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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13 日 星期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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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生二胎政策可能开始试点 短期难以全面实施 |
| 日前，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透露，从明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一时间，此消息流传甚广 |
放开生二胎政策可能试点
“一独生二胎”传言流变 30年前的“公开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最近被反复提及：“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日前，中国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透露，从明年起，我国将以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为试点，允许夫妻双方只要有一人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而且，这项政策将在五年之内扩展到全国范围。一时间，此消息流布甚广。 恰巧，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30周年之日。在这封被视作计划生育政策发端的公开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最近被反复提及：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田雪原，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30年前中央连开5次会议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最终他们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其中就有上面这句话。他说，制度设计之初，目的便是“控制一代人生育率”。 如今，“一代之约”的时间已到。在计划生育政策主导下的早期出生者，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同时，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结下硕果的同时，也酿下了苦果：男女比例失衡、民工荒、人口老龄化，这些前所未有的问题都给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 何亚福告诉本刊，“一独生二胎”的消息来自“内部渠道”。对于这一消息，本刊采访的一位官方学者称，对此事“知道一点”，但具体信息不愿更多透露。而国家计生委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则对本刊表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我们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 尽管中央尚未有正式通知，但地方对此事却已多有所闻。 就在9月中旬，浙江省刚刚进行了一次相关调研。据《钱江晚报》报道，杭州市各社区在几天内对全市上千人进行了电话调查，内容便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是否愿意生育二胎。而据杭州市江干区计生局工作人员称，调查范围不只是杭州，而是覆盖了浙江省。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对媒体称：“这是省里在做的一个调查，是为国家做决策服务的。”这一消息一经发出，便引来人们对二胎政策变化的猜想。旋即，在9月16日上午，浙江省计生委叫停了这次调查。 当本刊记者联系到浙江省计生委办公室主任潘祖光时，他并不避讳：“国家有这个计划，但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也在等。”他直言，这是一个面向全国的计划，而不仅仅是对某些省份。 本刊记者联系何亚福提到的其余4个试点省份计生委时，除了黑龙江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处副处长蒋艳秋表示对此事尚不知晓外，其余3省的计生委人员都表示听闻了这个消息，但也仅限于“听说”，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下发。 从各省计生委的回应可以看出，目前这项政策的总体方向并无太大疑问，只是具体试点方案尚未确定。 9月26日的《南京日报》刊载《老龄化加速、生育率极低，我省“二胎”政策有调整空间》一文，也清晰地传达了这个意思。文中提到江苏省计生委有关人士称，目前国家还没有正式公布试点省份名单，因为一直在不断调整，“就我了解的看，江苏可能不在第一批试点范围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江苏省计生委宣教处有关人员也采用了这一说法。 计生部门：人口问题，敏感 在此次采访中，各地计生部门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十分谨慎的态度。 江苏省计生委宣教处人员向本刊表示，人口政策牵扯到千家万户，社会稳定，太敏感。“敏感”，成为各省计生部门提到最多的一个词。 辽宁省计生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更直白：“计划生育的事情，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社会就会有非常大的反响。所以有什么政策，我们只能说是不知道。” 对于地方计生部门来说，除了人口政策本身事关重大，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央的态度。尽管按照2002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放开二胎”的权力已经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地方计生部门仍然要看中央行事。 上述辽宁省计生委人士称，“实际上权力并没有下放”，国家有要求，省里得服从国家大局，各省政策都要上报国家计生委。 吉林省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孙姓处长也对本刊称，各省的人口政策法规必须由国家批准，不批不放。“唯独人口政策，不光是由国家计生委批准，还得国务院批准。” 但由于试点须由地方开始，而在中央给出定论之前，地方又难以放开口风，这使得地方计生部门面对媒体时常“自摆乌龙”。 据《新民晚报》报道，此次“一独生二胎”的电话调查中，在浙江省计生委叫停调查前后，官方的说法发生了明显转变。事前称“调研是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杭州市计生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厉敏在随后媒体的采访中选择封口：“此事由省计生委宣教处统一向媒体发布信息。”而浙江省另一座城市宁波的海曙区计生局，更直接否认了进行过相关的调查。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北京市。今年1月25日，《新京报》报道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有望实行“一独生二胎”。但第二天，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即矢口否认。 目前，各地都处在“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冲刺阶段。由于这一规划事关未来五年的长远发展，各个部门面对舆论便愈发谨慎。受访的各省计生部门纷纷表示，“十二五”期间地方的具体计生政策是否会有改变，还要看中央的意思。 本刊记者联系到的几位官方学者，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谨慎，大意多为“只谈学术观点，不谈政策”。一位官方权威人口学者直接表示，关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今年一句话我都不能说，我的名字就不要提了”。 计生政策松绑呼声渐高 相比政策制定部门的低调，最近几年，舆论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可谓空前热烈。 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放开二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张茵都提议放开二胎。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提案一经披露，便被众多媒体关注，并在网上得到很高的支持度。 学者们为计划生育松绑的呼声在这两年也陡然增高。这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底的两篇文章。 2009年11月26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文章《中国需稳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未来人口规模》，呼吁“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作为国内著名的政府智囊，胡鞍钢曾在2000年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现在，他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需要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适时、灵活、稳健的调整”的时候。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便是田雪原。这位被称为计划生育政策“副总设计师”的学者在去年12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特别提到“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同时他还在文中建议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田雪原说，媒体认为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这是“不正确的”。他自称，现在的观点，就是在“坚持初衷”。而他所说的初衷，就是1980年定下的，三十年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在田雪原看来，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如今我国已经步入低生育水平多年，这正如30年前所料，人口政策需要面临新的抉择。这和胡鞍钢的看法颇为相似。 还有些微妙的变化在悄然发生。何亚福对本刊说，2005年之前，他的研究成果不但不能出现在电视报刊上，而且在人民网论坛上发帖都无法通过审核。 而在大约2005、2006年期间，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从那以后，他的文章不仅能顺利通过审核，有时还会被加精并推荐到首页。而几乎是同期，他的文章开始可以在各个媒体发表，“这放在2005年前是不可能的”。 近两年，他在两会期间还积极参与人民网的E提案活动。他提过十多个提案，其中今年提出的《计划生育转变为自主生育的建议》在十大提案评选中位列第二。何亚福认为，这些转变都可以看做是中央在转变人口政策前所做的必要试探。 全面放开二胎，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 如果此次“一独生二胎”的政策最终推行，受覆盖的人群将会非常可观。 辽宁省计生委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还没有相关数据，但这次应该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他说，一独家庭应该还是以城镇为主，而在辽宁全省，城镇人口占到60%，符合条件的家庭“数量肯定不会小”。 而可能被选作试点的省份，都是计生政策效果显著，生育率较低的省份。这些省份本身城市化的水平都比较高，因此都和辽宁一样，影响甚广。 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些政策可能惠及的家庭有多少会选择生育二胎，结果尚未可知。 根据近年来的调研结果，随着育儿成本的升高，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城市，而这些城市往往也正是老龄化严重的地区。 “总和生育率”大致代表平均一名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当生育率达到2.0左右时，人口规模可以保持稳定。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低下的生育率，成为众多学者支持放开二胎的主要依据。 实践也在为放开二胎提供依据。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甘肃省酒泉、山西省翼城、河北省承德、湖北省恩施等地，就一直在试行二胎政策。“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曾在2005～2006年前往这些地区调研，结果发现总数超过800万人的试点人群在宽松的生育政策下也常年保持人口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不到2。而且，在这些地区，一孩的比例不断上升，二孩的比例不断下降。 “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主要组织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宝昌早在2004年便已提出“应逐步过渡到每对夫妇生育二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 不过，官方仍保持谨慎。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传达了国务院领导近期有关人口计生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辽宁省计生委的匿名人士也估计，全面放开二胎，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这让顾宝昌“头疼不已”：“我们耽误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多了，人口问题不像经济问题，错过了容易调整，人是过一年长一岁。”在他看来，没有讨论的空间，是目前计生政策的最大问题。当然涉及的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我们现在还是GDP挂帅，因此分母(人口总量)越小越好，最好分母是1。”（据腾讯） 明年高考时间是否更改 教育部调研高考时间调整 今年高考首日恰逢周一，从7：30至8：40，“上班流”、“上学流”和“送考流”混杂在一起，尽管相关部门事先做了路况提醒，但是不少大城市仍然出现了考点路段严重拥堵的现象。加上不少家长为了陪孩子高考，不得不提前向单位请假，非常不便，“把高考时间固定在双休日，比如6月第一个双休日”的呼声越来越高。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上月中旬，江苏各地招办均接到了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转发的国家教育部通知，内容是“调研高考时间是否需要调整”。接到通知后，各地招办也向学校征询意见。上月下旬，各地招办就将调研内容形成报告，直接递交给了教育部。今年的高招工作8月底刚刚结束，9月份教育部就着手调研明年的高考时间，行动还是挺快的。1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调研，各地调研的速度也很快。“不过这次调研主要是听取意见，是秘密进行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相关人士表示。 南京赞成反对“对半开” 南京市招办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将收集到的征求意见汇总上交了。这意见来自绝大多数高考考点及部分中学，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赞成改到6月第一个双休日，有的则不赞成调整，赞成和不赞成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赞成调整主要是从交通状况出发，认为双休日交通不拥堵，周围施工、噪音好控制，考英语听力时候噪声较小，而且便于家长接送。不赞成调整的则认为，调整的意义不大，换汤不换药，江苏高考是三天，就算调了两天不还有一天不是双休嘛。而且7、8、9日三天已经是个传统，固定的时间对于后勤保障而言也更为便利。 据悉，江苏各市调研结果并不相同。有的城市调研赞成将高考时间调整至6月的第一个双休日，而有的城市调研认为并不需要调整。据了解到，我国的高考时间经历过多次调整。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高考变成了全国统考，时间基本固定在7月7、8、9日举行；从2003年开始，为了避开酷暑，高考时间提前了一个月。近年来，部分省市每年举行两次高考，增加了在1月举行的春季高考。 调整意义到底多大？ “我觉得如果能够调整还是一件好事。”金陵中学邹正校长认为，如果将高考时间调整到双休日，这样有三分之二的考试时间是在周末，这样的话高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可以减少不少。“首先高考时间调整到周末家长是最高兴的。因为家长来说，高考是家里的一件大事，为孩子做好后勤准备工作相当重要。如果考试放在周末，无疑对家长来说方便了很多。另一方面，对作为高考考点的学校来说，如果考试在周末，那对学校原来的教学工作影响就会减少。因为高考较一般年级的期末考试来说还是比较早的，如果不在周末，学校都要被动放假，影响其他年级学生的学习。” “高考时间调整到6月初的任何一天，从天气角度、考生迎考角度，都看不出有多大差别。双休日也仍然会存在交通拥堵问题。”南京市雨花台中学校长穆耕森说。他认为，现在的高考日期已经深入人心，全社会也习惯了在这3天为高考学子让路、减少噪音，调整没有必要。而且，考试是一系列高考后续工作的开始，组织阅卷、公布分数、进行录取等都由此决定，如果时间调整，就需要考试院制定更为详细的动态时间表。 南京大学招办主任赵鸣表示，如果从交通角度出发，高考的考点不局限于大城市，小城市、农村和县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英语听力的时间这几年都安排在下午，噪音问题并不明显。相反，有固定的时间对于高考后勤保障工作而言更为有利，7、8、9日三天高考形成了传统，高考的保障也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比如试卷的保密工作，考点的安排，都是环环相扣的，如果每年都变来变去，比较难适应。（据腾讯）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特约撰稿盘韬 | 陕西安康报道 9月17日下午3点，从北京西站坐一天一夜火车抵达陕西安康，下了车临到出站前，唐志会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打来电话。她把嗓子压得很低，说区里、镇上去北京接她回来的干部就等在她跟前，一会儿出了火车站，“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拘留，然后劳教，或者再送去精神病院。” 唐志会又安慰自己说，她会尽量保持平静，这样也可能打消干部的顾虑，放她回家。 这是唐志会第5次进京上访被家乡干部接回，这次在北京她找了全国妇联和全国人大，而此前几年进京上访时，她已经到过了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以及国务院等部门。不过，北京上访只占她整个上访生涯中的一小部分，她更为密集的上访活动则是一直绕着镇、区、市、省地方各部门转。 唐志会今年23岁，已上访8年。8年前，当她第一次孤身一人下山去“找干部”时，才是一个年满14岁的小学生。那一次，她是奔即将升入初中的学费而去的。 不幸的童年 唐志会家在安康市汉滨区恒口镇安子沟村三组。从镇街一条岔路向北，需步行三小时，趟过一条河，再翻一座山才能到。由于居住分散，在唐家周围，除了一个本家爷爷，没什么邻居。 在村民印象中，当年唐家家境殷实，“(唐志会的父母唐纪友夫妇)两人养猪种油菜，有时还出去打工，吃的住的比当地一般家庭要好。” 和大多数山里孩子一样，四五岁时，唐志会开始和姐姐一起在山上放牛、打猪草，后来，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1994年，唐志会最小的弟弟(6岁)突发急病，人没送到医院，就没了。之后，家里很久都没有笑声。两年后，一个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1996年夏天，唐志会的姐姐和妹妹去堰塘洗衣服，塘很深，姐姐不小心滑进塘里，妹妹去拉，也坠入水中，等大家救起时，两个孩子都已没了呼吸?? 接连丧子让唐纪友夫妇异常苦闷，失去了姊妹和弟弟的唐志会也非常难过。然而，苦难的命运似乎紧紧揪住了这个单薄的家庭，1999年夏天，母亲孙世秀在地畔与一位村民发生争执，被打后身亡。至此，一个曾经美满和睦的六口之家彻底破碎。 打人者先是被判无期，随后又改判15年徒刑，民事赔偿1万元。因对判决不服以及只拿到了3000元赔偿费，2000年初，父亲唐纪友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那一年唐志会13岁。 找不到父亲，唐志会只好一个人守在家里。后来，大姨孙世莲见她可怜，把她接到了东坝乡康扒村。在姨妈家，唐志会每天帮着放牛、打猪草，住了半年多，想家的她又独自一人回到了安子沟。 油菜熟了要收，四亩麦子要割，十一头猪也都在圈里天天等着喂，这些对还在念小学的唐志会来说，几乎无法完成。但她还是做完了。 “霞娃子能吃苦、心气硬，他爸走时，家里还存了些粮，霞娃子个子没锅台高，就踩着凳子做饭??”本家爷爷唐祖明回忆。 “我那时候恨父亲，想不通他为什么要狠心抛下我。每天晚上睡觉我很害怕，经常被吓醒，裹在被子里坐到天明。”唐志会说。 “劳教”两年 唐志会独自苦撑了两年，勉强维持到小学毕业。“小学在村里念，初中就要到镇上去了，要租房子，要一大笔花销。”唐志会心气高，她说2003年小学升初中的那个暑假，她白天黑夜所担心的，就是失学。 唐志会已经为自己上完小学做了一个孤身少年最大的努力。小学的最后两年，为了能买油买盐维持生活继续上学，她有空就到山上去挖野黄姜、采野木耳。 每每攒多了干黄姜或者木耳，唐志会就拿到镇街上去卖。出门那天要起得很早，下点面条吃了就往山下赶，山高路陡，通常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镇街。等卖掉山货往往已到下午，于是就买两个饼子，边吃边往回赶。 但面对升入镇里初中的一笔“庞大”开销，唐志会靠挖山货攒的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临到快开学了，唐志会面前只剩下惟一一条路，“母亲死后，凶手一家还欠我们7000元赔偿款，如果要回来，就能上学了。” 孤苦伶仃的唐志会正是怀揣了这样一点希望，才开始了她人生第一次“找干部”的经历。她经人指点，跑到安康市里去找法院，央求法官把剩余的赔偿款执行给她。 “法院也去人了，但是凶手那家人好像总知道消息，每次法官一动身，那边家里人就把门锁了跑得无影无踪，法官去了几次，执行不下来。”这让不谙世事的唐志会多了个心眼，她悄悄守在对方家附近，有一次看见有人在家，就赶紧设法通知了法官。 法官得了消息，如约赶到，终于把凶手家人堵住了。幼小的唐志会以为这一刻把她的问题可以解决掉，但对方一家当着法官的面还是拿不出一分钱。“等到法官走了之后，对方家人就追着我打。”唐志会说。 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唐志会眼睁睁看着时间到了9月1日，再后来过了报名期限，“我的所有希望破灭了，我之前几年忍着一口气受尽的那些苦，全都白费了。” 直到此时，还没有人关注到这个奔波的小姑娘，更没有人留心到她未来的命运。在外界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这个举目无亲，甚至连说说心里话的小伙伴都还没有的山村小姑娘，默默积下了她人生第一次怨气。 她开始怨恨法官。2003年下半年的几个月份里，当同村走出的孩子正坐在镇上中学的教室里念书的时候，唐志会不断到市、省两级法院请求执行剩余的赔偿金，其间经常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抓打法警，还把一辆法院车的倒车镜弄坏了。”一位知情者称，在安康市中院，唐志会经常坐在办公室不走，有一次人家下班了要她出去，她不走，后来有人拉她，她抱住花盆架，把花盆弄倒了。安康官方出具的文书记述，“在省法院，唐志会个人言语行为过激，现场服毒两次。” 事情的结果最终以唐志会被劳教结束。 她先是被安康市中院以“暴力威胁殴打审判人员”、“扰乱司法机关正常秩序”司法拘留15日，后经安康市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两年。就这样，为了上学讨赔偿费的唐志会，没有走进教室，却进了监所。她先在安康地方看守所待了数月，次年又被转往陕西省女子劳教所。 右眼“损伤” 父亲唐纪友离家后，先去宁波打工，后又在安康市汉滨区梅子铺“入赘上门”。2004年年底，唐纪友无意中得知女儿被劳教，于是写信给省市劳教委，请求让尚未成年的唐志会所外执行。2005年2月，唐志会终于被所外执行，并于当年12月12日解除劳教。 好歹又见到了父亲，唐志会便跟着父亲一家到宁波打工，后又一个人南下广州。虽然学历低，但她从保洁员干起，直到找到一家电子厂的工作。紧张有序的新生活让她远离了不幸，同事间的关爱，也令她重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然而，一切来得太迟，又结束得太早。 唐志会突然发现自己右眼慢慢看不清东西。一天，她在给手机安装晶片(玻璃的)，因看不清楚，晶片坠落，一枚碎渣迸进了眼睛，后在医院取出，但检查中，厂方意外发现她右眼视力极低且存在陈旧性损伤---她被辞退了。 想起在老家安康看守所劳教时一次“被打”的经历，唐志会认为，就是那次眼睛被打坏了，“2004年4月，一天早上因为哭，惹怒了一位管教干警，结果被警棍打到右眼，当时很疼，又不敢说。” 到了2006年8月，唐的右眼几乎失明，无法再在外面打工，她只得返回安康。回家后，她一方面紧急向安康公安部门投诉她的遭遇，同时向镇、区、市几级政府申请救助，希望自己的眼睛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得到及时医治。 作为一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来自眼睛的疾病让唐志会终日担忧叹气。而在没有家人和社会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她只好一而再再而三“找干部”求援。她说，她这一次向政府求助与她当年渴望上学的心情一样迫切。 公安部门对她的投诉进行了调查，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唐的右眼是被打所致。与此同时，市民政局为她联系到西安的医院检查。医生说，手术可以做，但结果没把握。民政局希望手术能欠账，但被医院方面拒绝。 与当年执行赔偿款的情形如出一辙，唐志会来来回回奔波求助，最终也没有获得救治眼睛的机会。 既然害在身上的病治不了，2006年底，再一次对人生产生失望情绪的唐志会决定进京告状。 唐志会买火车票时，身上只剩下了160元，只好买到南阳。车过许昌，乘务员查票时将她从车上撵了下来。当时天气很冷，衣着单薄的唐志会瑟瑟发抖，为了去北京，她只好写了块纸牌子在车站前乞讨，“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凑够车费，到北京去。” 然而，此次到达北京后并不顺利。她因为在府右街拦车，被当地警方带到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医院留观后认为她没有异常，便由警方安排在宾馆住了一晚，直到次日早上安康驻京人员到宾馆来领她。 被接回安康，唐志会一度再去广州打工。但是，随着视力的恶化，她已经无法再正常工作，2008年8月，她又回到了安康。 她还是想为自己的眼睛讨个公道，可反映给当地部门迟迟不见结果。2008年9月，她再次向当地信访、公安机关投诉，要求政府部门就当年的劳教决定，明确解释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同时就眼睛在看守所受伤给出答复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答复迟迟没有，唐志会再次进京。然而，刚花30元在国家信访局附近一家小旅社登记住下，派出所民警就来敲门。 在被送回安康的途中，唐志会屡次要下车，并与车上的民警发生争执厮打。 唐志会回安康后，当年10月第三次进京，但很快又被恒口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回。 2008年10月7日下午，她被镇政府人员及派出所民警送到了当地的安宁医院。该院是恒口镇上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看到警车在安宁医院门口停下，唐志会当时心里一咯噔，她知道那是家精神病医院，一下车就赶紧跟医生说自己不是精神病。 可得到的回答却是，“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精神病？” “不知被打了支什么针，几分钟后就浑身无力睡着了，等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唐志会说，手和脚都被绑在床上，想喊也喊不出声。 医护人员给她冲了一碗牛奶端过来，她说自己能喝，但医护人员没有理会，依然给她插入了鼻饲，将牛奶送了进去。“如果不服药，就撬开嘴直接灌。”唐志会说，医护人员用两个夹子撬开牙齿，一次十几片药，“我很害怕把自己吃坏了，就假装听话。” 唐志会很快顺从了医生的“治疗”，当护士给她喂药时，她也不再反抗。17天后，在舅舅孙世强的不断恳求下，安宁医院在经镇政府许可后，才同意让其将唐志会领走。 为了领出外甥女，孙世强在给镇政府的保证书上写到：“今后保证唐志会不再上访。” 然而，唐志会认为自己没有病却被送进精神病院，她开始第四次进京。这一次，她刚到北京便被接返。回来后，再次被送进安宁医院，一直住到2009年的1月，约70多天。 得知唐志会又进了精神病院，住在镇上的大姨孙世莲多次找政府表示愿承担监管责任，也与镇政府和派出所签订“监管协议书”，才领出了唐志会。 协议称，监管人必须保证唐今后不再上访，否则“将依法追究监管人的法律责任”，监管时限为“唐志会安分守己为止”。 本刊记者日前就这份协议询问参与签字的恒口镇派出所政委陈先锋时，陈表示协议内容确有不对的地方，限制了唐志会的自由，他又辩称协议内容并非他起草，当时是司法所拿过来让签，“我就签了。” 在唐志会不断进京又不断被接回的三年多时间里，总共四次被送安宁医院，时间长达440多天。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恢复名誉，她先后向安康市、区两级卫生部门递交控告书：自己在被送进精神病院，曾告之自己没有病，但医院并不听，对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她实施了17次捆绑、9次强行灌药，13次强行打针，7次强行电疗?? “霞娃子第一次被送进安宁医院，我问一个副院长，唐志会没有精神病，为啥让她住院，对方说，医院在镇上开着，不听镇政府的话，这个医院还能办吗？”舅舅孙世强说，后来他找到镇上，镇上又说那是派出所的事，可找派出所，所里又说是镇上让去的，“来回踢皮球。” 洗脱精神病之名 唐志会最近一次走出安宁医院，是2010年4月18日。 恒口镇政府的两名工作人员也站在门口，她心里陡然一紧。这时，她听见其中一人说，唐志会，这次把你弄出来，你要安心听话，如果再上访，就把你转到汉中劳教去。 然而，再获自由的唐志会倔强地坚持了自己的上访之路。9月初，她再次进京，并再次于9月17日被安康方面派出的干部接回，这样便有了文章开头所述唐志会出站前的担心。幸运的是，唐志会此次被接回，出安康站后，工作人员允许她自行回家。 “唐志会前后来找我至少10次了，情绪一激动就容易晕倒。”安康市信访局副局长陈先玉说，不过“不用吃药，过一阵儿她自己就能缓过来”。 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局信访室陈国强主任也证实，仅唐志会在他办公室晕倒，就有三次。 翻阅安宁医院的部分病历复印件，发现对唐志会的“病”，该院有“抑郁状态”、“偏执状态”、“急性心因性反应”和“偏执型精神病”等多个诊断。而汉滨区第一医院在2008年10月27日、11月3日、12月1日对唐志会诊断分别为癔症、晕厥和“晕厥原因待查”。 2009年5月，唐志会曾被联系转院到安康残联精神病医院。该院医生孙超说，院里接到恒口镇政府电话让去接，接来后，排查没病没接收，又送了回去，整个接送过程没发现唐精神上有异常。 《瞭望东方周刊》走访恒口镇政府、汉滨区公安局以及汉滨区信访局等多个涉事部门发现，几乎所有接触过唐志会的干部，在谈及唐的病情时，都在向记者描述唐情绪激动时晕厥的样子。干部们还不断讲到唐多次打骂工作人员的情形，其中，2009年3月12日，恒口镇安排两位镇干部将唐送往西安最好的医院诊治眼疾，医生诊疗后认为已错最佳治疗时间，无法治疗，“唐听后，在医院吵闹，并对干部进行了人身攻击，抱扯撕咬，情绪非常激动，行为异常极端。” 安康官方对此出具的一份报告称：“恒口镇连夜协调汉滨区第二人民医院、恒口派出所等单位安排医生、干警将唐志会从西安接回，3月13日至5月18日，恒口镇将唐志会送往安宁医院治疗，住院期间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 “我当时是很冲动，我活生生看着自己的眼睛一步一步捱到现在这个地步，换了他们(干部)，会有什么反应？”而真正让唐志会生怨的是，现在眼睛废了，却平白里背上了精神病的帽子，“我一个大姑娘家，受了这么多苦，怎么就成了精神病，我这辈子还怎么成家，怎么工作，前程不是全给断送了吗？” 唐志会认为，被干部认为有精神病是她上访这么多年来，遭遇的最大打击，她在谈到这一段时，不断强调一个词“雪上加霜”。而实际上，唐志会的内心深处也因此种下了新的上访种子，“洗脱精神病‘罪名’。” 迟到的补救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这些年来，安康方面，各级政府、部门为了接访唐志会，包括路费、住宿费等在内前后已花了10多万元。为了尽量解决唐志会的生活问题，镇上还为唐办了农村低保和相关医疗保险，甚至一度派干部到唐志会老家修葺房屋，帮忙拔掉房子周围的杂草。 安康方面甚至多次就唐志会的上访问题召开过市、区级专题联席会议，政府、单位一把手往往亲自参加议论。对于唐所反映的看守所被打以及其眼睛损伤一事，安康市日前已派出调查人员进行调查，包括赴广东唐志会原诊疗医院调查核实。 可以预见，随着调查推进，唐志会反映的问题或许都会有清晰的官方结论。然而，同样可以预见的是，唐志会此时所要抗争的命运，其实早与官方的调查结论无关。 一如唐志会当初为上学下山“找干部”，而法院没有帮她执行到赔偿款，她渴望医治眼睛，却迟迟得不到救助，以至于活生生拖过了最佳治疗期限，如今，这个正值青春的女孩子，她最迫切的想法是摘掉自己的精神病帽子，而干部们眼下在做的工作显然又与她的诉求无关。 9月22日，中秋，唐志会再次到陕西省政府上访，当天被安康工作人员接回时，她哭着给《瞭望东方周刊》打来电话，说干部又把她送进了医院，这一回，有两个人在病房门口把着，她走不出去。（据腾讯）
中新网10月12日电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今日表示，中央和地方政府将安排超过80亿或者80亿左右的预算资金完成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马建堂指出，人口普查是中国和平时期的一项最大的社会动员活动，确实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就人力而言，除了各级普查机构的组织机构之外，在全国将借调和招聘超过600万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很可能要达到800万。就物力来讲，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将安排超过80亿或者80亿左右的预算资金完成这项任务。 马建堂表示，中国到2010年11月1日(标准普查时点)时到底有多少人必须要搞清楚，搞清楚人口的总量、人口的基本结构、人口在地域的分布状况非常有意义。对国家来讲，进行人口普查、搞清中国人口的总量、结构、地域分布对于各级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制定以人为本的规划，制定推动科学发展的规划都是一个基本依据。另外，对于老百姓来讲也非常重要，人口普查利国利民，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小区的人口状况，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有好处的。 马建堂说，人口普查利国、利民，对国家非常重要，对老百姓也非常重要，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要搞人口普查，因此，我们也需要所有的被调查对象积极地支持、理解、配合人口普查。(据中国政府网文字直播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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