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高龄的母亲，平生有两件最值得自豪的事，一件是在十八岁时担任大队妇女主任，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就是把我兄弟仨一个一个地“赶”进了军营。母亲时常对乡邻 说：“咱家有三块军属匾，我干啥都一身劲儿。”

　　1971年冬，大哥穿上海纹衫，打起背包准备出发的那天，我和二哥，还有表弟表妹含着泪依依不舍为“老大”送行，唯独母亲不流一滴泪。分手时，母亲向大哥交待：“儿啊，到部队上要听首长的话，干出个样儿来让娘让乡亲们瞅瞅。”

　　快过年的时候，公社武装部敲锣打鼓送来了写着“光荣人家”的军属匾，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让我和二哥放了一串儿长长的鞭炮，把匾挂在了最醒目的堂屋前，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第二年，在母亲全力支持下，刚踏进十八岁门槛的二哥又成了一名空军战士。于是，我家又新添了一块军属匾。

　　第三年夏天，大哥在军事比武中夺魁立功，二哥顺利考入军校还入了党。一听到这消息，母亲眉开眼笑，兴奋得像个孩子。吃晚饭时，母亲特意多炒了两个菜，还请来了大舅、二舅和姑妈，从不沾酒的她竟也举起了酒杯。

　　1979年冬，母亲六十大寿，两个哥哥都没能回来为老人家祝寿，只从南方和北方同时寄来了祝福信。母亲没有一句怨言，高高兴兴地过了生日。晚上，她把我叫到跟前：“三儿，你愿不愿去当兵，像你两个哥哥一样有出息?”我低声说：“想是想，可又舍不得离开你和爸呀，你们上了年纪，我再一走，谁给二老做伴，地里的庄稼活儿谁来干?”“想去就去，男子汉就该有志向，我虽说是个种地的，不懂啥大道理，但我是党的人，保家卫国咱明白。”

　　没个把月，母亲便拖着疲惫而羸弱的身子，含着笑意，把我送上了去南方某兵营的列车。车子启动了，面对母亲那有些佝偻的背影和几缕在寒风中飘动的白发，我的心不禁阵阵酸楚。从那时起，母亲又多了一分思念和孤独。

　　1995年后，我们兄弟仨相继从部队转业回乡，母亲那高高悬着的思子之心才慢慢得以平复。我们三兄弟虽说都脱下了军装，但母亲还像往常一样，要求我们用军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尽心尽责。

　　母亲常对我们说，别忘了自己是穿过军装的人，别忘了咱家堂屋里挂着的三块军属匾。“如今你做纪检工作，其实和在部队上一个样，讲究的就是纪律和规矩，可马虎不得啊！”也许出于对小儿子的偏爱，母亲对我的要求更为严格。母亲，我的白发亲娘!我知道我们兄弟仨毕生都无法回报您无私的爱，我只能对您说：“您的儿子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