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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4 日 星期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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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强硬应对美国围堵 1个月内多次军演 |
中国强硬应对美国围堵 1个月内多次军演 中国海军实力的增长，近年来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1个月内举行3次军演，展示坚决保卫中国领土的决心 1个月内多次军演 7月初，中国海军东海舰队数十艘舰艇和十余架战机组成的大型海空编队，在东海某海域进行实弹演练。在演练中，战舰择机发射对空导弹，将前来袭击我方海上舰艇编队的导弹击落。 7月25日恰逢美韩联合军演揭幕，南京军区炮兵部队也在黄海附近举行了大规模远程火箭炮打击演习，这种大规模远程火箭炮火力打击演习在中国尚属首次。据了解，参演的国产某新型远程火箭炮，最大射程超过500公里，适宜对远距离大面积目标实施密集射击。 台湾媒体分析说，解放军这次演习等于向美国宣示“航母编队最好不要进入第一岛链”。此外，火箭炮是最低能量的展示，初期若能收到警告效果最好不过，否则，解放军还有其他选项作为反制，逐次升级。 7月26日，由南海舰队组织的海军多兵种合同实兵实弹演练在南海某海域成功举行，北海、东海和南海三大舰队的主力驱逐舰都出现在演练中。外媒普遍注意到，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等军方高层观摩了这次例行演练。据报道，这次演练以实战化为背景，突出复杂电磁干扰条件下的实兵对抗，共演练了复杂电磁环境下多兵种合同对海远程精确打击、航空兵制空作战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水面舰艇编队综合防空反导等6个课题，是海军历史上参训要素全、实射导弹多、信息化程度高、电磁环境复杂的一次演练。 有分析人士猜测，在目前南海问题骤然升温的情况下，不排除中国以彰显军力来为外交斗争提供后盾支持的可能。三大舰队主力齐聚南海，显示解放军未来或将以军事手段维护南海和平。 香港《南华早报》7月28日的报道指出，解放军在短期内举行三次军演，明显是对附近海域正在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做出的回应。香港《文汇报》援引军事专家刘江平的话说，解放军近期演习之所以如此频繁，是因为中国受到的武力威胁在加大，自然就要提高应对训练的次数和层级。 展示保卫国家的决心 在“天安号”事件发生后，美国借机渔利，结果一石数鸟，满载而归，既打压了朝鲜，又挑拨了中韩关系，还巩固了美日、美韩同盟，尤其是稳定了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又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难，美国从地缘上围堵中国的态势已经隐约可见。有报道认为，美国目前对中国形成的围堵之势，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 虽然中国近期的一系列军演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认为是中国应对美国围堵之势的反措施，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大校7月30日的表态比较低调。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近期媒体关注的中国一系列军事演练活动都是和平时期军队的“正常训练活动”，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主要途径。他还澄清，有媒体报道的青岛上空曾出现百架战机的报道不实。 针对近来外界关注的中国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能力的提升，耿雁生指出，“中国军队的发展是适度的，我们始终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国防投入始终维持在合理、适当的规模。”他指出，近几年，中国的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4%左右，而世界主要国家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4%之间。 尽管中国对最近一系列军演进行了低调处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国最近一些强硬的外交姿态和武装实力展示，都是在向外界表明：经济飞速发展、军事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中国，有信心和能力来维护自己的合理利益。比如，对于中国军方25日的火箭炮演习，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名军事专家的话说，这次演习旨在暗示“解放军的实力足以赶走侵略者”。 耿雁生日前曾强调，“对于外国舰机从事影响中国安全利益的活动，不论是在黄海，还是在中国的其他近海，中方都表示坚决反对。”中国驻美使馆武官赵宁少将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保证国家安全，其中海洋权益和安全是重要部分。他说：“我们不希望外人在这个地区插手。” 军事评论员宋晓军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表示，尽管美国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围堵，但它无法扭转中国在崛起之后改写二战后形成的东亚战略格局的大趋势。 专家点评：海洋对中国至关重要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在维护自身海洋权益方面表现出的自信，引起了外媒的高度关注。 中国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研究员赵小卓告诉《世界新闻报》记者，随着实力的提升，中国必然要“走出去”，无论是对外贸易还是能源需求，中国都离不开海上通道。 赵小卓认为，中国目前的海洋环境“比较恶劣”。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单面向海的大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均是双面、三面向海，更不用说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海洋环境更好的国家。在单面向海的情况下，美国构筑的所谓“第一岛链”正卡在中国脖子上，中国要“走出去”，就必须面对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 赵小卓指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主要以海上霸权为基础，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只要走向海洋，必然会遭遇美国的力量。近年来，由于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对亚洲地区有所忽视。但奥巴马上台后，决定高调“重返亚洲”。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东南亚一些小国对中国的疑虑逐渐加深，拉外部力量对抗中国的需求便更加迫切。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对峙，恐怕才仅仅是个开始。”（据腾讯网） 被要求汇缴至青海省政府
玉树城外的山脊上，阳光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再过1个多月，这里将开始积雪。然后是三年重建期里，第一段漫长的“停工期”。 进入结古镇的建筑机械，都在与时间赛跑。震后很快赶来的慈善组织，他们的大量资金却还没有汇入重建项目的账户中。 审计署7月29日公布报告称，其在对玉树地震捐赠款物的审计中，“发现部分地方未按规定及时将捐款汇缴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中华慈善总会，涉及金额1.62亿元……截至7月22日，已汇缴1.26亿元。” 上述审计数据仅涉及红十字会各省分会、慈善总会各省分会及各地民政部门应缴部分。实际上，更多的汇缴进展缓慢。本报记者多方调查获悉，截至发稿日，除了接收捐款较多的中国红十字总会（含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已与各自青海分会基本确认资金拨付框架协议，其余多家全国性慈善组织尚未最终明确资金汇缴、拨付事宜。 对于很多慈善组织而言，他们正在艰难界定“汇缴”一词的准确含义。7月7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其中规定，这些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需要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由青海省方面的统筹安排使用。 然而，“汇缴资金”的政策安排，却招致10多家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的困惑，乃至态度明确的反对。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回应本报，“正在加强与这些机构的沟通。” “我们在灾后重建中，还有什么权利?善款的最终投向，怎么向捐赠人交代？”一位全国性基金会秘书长对本报记者说，“这都是做慈善的底线问题！” 而已经汇缴善款的组织，亦对相关政策多有不解。这一缴与拒缴之间的拉锯，正凸显为慈善救灾领域里的标志性事件。 未缴的理由 审计署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9日，全国共接收“玉树地震”捐赠款物106.57亿元。其中尚未投入使用的资金有98.43亿元，而中央财政今年拨付的重建专项资金为90亿元。 与财政拨款相近的这笔巨额捐款，使得玉树善款的管理权问题立即凸显出来。百亿捐款究竟由谁管才合适？ 玉树震后，民政部以下属民间组织管理局评级为依据，发文确认了15家可展开救灾募捐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这是大灾发生后的一贯做法。 获批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均是国务院部委或全国性事业单位。15家机构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含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 本报记者调查显示，除所募善款超过20亿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已基本明确将会把善款转拨青海方面外，上述15家中尚有至少10家没有完成汇缴。募集款物数额较大的几家组织，甚至未展开“汇缴”准备，而仍希望以原有重建规划使用善款。 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募集款物价值超过500万元者有，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约1239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约1369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约2682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约2035万元，中国扶贫事业基金会约1.5亿元等。 “项目已经拟定”，是现在各“未缴者”能摆到台面上的主要理由。 如募款最多的中国扶贫事业基金会，据其一位副秘书长介绍，基金会多数款项已明确在与青海省扶贫局订立的项目，这些项目的执行协议签订于6月19日，早于相关汇缴办法出台时间。 其他基金会在《实施办法》下发前，也基本做出了资金投向的规划。有的基金会已经开始建设具体项目。 今年玉树震区首批200多个灾后重建项目已于7月10日起陆续开工建设，总投资达160亿元。玉树第二批148个灾后重建项目也正在抓紧筹划，国家安排玉树灾后重建项目总建设资金为316.5亿元。 另据青海省民政厅厅长更阳向本报记者介绍，加上民间投资等因素，重建总资金可能达到520亿元。 慈善组织持有的款物数额巨大，青海方面的急迫感可想而知。 而“未缴款”的全国性慈善组织，多数正通过其业务主管部门与“五部委”和青海省方面展开“沟通”。 统筹之争 这是一场早就开始的纷争。 “15家慈善组织将玉树地震捐助款物交由青海统筹安排，这是他们募款前就有的一种大致约定。”8月2日民政部救灾司救灾捐赠处负责人回应本报称，这一安排曾由民政部法规司报国务院法制办，获得批准后才发出。 这位负责人所言的“约定”，源于民政部4月17日所发《关于做好玉树“4·14”地震抗震救灾捐赠工作的通知》（以下称“《通知》”）。 《通知》对玉树地震救灾募捐主体做出限定，除前述15家慈善机构外，“其他机构不得开展救灾募捐，已接收救灾捐赠的，要将所募捐款转交上述机构”。 上述负责人称，《通知》中已有条款明确捐赠款物应“统筹使用”，“这是15家机构开展募捐的一个预先约定”。 该文件对“统筹使用”表述为，“民政部协调两个总会和其他基金会将所募资金统筹用于灾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因此，慈善组织汇缴资金似乎有章可循。 但这些解释受到质疑。“这个《通知》对公募权利的限定本身就不合理，它临时取消了大批慈善组织的公募权利。不是协商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命令。”多位行政法律、慈善领域研究者称。 业内对国务院2004年制定的《基金会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读为，公募基金会在或许注册并年检合格后，有权依照其章程开展公募行为。“这不应该被部门文件更改。” 4月至今，本报记者多次与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官员交流此事。从中得到的回应大致有两种。一种说法称“民政部门有责任为老百姓选择信得过的慈善组织，否则捐赠就会乱套”。 但亦有负责人说，“这种做法是1998年洪灾后，发现出现虚捐诈捐、资金管理不严等情况，因此在大灾中一直沿用这种模式，是否符合慈善行业的规律、法规，确实值得商榷。” 事实上，这15家慈善组织政府色彩较为浓重，其主管部门多为中央部委或全国性事业单位。因而，对这些组织其因所募款物集中后，是否具备配套的人力、组织力，长期存有争议。 本报记者多方采访得知，对于15家之外公募慈善组织的“汇缴”工作，在许多地方并未强制性执行。15家慈善组织也并未主动联合有关部门参与“收缴”。 “这15家慈善组织的主管部门层级高，也是这次政策遭遇更大反弹的原因。”一位研究者说，过去的“集中”已经让类似慈善组织“苦于花不出钱”。 这已是慈善领域悄然的变化。2008年汶川地震后，红十字总会等曾试行项目分包的做法，让一些中小型民间慈善组织竞标参与其所募资金的项目制定。这种做法已颇受民政部高层肯定，曾让“草根”组织满怀期望。 规则撞车 但许多慈善业者未曾想到，这种模式在玉树或将不复存在。 “我们都由政府决策统筹，不会考虑（上述）这种模式。”青海省民政厅厅长更阳8月2日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更阳表示，青海省已经制定了521亿重建项目的详细目录，可以供慈善组织、捐赠者选择善款投向。 7月7日，民政部等发布《实施办法》，该《办法》称其贯彻落实了国务院5月27日的一个《国务院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意见》——这份《意见》行政效力更高。 两者对资金统筹的表述完全一致：捐赠资金“全部拨付到青海省，连同青海省接收的捐赠资金，统一纳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 但《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关于捐赠资金使用的表述，则给了基金会裁量权。“基金会应当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其财产；捐赠协议明确了具体使用方式的捐赠，根据捐赠协议的约定使用。” 此次汇缴的具体方式是：对于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外的慈善组织，其汇缴拨付账户可选择青海省民政厅、青海省红十字会和青海省慈善总会。 15家慈善组织的善款，至此史无前例地汇统，归属青海省一家。省级政府与慈善组织，形成一种从未有过的关系。 1998年抗洪、2008年汶川地震等大灾中的资金管理方式，均未就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外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资金管理作出类似“汇缴”决定。 民政部相关官员解释，上述决策已考虑到青海经济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并且重在改变汶川灾后重建中，项目投入存在诸多重复建设，“需要系统性统筹”。 然而，在本报记者与上述慈善组织人士的接触中，多数认为将善款转由政府统筹，存在巨大的忧虑。“如果这一次可以统筹，意味着随时都可能统筹，慈善行业会否变形为政府的吸金渠道？” 难题待解 这些担忧几乎一环扣一环，关涉整个慈善领域的权利规则。 本报记者获悉，经过与13家基金会的沟通，民政部建议其在选定项目清单后，将所筹款项悉数打入青海省三个专用账户，并出具项目规划和资金使用建议。 此后上千个项目的招投标等具体执行工作，则自然由青海方面负责。 是否能真正监督政府对资金项目的管理，目前仍存未知数。此中特殊者，则更显示出其他慈善组织面临的难题。 譬如，红十字总会尽管已将20多亿资金拨付至青海省红十字会，但由于总会与其天然关系，仍能掌握资金情况。“我们的底线是，每和青海省政府确定一个项目，我们才会责成青海省红会拨付这个项目的钱。”红十字总会救灾部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在5、6月进行的部省商讨中，青海省政府曾提出，将所有善款均统汇到其民政厅账户，但同时参加会议的红十字总会、慈善总会表示疑议，最终定案汇缴账户时，加入了其青海省分会。 其他13家基金会则无法轻松以对。 “我们对资金的日常监管怎么办？”多位基金会救灾领域负责人称，慈善组织对项目的日常评估监督，与政府的事后专项资金审计，在做法上有巨大差异。 也有人称，青海省现在拿出的项目清单尚不具体，很难持续监督每一笔善款的流向，“最后可能又和财政资金混杂，怎么向捐赠人交代？” 许多负责人甚至流露出彷徨之色，“未来慈善组织到底做什么？灾难时帮助政府募款吗？”在现行法律中，中国政府主要在慈善组织注册和公益资金审计中施行管理职能，慈善组织在公募权、资金使用决策等权利上有明确的自主性。 在7月7日《办法》发布后，慈善研究领域与各家慈善组织间，已就相关法律、制度、治理领域展开多次对话。多位参与其中的业界学界人士均告诉本报记者，对善款汇缴在法理程序、长短期影响等方面，各方已有基本共识，并将情况与有关部门沟通。 在7月29日苏州的一次研讨会中，国务院法制办一位副主任称，“在慈善捐赠的管理和使用上，迫切需要通过慈善立法，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的行政干预慈善法律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和捐赠人权益的问题。”（据腾讯网） 社科院考古所 称发现尧舜之都遭各方质疑
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备。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联系起来。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进500年。然而，围绕这些结论、推断和分析，争议之声从未止息。 在7月30日开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首次向民众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这位谦和寡言的学者，只有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坛坛罐罐才会兴奋起来，娓娓道来不知疲倦。他说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遗迹，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脑海里不时闪现，“跟电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牢固，府库充盈。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始掌握青铜铸造技术，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称颂“王”者。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王”们不见踪影，成为千古之谜。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伟大的人物对话。”何努说，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能够分享。 然而正是这个给他带来无限乐趣的陶寺遗址，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总是一语带过，真正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发掘、求证过程的曲折。 更大的压力则在于，无论是他对陶寺遗址的诸多论断、推测，还是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考古学界都质疑者甚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人都出现在质疑者名单中。 这些学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之师，或是他现在供职单位的老领导、老前辈，在考古学界个个一言九鼎，他们的质疑对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门师弟、天文史学家武家璧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桩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参加一个同仁聚会，面对众多质疑，他当众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不过何努表示，这些前辈学者的质疑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干扰。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规模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结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呈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掌握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这些现象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说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进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术制造。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解释为“尧”，“文”、“尧”连起来解释，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颂。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解释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现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准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现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出现文字证据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立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从北大毕业，随后进入社科院考古所，并被派往山西担纲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作为领队，何努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两年内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布局。 一个一个探洞打下去，一铲一铲黄土挖上来，大地两易寒暑，一座庞大的古城，渐次展现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中期扩建成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宫殿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在这里发现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宫殿周边有一道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形成隔离，表明在这个时期，日后为都城所特有的“双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离宫殿区不远，分别位于宫殿区的西南侧和东南侧。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则在城址最南边。在陶寺城址东南部，有两个相距约300米的墓地。何努说，这分别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这两个时期的王族之间不存在宗族关系，据此可以推断，从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区经历过一次政权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达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长5米、宽3.7米、深8.4米，在同一时期墓葬中，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都难寻能与之匹敌者。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何努介绍，猪的下颌骨象征财富，钺则是王权、兵权的标志。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二者以这样的组合方式出现。 4000多年前的这位“王”，究竟想向后人表达什么？后来何努查到，《周易》有云：“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说潜匿住猪的尖牙，吉祥。寄意通过威慑力将对方压服，是为上策。何努分析认为，用猪的下颌骨和钺组合起来使用，说明当时这位手握兵权的最高统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过威慑力而非杀伐捍卫政权。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并迅速衰败。何努推测，陶寺文化可能败于内乱。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礼崩乐坏的末世图景清晰呈现：宫殿、城墙、王陵悉数被毁，随处可见死相惨烈弃于沟渠的亡者，连草草掩埋的迹象都没有。 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围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何努发现，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做什么用的呢？何努假设：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何努和考古队员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何努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介绍给参观者。 然而，天文学界的肯定并不能消解考古学界的质疑。正反两方争议巨大。支持者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 一位不愿具名的考古大家则表示，该处遗迹地表以上假设的观测柱已经不复存在，仅仅凭借地基上的几道缝隙不足以向上复原。这种先行假设，再根据假设去寻找证据的方法，简直是“学术背叛”和“胡闹”。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牵头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也对何努提出质疑。“考古学界有一个传统：挖到哪儿，说到哪儿。你现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说到地基。至于地基上面有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证据，现在缺少这方面的证据。”身为何努师兄的赵辉直言不讳，但他并不认为何努是在“胡闹”。 赵辉说，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学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评也比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没有价值，“但是你下结论不要太着急，你说‘可能是个天文台’也行”。 “再干一百年” 虽然围绕陶寺遗址的争议仍然很多，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牵头人王巍看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已经足以“改写历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夏朝后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几大构成要素（文字、青铜器、都城）均已出现。而且，至迟到陶寺中期，该地区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认知的基础上往前推进500年。 在7月30日开幕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主办方直接将陶寺遗址命名为“尧舜之都”，似乎是想给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号。 然而作为这一考古发掘项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谨慎：“就目前情况来看，只能说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他不愿意陶寺遗址像安阳曹操墓那样，被卷入缺乏理性的众声喧哗。 对于陶寺遗址能否认定为“尧舜之都”的问题，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表示，考古学有其局限性，考古资料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何况尧舜本身还是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们的传说，靠不靠谱还两说呢”。 赵辉表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这样一些大命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至于陶寺遗址，就现有考古发现的规模、内容等看，是个都城等级的遗址没有问题，但能否将它坐实为“尧舜之都”，那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还为时尚早。 “这么大的一个遗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码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要急着下结论。”赵辉这样说。 常常因意见相左而和师兄“顶牛”的何努，在这一点上和赵辉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他说要把陶寺遗址研究明白，“至少还得干上一百年”。 过了这个夏天，过惯候鸟生活的何努将再次离家别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尧舜之都”，去寻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据新浪网）
廊坊厂房装好“防跳网”
40℃的高温，出租车、私家车和货车汇集的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工业园门口走出几名刚刚下班的富士康员工。他们动作匆匆、表情漠然，很快就骑着自行车各奔西东。 从大门口往内看，气派的富士康工业园区内绿化良好，白色厂房及宿舍井然有序，人们看不出这里正在酝酿着的巨大变化。 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在7月24日召开董事会后批露，将对四川成都和河南郑州分别投资3200万美元。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内迁选址迷局似乎突然明朗。 不过，由于此前富士康并未在成都和河南进行过大笔投资，而深圳厂区的内迁已经启动，河北作为富士康在内地布局的重点之一，其已成规模的园区承接深圳部分产能在所难免。 廊坊富士康装好“防跳网” 从“连跳”到内迁，最近几个月，富士康都在媒体上保持着较高的曝光率。不过，关于内迁，富士康一直没有接受采访。 此前，富士康官方表态唯一提到的内迁地址就是河北。早在7月1日，富士康发言人童文欣表示，今年底前，深圳富士康可完成将大部分产能北迁的计划。“富士康国际在过去两年逐步将厂房迁往河北，新厂房位于河北廊坊，预期今年底前可完成搬迁。” 但是，消息发布十多天后，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工业园所处的廊坊龙河高新技术产业区都没接到来自深圳富士康方面的任何接洽。 当地政府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这次富士康要搬迁到廊坊一事，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们与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接触。外面传得风风雨雨，但廊坊的富士康一问三不知，没透露出任何准确信息”。 廊坊电子信息工程学校每年有10%的毕业生、约1000人进入富士康企业。据招生办王老师介绍，今年学校往富士康的送工情况与往年差别不大，倒是由于“连跳”事件，学校在送工时格外谨慎。 记者沿富士康厂区一路行走，发现由于深圳公司跳楼事件的发生，这里几乎所有的楼房都安上了“防跳网”。而厂区附近西梦村村民赵海军说：“龙河产业园区九十月份要在我们村征900多亩地，我想那就是给富士康征的地。”富士康建筑工人刘艳宾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听工地监理讲，过段时间要在西梦村征地，好像是给富士康征的。” 但记者随后采访龙河产业区管委会副主任高玉奎时，他否认了上述传闻，明确表示征地与富士康无关，“据管委会了解，富士康一期工程还有建设空间，目前还有5栋厂房没有建设，即使开工的厂房，还有部分产能。富士康公司即使不和管委会和当地政府沟通，它也能实现产能的转移，因为它内部还有建设空间。” 郑州、成都争到新项目 表面上看，廊坊这边的富士康一切静悄悄，但本报驻深圳记者介绍，深圳那边的搬迁已经在准备中了。有员工告诉记者：“听说我所在的生产线是往河北搬，10月1日前搬走。设备先走，人后走。”据悉，拥有42万员工的深圳富士康，在搬迁之后人数将锐减至10万，三分之二的生产线迁往内地。 7月27日有消息称，富士康未来业务将在河北、天津与北京集中，三大生产基地的业务比重将超七成，而重庆、成都，以及郑州，都是未来鸿海集团(富士康的母公司)在中国大陆中西部的重要据点。 显然，富士康已经为自己的内迁初步布好了局。 “大家争的，既有等待从深圳向内地转移的项目，也有一些新项目。”深圳富士康一位工作人员透露。 在跟踪研究了富士康很多年的花旗集团分析师张凯伟看来，代工利润偏低是富士康急于解决的问题。而业界认为，富士康的下一个赢利点是代工利润较高的液晶面板，这可能就是其新项目的重要内容。据报道，富士康在2010年收获的液晶电视代工订单超过1200万台。富士康内迁，降低的人力成本将有助于增强其未来操控液晶面板定价权的实力。 如今，郑州和成都争到了富士康的新项目，而廊坊肯定会迎来部分产能转移。烟台、重庆、北京亦庄等地也是猜测中的富士康生产线转移的热门地区。 加薪，改变管理模式 富士康内迁后会如何？廊坊也许就是探察其未来的标本。 廊坊工业园区现有富士康职工约3.2万。发生“连跳”事件后，廊坊富士康员工的月工资从原来的750涨到990元。 “原来每个月加90个小时的班才开1300多元，现在大家每个月能拿到1600到1800，甚至还要多，”有两年富士康工作资历的廊坊员工纪连海介绍：“工资涨了，大家都很高兴，辞职率降低了好多。感到自己的时间、辛苦没有白费。” “虽然上涨后的基本工资和加班费总和并没有超过深圳员工上涨后的基本工资两千元，但是大家总体上对工资还是满意的。”纪连海对记者说。 武汉、天津、烟台、重庆等富士康有生产基地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与廊坊互有上下，但也都低于深圳富士康的最低工资。沿海与内陆大幅工资差距确实可以为富士康减少人均用工成本。 “连跳事件”发生以后，廊坊富士康也改变了以往的管理方式。 “以前我们每个月加班90多个小时，这意味了工人们除了睡觉，就是上班，没有多余的时间。而现在，我们有规定每个月加班不能超过80个小时。同时单位跟往年相比也给工人安排了不少活动。”纪连海说。 由于很多新员工进入富士康时，其管理制度已经好转，因此新员工的心态也相对轻松。刚刚技校毕业的学生刘笑松说：“我觉得现在工作状态挺好的，也有休息的时间。” 据记者了解，富士康在河南投资建新厂后，其管理模式也会与深圳工厂不同。 似乎，富士康将在一个新的起点再出发。 郭台铭忙着“挑媳妇” 一边宣扬着台湾学者的责骂让他灰心和寒心，一边在大陆很有策略地导演北迁迷局，郭台铭的烦恼倒是让人有点看不清了 虽然富士康内迁一事已经尘埃落定，但是仍未传出郭台铭返回台湾的消息。 鸿海集团顾问黄南辉透露，在富士康“连跳”事件后，郭台铭被台湾学者批为“台湾之耻”，让他心情低落，心灰意冷，甚至产生疑问：“台湾还有没有我回来的余地?”“是不是要逼鸿海出走?” 身为鸿海集团董事长、富士康集团总裁，台湾首富郭台铭正在经历一段离开台湾最长的工作时程。 酝酿调整在台投资布局 郭台铭此次离开台湾，也属正常。自5月27日，富士康出现“第12跳”后，他就常驻大陆，处理富士康的跳楼风波。 鸿海的发言人丁祈安对媒体透露，郭台铭亲自监督“爱心平安工程”，各大楼架设爱心防护网、建立员工关爱网络、请心理咨询师进驻厂区等等。他每天都要检查，看哪一个项目没有做好，哪一个需要修正与检讨。 从5月27日到现在，除了6月8日鸿海集团召开股东会，郭台铭返回了台湾一次，他一直逗留在大陆，连端午节及郭母的生日都没有回去。 台湾某媒体驻广东记者林琮盛介绍，虽然广东的中小台商对于郭台铭的做事方式并不认同，觉得他太霸气，和他做生意感觉“很痛苦，有被压榨的感觉”，但是对于富士康的连跳事件，这些台商却很同情郭台铭。 “他们觉得郭台铭该做的都做了，中小台商甚至提供不了富士康这么好的福利。”林琮盛说。 只是，有些人对此并不谅解。6月上旬，169名台湾学者联名批评郭台铭。还有学者率领群众到鸿海集团的大门口，高举“台湾之耻”“血汗工厂”等标语进行抗议。 7月21日，鸿海的总财务长黄秋莲向外界透露，这些指责让郭台铭很是灰心和寒心，他日日夜夜都在想如何做好，甚至没时间回台湾陪母亲过生日。郭台铭已经在想，“是不是台湾要逼我们出走?”到底要如何做，台湾舆论才会认同。 黄秋莲还透露，鸿海已经开始全面检讨在台湾的投资计划与布局。也就是说，存在改变今后在台湾投资计划的可能。 在大陆为新园区选址 因为郭台铭一直没有返回台湾，其“心情不佳”让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很是重视，称不排除约郭台铭回台亲自谈谈，劝郭台铭不必为流言所伤。不少企业界人士也站出来呼吁大家支持郭台铭。 不过，郭台铭依然返台无期。原本传出他将于9月份返台，又有最新的消息说，连9月份都不会回台，此事没有时间表。 郭台铭真的心情如此之差吗？郭台铭在5月27日进驻富士康在深圳的厂区处理“连跳”风波。有媒体报道，5月29日，深圳富士康园区宣传栏中贴出了暂停招工的通知，随后，郭台铭现身员工食堂，亲自鼓励员工转战内地工厂。 在此后的日子里，深圳工厂的员工忙着搬迁、辞职、找工作，而郭台铭，则受到了另一番“万千宠爱”。 天津、武汉等地政府都向想内迁的富士康伸出了橄榄枝，各地方政府走马灯一样造访深圳，期间还传出郭台铭到访河南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为了让富士康最终落户当地，各地的相关人士很是要看郭台铭的“脸色”。 在这一个多月的富士康内迁迷局中，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经验老到的郭台铭的策略，“好比挑媳妇，消息散布出去，最后挑那个嫁妆最丰厚的人家”。 郭台铭是真的有点烦，还是有策略地放出风声达到什么目的，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从他导演的雾里看花的富士康选址过程来说，他的郁闷程度想来有限。(据搜狐网）
老人愤怒之下坐其腿上引争议 中新网石家庄8月3日电 (刘秀峰 余娟娟)河北省石家庄市公交五公司透露，3日上午，在石家庄环1路公交车上，一位老人因一位女孩没给其让座，愤怒之下直接坐在了女孩的腿上，引起同车乘客的众说纷纭。 3日上午，石家庄环1路公交车上，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拄着拐杖上了车。当时车内座位已满，还有十来个人稀稀落落地站着。坐在前面的两个年轻人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让座，谁知这位老人摆了摆手，径直向后走去。走到对着后门的一个座位前，要求座位上的女孩让座。 当时，座位上的女孩正戴着耳机听音乐。见女孩没反应，这位大爷推着女孩大声说：“怎么这么没礼貌啊，见老人站你身边都不懂让个座，真是太没教养了。”被推搡后，女孩摘下耳机这才明白过来咋回事儿。这位女乘客回驳道：“你推我干嘛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呀，再说前面不是有人给你让座了吗？” 见女孩态度“强硬”，老人一屁股坐在了女孩腿上。女孩顿时恼怒成羞，推了老人一下，猛得站起来，拿出手机准备拨打110。幸亏旁边有乘客及时扶住，老人才没摔倒。这时，司机赶紧把车停靠在路边，在同车乘客的纷纷劝解下，老人和女孩的争论才得以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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