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名教授请求录取1名落榜国学天才

遭陕招办拒绝

[导读]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曾了解到陕西省招办的一些顾虑：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

孙见坤在他的书房里

8名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请求学校破格录取一个“天才”。但因高考成绩6分之差，省招办拒绝投档。陕西省西安市高新一中的高三应届生孙见坤征服了教授的心，也摸到了大学的门，却“搞不定”招办的章。

“国学小天才”

19岁的孙见坤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场春秋大梦”。8月20日，他打开山西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脸迷惘。

“我去读法学干嘛呢？”他自言自语道。这份通知书在孙见坤的书桌上躺了大半个月，和《诗经》、《论语》等线装书胡乱地叠在一起。

今年高考，除了参加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孙见坤还填了山西大学的历史专业作为第二志愿。最后，按他自己的说法，“神奇地”被调剂到了法律专业。

他与复旦结缘，是因为参加复旦大学为自主招生而举办的“博雅杯”人文知识大奖赛。全国各地3000多名考生参赛，通过论文从中选拔出58人，今年1月进行面试。孙见坤递交的论文题为《<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这是他为自己正在撰写的《山海经新释》一书所作的序言。

面试时，考生和老师的身份相互保密。孙见坤记得，一个留大胡子、穿对襟棉袄的教授，一脸兴奋地跟他聊起“诗小序”。他还注意到，其他3位老师不时频频点头。

4位专家意见一致：希望学校一定要将孙见坤通过自主招生录取进来。

为了慎重起见，复旦大学特地另请了4位文史类专业的教授对孙见坤进行二次面试。前后8位学者评价一致，孙见坤被列入复旦2010年5%%的自主招生选拔录取试验名单。

“博雅杯”面试官之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这样评论孙见坤：“他是我见过的对国学最有钻研精神和天赋的学生之一，他对《山海经》的注释水平和见解，甚至高于在读的研究生。他对国学的执著，在我们近几年招收的学生中并不多见。我们几个对他面试后意见一致，觉得是个可造之才。”

复旦大学为了保持自主招生的公平公正，“博雅杯”的评委名单本是不解密的。章清是在偶然间“泄露了身份”。

高新一中一位退休多年但仍在师生中拥有很高威望的老校长，专门为孙见坤写了一封推荐信，称其为“难得一见的国学小天才”。

除复旦外，孙见坤还参加了两场自主招生考试。轮番面试之后，中山大学允诺，对他采取“一本线下10分录取”的优惠措施。四川大学自主招生的录取通知书上写道：“参加测试的专家认为，孙见坤在古汉语与历史知识方面确有专长，表现出类拔萃。”

在班主任何洁眼里，孙见坤是一名“正常的中学生”，模考成绩在全班排名“中等偏上一点点”，偏科比较厉害，数学、英语不行。同时，他迷恋希区柯克，喜欢上网。

“术业有专攻，我的脑袋好像就对其他的发动不起来。”孙见坤若有所思地摇摇头说道。从8岁开始，他迷上了国学，就像“周幽王迷上了褒姒”。他似懂非懂地翻看太爷爷传下来的几百本线装书，还有用小篆誊录得整整齐齐的文集。清末民初，孙见坤的太爷爷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到了孙爸爸这一代，则转行经商，“只有见坤继承了家族传统”。

几年下来，他阅读了近2000本经史典籍，说起话来，更是一字一顿、用上许多古文辞，“像个老夫子”。作文课上，语文老师对他感到头疼。无论写什么题目，他交出来的文章，和普通中学生相比，总显得“高深莫测”。

2007年底，这名高中生尝试着与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女儿、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陈美延通信，用的是文言文。他对三联出版社新出的《陈寅恪文集》中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在来往信笺中，陈美延对孙见坤的一些国学观点感到“钦佩”。至今，她仍然以为孙见坤是一个年长的学者，并称其为“先生”。

“同学们都叫我‘院长’！”孙见坤似乎对“先生”的称号并不满足。在同学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只要关于国学的问题，孙见坤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说。

去年，孙见坤通过14场激烈的全国比赛，进入央视大型国学知识竞赛《开心学国学》的决赛。他是选手中唯一的中学生。在现场，孙见坤对于《楚辞》、《论语》等古代典籍的熟悉程度，让几个年龄比他大上十来岁的选手一致表示“汗颜”。评委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更是忍不住竖起大拇指，盛赞这名高中生“万里挑一”。

“国学水平超过了一般的高中老师。”班主任何洁如此评价孙见坤。和很多老师、同学一样，她曾经认为孙见坤上复旦历史系，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今年高考中，孙见坤最为拿手的文科综合发挥失常，最后总分为553分，比陕西省一本录取线低了6分。而按照“博雅杯”的章程，复旦大学自主招生对他的要求是“达到一本线”。

开明与严格的选择题

对于这个“卡死”的分数线，一直和孙家保持联系的复旦大学教授马建敏感到遗憾。他是复旦在陕西省高考招生组的成员之一。不过他以为，只要学校表态，对孙见坤的录取标准破格到一本线之下，这孩子还是可以进复旦的。

6月底，复旦大学招生办的老师开始积极“做工作”，他们为孙见坤“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

首先是一场内部审议。8位面试过孙见坤的教授联合签署了一封请愿书，他们分别来自历史、哲学、中文、考古4个文科院系。在信里，教授们强调，孙见坤对《山海经》有较深的钻研，具有“培养的潜力”，复旦作为百年名校，理应将这样的孩子破格录取。这封请愿书，通过招生委员会呈递，由复旦大学的领导小组开会讨论通过。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亲自将这个意思转达给陕西省招办的相关工作人员。在之后的一个月里，复旦大学和陕西省招办的文书、电话沟通，“来来回回进行了很多次”。复旦方面还曾专门派出老师前往陕西，沟通录取孙见坤的事情。

然而陕西省招办一直立场强硬，拒绝将孙见坤的档案投到复旦大学。他们表示，“博雅杯”的章程上并未写明可以“破格录取”，所以“今年一个破格的都不能有”。

数次交涉之后，陕西省招办的工作人员可能是感到“烦了”，当复旦再次将电话打过去，那边直接“啪”地把电话挂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复旦大学教授表示，如今，他们并不愿意和陕西省招办“搞得太僵”。来年招生，大学和地方招办的博弈还会继续进行。

丁光宏认为，这是在自主招生制度下，一所大学与地方招办进行的“磨合”。从制度上讲，陕西省招办并不存在错误，孙见坤事件也并非“冤假错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陕西省招办都并不违反规则。”他表示，如果陕西省招办对孙见坤网开一面放行档案，可称为“开明”；若按照规章将孙见坤“卡”住，则可叫做“严格”。

丁光宏强调，复旦大学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而陕西省招办更多地考虑到公平、公正性，这里面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

另一方当事人陕西省招办一直拒绝媒体采访，其新闻发言人甚至将手机转移到语音留言状态。

7月23日，陕西省二本录取开始之后，孙见坤的档案被迅速送到了山西大学法学院。

得知这个消息后，这个从小很少流泪的年轻人久久未能入睡，他默默地躺在床上，眼含泪水，对着天花板发了整整一夜呆。

下一个“孙见坤”还会出现

7月25日，马建敏接到孙爸爸的电话。电话里，这位身心俱疲的家长用沙哑的声音说：“山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当时马教授的心里就“咯噔”一下，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然而他不得不承认，在目前的高考录取制度下，这个结局“迟早都会出现”。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曾了解到陕西省招办的一些顾虑：如果这次为孙见坤开了这个口子，“条子生”、“关系户”等腐败问题就会接踵而至，来年将冒出更多的特例，分数不达录取线，却可以通过校方和教授的坚持，进入名牌大学。

“在什么情况下，将制度和灵活操作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马建敏说。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悲观地表示，在现行体制下，孙见坤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遭此命运的读书种子。

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钱易也十分关注这个“国学小天才”的命运。她感叹，现在的中国无法培养出大师。她的父亲钱穆在做小学和中学教师时，坚持自学，研究学术，经过18年努力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成名，“那时候并无考核，完全是出于对研究的热爱”。她的堂兄钱伟长，在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大学转学物理，竟然也能作出瞩目的成绩。

“这一切，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这个做法，与当年钱伟长在清华的经历一比，说明还是当时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系统比较开放。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很多规定，不一定是科学合理的，现在的教育体系上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钱易说。

北师大教授康震至今记得这个虎头虎脑的“国学小天才”。他曾在电视节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盛赞孙见坤。

康震表示，任何时代都应该建立一种特殊的机制，以突破普遍的选才标准，对某些方面有特长的人才，进行破格录取。“就目前来说，自主招生、保送生制度都是对僵化、固定的高考录取制度的补充，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他说。

这方面，在复旦大学近年历史上，有过一个成功的先例。2009年，复旦将38岁的三轮车夫蔡伟正式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这名辽宁汉子仅有高中学历，通过长年自学，精通古文经史，被一位复旦老教授“慧眼识英才”。

但在康震看来，这不过是“特例”。“现在，北大的校长推荐制不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吗？”他表示，真正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要由大学的公信力、教授的清誉等进行保障，这样才能让大学在拥有充分的自由度之外，公平、公正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招生录取。

他举例说，民国时并不存在所谓的“地方招办”，一个学生可以报考很多大学，各所大学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录取有特长的人才。比如钱钟书虽然数学不好，还能因为语文、英语出色，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

“不过，这样也有弊端，没有招办规章的制度保障，自由度太宽，各种‘关系’会很复杂！”康震强调说。

一位复旦大学的教授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建议孙见坤，让他在山西大学读完本科后，报考复旦的研究生，“这里的老师都很喜欢你”。

8月21日，孙见坤在家吃饭时，喉咙里卡了一枚鱼刺。他尝试着用水、醋和米饭，解决了这个问题。

临了，这个胖乎乎的大男孩突然冒出一句：“鱼刺可以消除，这种卡人的制度怎么消除呢？” （据腾讯网）

学者公布曹操墓造假证据

文物局专家将再赴安阳

[导读]倪方六曾表示，敢开这个论坛，直接认定曹操墓造假，是因为论坛方面掌握了足够有力的证据。提供证据的人就是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河北籍学者闫沛东。
近日，“曹操墓”事件又起波澜。8月21日，由“反曹派”主要人物，学者倪方六发起的“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简称“论坛”)在苏州召开。全国各地的23位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曹操墓的真实性进行了反驳，最终形成共识：安阳“曹操墓”在发现和发掘过程中，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的行为。倪方六曾表示，敢开这个论坛，直接认定曹操墓造假，是因为论坛方面掌握了足够有力的证据。提供证据的人就是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河北籍学者闫沛东。8月23日，记者联系上了闫沛东，就“铁证”一说对他做了电话采访。

■铁证之人证：西高穴村某村民

据了解，苏州论坛筹备前期，闫沛东应邀同意参加，但最终未能成行。闫沛东解释，其实他就论坛发言等事宜做了详尽准备，并且买了赶往苏州的火车票，可就在临行前遭到朋友力劝等各方面压力，与此同时，他正为搜集曹操墓造假的相关证据，而忙得无法脱身，最终只得遗憾放弃。

在曹操墓考古发掘时，闫沛东就到西高穴村做了长期暗访。闫沛东说，截至目前，他手里掌握着能足够证明曹操墓造假的人证及物证。人证方面，有河南安阳西高穴村某村民，他是河南考古队发掘西高穴“二号墓”(即所谓“曹操墓”)雇用的民工，见证了两年来，村、乡、县直至市级相关方面介入流通假文物的过程。

■铁证之物证：伪造石牌之模具

物证方面，闫沛东透露，他手里握有河南考古队去年在南阳地下造假窝点几次伪造石牌部分模具，包括南阳造假者参考用书《三国演义》，书中还记有造假一方和西高穴方面联系方式。他根据相关线索，追踪到北京潘家园市场某摊位，一个来自南阳的“假文物贩子”就可订制和“曹操墓”挖掘出来的刻有“魏武王”字样的一模一样的石牌。

据介绍，从1998年开始，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的这座大墓就被当地文物贩子造假埋了不少“好东西”，诈取钱财，俗称“埋地雷”。“假文物”经过化学反应一些程序制造出来，仿古作旧，让人上当受骗。在闫沛东看来，所谓“曹操墓”挖出的刻有“魏武王”石牌等，造假手法并不甚高明。

■铁证之链条：会颠覆“曹操墓”

闫沛东告诉记者，目前他仍在收集更多证据，形成证据链条，以足证“曹操墓”是弥天大谎。一旦公布“铁证”，他深知颠覆“曹操墓”意味着什么，“即使全部公开证据，维护真理尊严，我的命运也注定是一场悲惨的结局”，毕竟其间牵涉人员众多，且能量不可低估。

就目前来看，主要看安阳方面对苏州论坛的反应，闫沛东表示，如果不纠正错误，“我的证据会颠覆‘曹操墓’。”

据了解，针对闫沛东等人的质疑，国家文物局表示将再派专家到安阳进行实地考察，给大家一个心服口服的交代。（据腾讯网）

中国拟规定

无领导下井时矿企作业人员可拒绝下井 

　　国家安监总局今日在其官方网站全文公布《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下井带班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指出，矿山企业井下作业人员有权在无矿领导下井带班时，逐级汇报后拒绝下井。

　　规定指出，矿山企业应当建立健全领导下井带班制度，制定领导下井带班考核奖惩办法和月度计划，建立完善领导下井带班档案。矿山企业应当将本单位领导下井带班计划报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并在本单位网站、办公楼、职工宿舍及矿井井口予以公告，接受监督。

　　规定明确，矿山企业应当在每月5日前将上一月领导下井带班情况的考核结果向对其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上级单位报告。同时，向单位全体职工公布，按受监督。

　　规定称，下井带班领导必须认真填写下井带班交接班记录，交接内容包括井下安全生产状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处理情况、需要注意的事项等。下井带班领导还应当将下井和升井时间、经过路线、发现的问题及处理结果等有关情况详细记录在下井带班登记档案上，以存档备查。

　　规定明确，矿山企业井下作业人员应当遵章守纪，服从下井带班领导的指挥，并有下列权利：了解本单位领导下井带班计划的知情权；无矿领导下井带班时，逐级汇报后的拒绝下井权；井下作业过程中，确认下井带班领导无故提前升井后，向班组长(队长)申请提前升井权。 （据新华网）

书记员失误致上诉状丢失

当事人上诉权被剥夺服刑七年 

新华网昆明８月２５日电（记者王研）一审判决后被告可以上诉，这是法律赋予的基本权利，一些案件也正是通过二审程序得以改判。然而，昆明市一当事人一审被判刑后将上诉状递交昆明市中院，却因法院书记员工作疏忽导致上诉状“失踪”。于是，一审判决生效，他坐了七年的牢。出狱后他走上了寻找真相的漫漫长路。

明明上诉却未二审　按一审判决坐牢

陶云江１９９４年任昆明小哨建筑经营公司经理，负责工程方面的事宜。１９９５年３月，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公司名称也变成了昆明小哨建筑装饰经营公司。陶云江说，尽管公司有所变更，但当时自己仍在公司里负责相关业务。

１９９６年，陶云江在老家时突然被警察带走，理由是私刻公章进行诈骗。此案１９９７年初被移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陶云江被指控“冒用昆明小哨建筑装饰经营公司名义，私刻印章同建筑工程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及借款协议”等４起犯罪事实，认定的诈骗金额达４０多万元。１９９７年７月，官渡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陶云江有期徒刑１０年。

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７日，陶云江接到了一审判决。按判决书所说，如果不服一审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官渡区人民法院或上一级法院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这让陶云江看到了希望。于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他向看守所管教要纸和笔写了上诉状。几天后追问时，管教说已经交给了昆明中院。

然而，焦急盼望消息的陶云江最终等到的不是二审立案通知书。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６日一大早，陶云江被要求收拾东西，并被告知一审判决已经生效，当天起要从看守所转入监狱服刑，这对陶云江无异于晴天霹雳。他说：“二审既没审也没判，为什么我就要去坐牢了？”交接时他见到了张管教，对方再次肯定地告诉他上诉状已经交给昆明中院了。

从入狱那天开始，陶云江就开始讨说法。陶云江说，自己在狱中曾多次写信给昆明中院、检察院、官渡区人民法院、人大等部门，都如石沉大海。于是，自己在狱中将所有材料整理好，让探望自己的媳妇带回去，由媳妇递给这些部门，家里的亲戚都被发动起来帮着跑。但直到自己减刑３年，于２００３年４月出狱，这件事仍然没有任何说法。

法院承认工作失误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出狱后，陶云江仍不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在公安机关“大接访”期间，他到云南省公安厅反映自己的上诉状去向不明，公安机关出具了《回告书》，证明“１９９７年９月５日看守所民警按照法定期限内，将你的上诉状转交给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这下子，陶云江坚信问题出在法院。他找到了当时的昆明市中院院长，此案终于引起了法院的高度重视，事情由此开始进入调查程序。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２日，昆明市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新闻发言人兰昆就此事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坦言，当年陶云江的上诉状确实送到了昆明中院，但因为书记员的疏忽，没有送到相关法庭和法院。“这的确是我们的失误。”他说，２００５年陶云江来申诉时法院认为“此事如果属实，等于法院剥夺了被告的上诉权，是非常严重的”，院党组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了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当年这份上诉状确实到了昆明中院。按程序，上诉状要转到官渡区人民法院审查是否在起诉期内，然后决定是否立案，但收下上诉状的书记员因工作疏忽，没有转到法院，导致此案没有作为上诉案件立案。兰昆说：“我们查得很仔细，当时书记员拿回来的其他材料都交给了相应部门，但就是这份材料没有交。”

“我们认识到了中院的失误后，开始积极工作、挽回影响。”兰昆说，中院启动了再审程序、撤销了原判、将案件发回官渡区人民法院重审。但此案经过四次开庭仍未审结的主要原因，是陶云江心里有气不配合，甚至在庭审中转身就走。“他说有证明自己没有私刻公章的证据，我们觉得这是好事情，希望他在庭上出示，让案子公正地审理。”

上诉权被剥夺赔偿尚无规定　粗心书记员将被追责

法院的“乌龙书记员”该如何处理？对陶云江又该如何补偿？北师大刑科院教师黄晓亮等分析，上诉权被侵犯不代表实体权利被侵犯，因为当事人是否是诈骗罪还未明确。就书记员的行为而言，如果当事人真系无罪，则其可能涉嫌渎职。目前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官渡区人民法院重审的做法是有道理的，这是为了纠正其原先过错、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至于责任人，可以依照《法官法》进行追究。

兰昆说，陶云江出狱后四处反映其遭遇，官渡区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其生活状况后，多年来逢年过节常常看望他，希望给他一些帮助。兰昆同时表示，对出错的书记员肯定要处理，“如果陶云江被判无罪，处理就会更重，因为书记员的行为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陶云江还可以走司法程序申请国家赔偿。”

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李业顺说，上诉权是为了保证案件公平、公正的审理，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利益，有不少案件正是通过上诉得以改判。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陈云东认为，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要保障当事人的相关权利，而昆明中院的失误变相剥夺了当事人权利，这种剥夺有可能导致案件的不公正。

专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近日提出，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对案件各个流程节点的监控和管理，督促法官严格执行程序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相信通过各级法院严格执行和监控各项程序，今后类似案件将越来越少。（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