，不仅严把项目审批关，有效控制新增排污量，还将对现有水体污染超标地方实施严格处罚，确保渭河出境水质达标。据悉，咸阳、宝鸡两市也正采取类似整改措施。
    “环境处罚”要制度化 “转方式”仍需下猛药
    三个市政府遭遇“环保罚单”，此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几十万元的“罚单”能否真正对地方政府发挥警示作用？
据记者采访，陕西省环保厅向地方政府处罚的污染补偿资金，60%将用于渭河流域各设区市综合治理减排工程、群众饮水安全工程和污染补偿项目，另外40%将用于奖励工作力度大、水质改善明显的设区市。
    李孝廉说，地方政府应是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在发展初期，环保为经济发展让步是一些地方领导的“惯性思维”，如今，逼近极限的环境承受力要求地方政府必须打破思维惯性，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说，三份“环保罚单”，不仅把地方政府真正推向节能减排的“聚光灯”下，还让河流上下游地区成为环境利益共同体，这彰显加强环境处罚制度建设的威力。
    咸阳市58岁的彭晓宏从小就在渭河边生活，作为陕西兴包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他从市政府遭遇的“环保罚单”中看到“积极信号”。他说，如今“环保罚单”也开到政府头上，这有利于让政府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治污并不是赔钱的买卖”，近年来公司投入1亿多元建设污水处理厂和碱回收炉，不仅在不断抬高的“环保门槛”中生存下来，也节约了生产成本，环保和经济效益兼得。
    一些专家也表示，几十万元的处罚对市级财政来说是个“小数目”，更多的可能还是“象征意义”，要真正促使地方发展“转方式”，还需加大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双重约束”，真正让地方政府绷紧环境治理这根弦，千方百计挖掘“环保潜力”。（据新华社） 　　　
　　
　　◆绍兴无臂学子拒绝“特殊照顾” 

    用脚考出569分
    绍兴柯桥中学高三学生胡悦明在今年的高考中考出了569分的好成绩，超出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18分。今天上午，胡悦明的班主任钱丽琴告诉记者，浙江理工大学已答应录取胡悦明，并给予全额奖学金。学校还提供一个单独的房间，让他和母亲住在一起，以方便生活料理。
　　6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臂
　　胡悦明的家在绍兴县湖塘街道岭下村。6岁那年，一场厄运突然降临。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胡悦明到父亲办的工厂里玩耍。在一间小房子里，有一台机器盖着一块大布。好奇的胡悦明掀起了盖布，瞬间，悲剧发生了——小手被牢牢地吸住，巨大的电流无情地穿过他的身体……
　　当他醒来时，人已躺在地上，手再也不听使唤了。他被救护车火速送到了上海一家医院，命保住了，但两条手臂永远失去了。
常人能做的，他都想尝试
　　失去双臂的胡悦明，读书、生活都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人小志大，意志坚强。为了学写字，每天天还没亮，就要开始练习。起先用嘴练习，可是嘴实在难以控制好笔，而且时间长了，嘴上都是血泡，根本没法吃饭。无奈之下，只好把任务郑重地交给了相对“空闲”的脚，然而脚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斗大的字也认不出写的是啥。
　　看着不成器的自己，他哭过，摔过笔，踢过本子。但每次总是擦干泪水继续练习，脚上的血泡烂了干，干了又烂，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随着茧的不断增厚，他的字越写越工整，速度也与正常人一样。两年多来同样受尽痛苦的母亲也第一次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学会用脚写字，激发了他的信心。他相信，只要肯付出，生活一定会精彩。他学骑自行车、游泳……凡是别人能做的，他都积极尝试。
　　2007年，胡悦明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进入柯桥中学。他还被评为“绍兴县十佳德育标兵”“绍兴市十大励志少年”。
　“我虽残，但不废”
　　10多年来，胡悦明有一个梦想，就是自己通过高考，考上理想的大学。
　　个性坚强的胡悦明不想让别人以异样的眼光看他，拒绝别人的帮助。平时上下学，都是由父亲和老家邻居轮流接送，只有中饭在学校里吃。为不麻烦同学，他从不喝汤，光吃干饭。上厕所是胡悦明感到最难为情的事，所以为了少上厕所，他宁可忍着不喝水。
　　高考期间，胡悦明再次拒绝了“特殊照顾”。按规定，像他这样的特殊考生，可以在平时上课、做作业的特制课桌椅上进行考试，但胡悦明坚持要求像常人一样参加考试。班主任钱老师说，每场考试，她都要跟监考老师打招呼：不要主动帮助他，除非他自己提出要求。
　　没有了特制的课桌椅，胡悦明就坐在普通凳子上，用脚握着笔来答题，咬着牙完成了全部考试。只是这样一来，写字速度明显减慢了许多。如今高考成绩公布，胡悦明取得许多健全的考生也没能达到的高分。他选择了省内的浙江理工大学，该大学招生人员在了解情况后，答应予以录取。“我虽残，但不废”，说这句话时，他坚毅的脸上有一丝自信的微笑。（据《绍兴晚报》）

◆一名银保销售人员的自述：

    每卖一份都胆颤心惊 
　　编前话 到银行办存款,拿到的却是保单。屡见不鲜的遭遇背后到底是什么？一位曾经从事银保销售的王小姐（化名）昨日向本报记者一吐为快，让我们惊愕合规理财产品销售之中，竟充斥着信息的欺瞒、利益的追逐和从业者基本操守的缺失。讲述者的经历虽是个案，但希望这种视角带给我们的是警示和反思，而不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被朋友“忽悠”进了保险公司
　　去年过完农历新年，我决定来武汉找工作。愁眉不展时，朋友的朋友告诉我：“有份工作很轻松，没有人管，只用在银行呆着，卖出的单子，拿回公司，还有提成。达到‘最高境界’甚至不用去银行，单照出，钱照拿。”
　　诱惑让人无法拒绝。
　　简历递上去后，没过多久竟是一家保险公司通知面试和体检，然后是一周培训。
　　培训第一天，我发现一起进来的同事几乎都是一张“白纸”。除了学习些保险的“皮毛”外，讲师利用一堂课时间图文并茂地列举了生活中的一些意外事故，讲述生离死别，让在场人流下了眼泪，职业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余下培训时间里，我们重点学习销售心理学，产品讲解，如何与银行人打交道，如何赢得客户信任。“能把一张纸卖出去，还有什么卖不出去的？”培训讲师常如此鼓励。
　　几天死记硬背，我取得保险代理从业资格证。但是我觉得培训并没有让自己变成一名专业人士。面对未来的工作，自己心里依然没底。
　“云里雾里更容易把产品卖出去”
　　上岗的第一个月，我没有卖出一份产品，作为新人总被安排去做些打杂跑腿的工作。
　　以后的时间里，我慢慢琢磨出业绩提升的门道——让客户云里雾里，反而容易把产品卖出去；相反，跟客户解释得越明白，越难卖。
　　如何做到“云遮雾绕”？
　　一是把银保产品“包装”成银行产品。银保产品其实是保险公司推出的业务，与银行理财产品不同，与存款、国债大相径庭。但我们通常在与客户的交流中尽量避免保险二字，常用“存”和“取”来混淆概念，强调“产品只能在银行买，其他地方买不到，存款收益都是在银行办理”，以此让客户以为推销的就是银行产品。
　　二是话说一半留一半。在销售银保产品时，我们都强调无风险，比存款划算。“把钱存银行利息少，买产品钱一样存银行，分红比利息高还送保险。”还会告诉客户，股票基金都在亏，银保产品绝对不会。
　　但保本的前提条件我却少有提及——完全符合条款，不提前支取，按时交纳保费。
　　对于客户普遍存在的误解我们也有意不作澄清。比如一款10年期的产品，客户认为取的时候是本金加分红，没有风险，但并非如此。它其实是按每年的现金价值加分红，有可能第一年1万元现金价值只有4000元，以后现金价值逐年提高。所以分红如果很少或是亏损的话，10年产品不到期支取肯定有风险甚至损失本金。
　　三是“以其昏昏使其昭昭”。保险比较专业的知识我们并不太清楚，但如果有人问及，我们会立马作出解释，让人觉得专业,至于对错，其实并无人追究。比如一款产品1万元存进去现金价值只有8000多元，客户不理解。公司也没人教过我现金价值如何计算，客户问我们就以此作答——“这个就相当于跟保险公司签了合同，然后保险公司拿这笔钱去做10年期投资，然后它又跟别人签了合同。如果你终止合同，就相当于单方面毁约，2000元相当于违约金。”
　　四是盯住中老年人的钱口袋。他们理财观念保守，习惯将钱存在银行，理解和反应能力较低。我们只要说没有风险，利息又比定期高，他们很容易动心。为了抓住这批人群，我们有时也采取些伎俩。有一次，一位60岁的爹爹到网点来，他年龄明显不符合购买条件，但我们“打围”游说老人为儿子买一份产品。但是按规定，合同签字人应是作为受益人的儿子，当时爹爹表示回去跟家人商量。我们认定老人回头再买的可能性不大了，为了第一时间让客户把单子签下来，我们让爹爹代签了儿子的名字。
　“每卖一份，我都胆战心惊”
　　一年不到，我成了业务骨干，收入也从最初的800元涨到3000元。丰厚的收入让我更加卖力地去“忽悠”客户。
　　我们说的话具有煽动性，有的客户比较冲动，话没听全便掏钱要买，我心里开始发慌——这些人说不准哪天“醒”了，来找麻烦。
　　越怕就越有事发生。一位张女士刚听了产品介绍，就马上答应要买，声称要推荐客户给我。我当时心就有点虚，因为银保产品有10天的犹豫期，我并没有告诉她。一个月后，她带着丈夫来找我扯皮，说被我骗了，坚决要退钱。当我表示，钱可以取出来但1万元就变成了4000多元时，张女士在银行大厅闹了起来。
　　公司不想把事闹大，最后把钱全额退给了张女士，而我也被罚款以补偿公司损失。
　　还有一种情况更让我胆战心惊。有客户到银行存钱，银行员工在柜台上把保险直接卖给了他们，但保单联系人却写的是我的联系方式和名字，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销售时是怎么跟客户说的，做出了哪些承诺。
　　当看到有些市民拿着不多的积蓄来办业务，看到客户心满意足离去的背影，听到他们真诚的道谢，而全然不知手中的存单只是张保单时，我的良心不安起来。
　　今年４月，我终于决定离开这家保险公司。现在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虽然薪水没有以前高，但心里踏实。（据新华网）
　　
　　
　　 ◆咸阳查112件受捐文物下落 

     其中24件被政府官员私存
　　6月18日，新京报报道陕西咸阳人卓登于1986年捐给市政协的百余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下落不明，怀疑被政协官员私分。7月3日，咸阳市政协向媒体通报称，已有112件查证落实，仍有6至9件受捐文物下落不明。通报会现场，不请自到的捐赠人卓登却被官方“请出”了会场。
　　24件作品被官员保管
　　1986年，卓登将家中所存的于右任的书法作品捐赠给了刚成立的咸阳市政协。卓登称，近10年来，他多次向政协询问这些书法作品的下落，却反复被拒绝。卓登称，所捐作品可能是被私分了。
　　今年6月18日，咸阳市政协主席李效民介绍，此事经新京报报道后，引起了咸阳市委书记千军昌的重视，当日责成咸阳市公安局、咸阳市政协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
　　7月3日，咸阳市政协通报称，经调查证实，1986年6月，卓登将其父遗留的122件书法作品捐赠给咸阳市政协。咸阳市政协经过协调为卓登及其家属共5人解决了咸阳市城区商品粮户口，并增补卓登为咸阳市政协委员，此后又连任四届政协委员。
　　经查，1992年2月，陕西省政协、咸阳市政协、于右任故乡三原县政协联合举办于右任书法作品巡展，同年8月到9月又在深圳等地巡展。结束后，因巡展经费问题，负责巡展工作的时任三原县委顾问崔德志未能将参加巡展的于右任等人作品及时返还咸阳市政协。
　　通报称，在巡展经费一直未解决而又无法保管作品的情况下，2001年5月，崔德志将其中的78件作品移交三原县博物馆保存，24件由自己和巡展工作人员原三原县统战部干部张爱丽保管。
　　6至9件作品下落在核实
　　通报还称，1988年12月19日，卓登本人从咸阳市政协领走于右任等人作品10件。1991年，经陕西省政协领导协调，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从咸阳市政协又借走作品6至9件，用于展览。
　　咸阳市政协秘书长田晓东通报称，截至目前，咸阳市联合调查组已在三原县博物馆封存参加巡展的作品78件，从崔德志和张爱丽处追回作品24件，加上卓登本人领走的10件作品，总共有112件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已经得到查证落实。另有于右任书法学会借走的6至9件作品的下落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发布会未回答记者提问
　　另据媒体报道，通报会上，众多记者就“于右任等人”的“等人”何指、查证的于右任作品的真伪与查证的“于右任等人书法作品”与卓登捐赠122件的件数不一等问题纷纷提问，但是咸阳市政协与市公安局的通报人员一概不予回应，仅表示“以通报内容为准”。
　　■ 现场
　　捐赠人被请出发布会
　　6月底，捐赠人卓登介绍，其已经委托陕西省西安市永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秦涛介入此事，希望讨个说法。
　　昨日，秦涛介绍，其于6月26日接受卓登委托介入此事。6月30日，其向咸阳市政协发去了询问函，询问所捐文物下落及政协保管、使用这些捐赠文物的工作流程。
　　秦涛称，在函中他特地对咸阳市政协作为受捐方是否尽到了妥善保管这些文物的义务提出了质疑，但至今咸阳市政协未答复。
　　卓登介绍，7月2日晚，有媒体记者告诉他咸阳市政协将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调查结果。卓登表示十分不解，“我是捐赠人，我捐给咸阳市政协的东西下落不明，现在查出一些眉目了，居然不通知我而只通知新闻单位。”
　　律师秦涛介绍，虽然没接到通知，昨日上午他与卓登还是赶到了现场，但卓登随即接到当地官员的电话，要求其“配合政协的工作、离开会场”。无奈，卓登被迫离开了发布会现场。
　　■ 疑问
　　官方数据少算9件作品？
　　昨日，捐赠人卓登对咸阳市政协公布的数据提出了质疑，认为公布的相关数据有假。
　　卓登称，自己当初捐的于右任书法作品等文物并不止122件，而是131件。其提供的证据是当年捐赠时的登记表，登记表详细登记了其捐赠的于右任书法作品等文物数量。
　　昨日，记者再次根据当年的登记表仔细核算发现，按照登记表的记录，卓登当年捐赠的于右任书法作品共有130件，此外还有1个笔筒，共131件。但在登记表的最后，当年的统计总数却是书法作品122件和1个笔筒。
　　卓登称，登记表上写的122件是错误的，至于是故意还是无意写错不得而知，但因登记表有每件文物的详细登记，因此122件肯定是错的。
　　卓登还称，其确实领回了10件作品，这10件包括当年其父任职的委任状、工作证件等8件，此外还有于右任的书法作品2件。
　　因此，卓登认为咸阳市调查组应追查的捐赠文物总数是131件，但是他们错误地以122件为追查的总数，这样就有9件文物没有被计算在内。
　　昨日，记者试图就卓登反映的这一问题向咸阳市政协秘书长田晓东核实，但其委婉拒绝了回应。卓登则表示，将进一步追问此事。（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