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17时许，韶关市武江区原区委书记邬学新独自到武江区政府办公楼天台跳楼身亡。

　　今年以来，频发的官员自杀事件以瘆人的冰冷直捣人心：1月18日，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坠楼死亡；2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在湛江市跳楼身亡；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撞火车身亡……

　　每每官员自杀消息被披露，公众更多关心事件背后是否隐藏腐败，但事后的调查表明，除个别官员确实因涉及腐败而畏罪自杀外，多数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官员是心理健康出了问题，其中很多是得了抑郁症。

　　让人艳羡的公务员群体何以成了抑郁症的多发地带？一些官员抑郁症的病因又在哪里？

　　■ 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公开报道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自杀官员职务覆盖科级至省部级

　　■ 在官方调查结论中，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基本上都和精神抑郁有关。有质疑称：官员衣食无忧、风光体面，何来精神抑郁？

　　■ 可能很多官员都有心理压力，甚至有心理问题，但如果承认，同事、领导都会戴有色眼镜看待；多数公务员心里不舒服只会自己“闷着”

　　■ 接二连三的官员自杀悲剧，公众产生种种不良猜疑，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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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座大山重压官员神经

　　官场激烈的职业竞争；对时代转型带来问责制度、网络监督等监督方式的不适应；官员个人情感与家庭问题处理不善；涉及腐败官员自杀事件引人关注。仅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国共发生1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多数官员属于自杀，今年以来也有8起。官员自杀方式多样，跳楼、割腕、开枪、自缢；官员身份涉及党委、政府、教育、税务、金融等多个领域；职务覆盖科级至省部级。

　　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警方排除他杀可能。据透露，并未发现冯某在工作中有经济等违规问题，他自杀可能与感情问题或家庭纠纷有关。

　　2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在湛江市跳楼身亡。知情人士反映，刘去年开始就觉得胸闷、失眠，在自杀前一段时间一直靠吃安眠药才能睡觉，后被诊断为患有抑郁症。经湛江市公安局调查，疑刘因健康原因引发精神焦虑而自杀。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官员“非正常死亡”是今年的6月24日。是日下午，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在广深高速铁路线上，翻过围墙，撞车身亡。事后不少人都把其自杀事件与反腐风暴降临民航系统联系起来，认为刘是畏罪自杀。

　　但其遗书显示：一是精神压力过大，知道自杀的做法可能给组织带来伤害，对不起组织的培养，辜负了组织的信任。二是生前曾承诺到国际民航组织任职，如今却无法兑现，对此表示遗憾。事后调查表明，刘亚军突发意外系精神抑郁所致，没有发现刘在党风廉政方面存在问题。

　　在官方调查结论中，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基本上都和“精神抑郁”有关。对这样的结论，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官员衣食无忧、风光体面，何来“精神抑郁”？甚至认为官员自杀就意味着经济上有问题。

　　事实上，公务员的压力来自各个方面。据记者调查，官员精神压力主要有四类：官场激烈的职业竞争；对时代转型带来问责制度、网络监督等监督方式的不适应；官员个人情感与家庭问题处理不善；涉及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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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在官场自古升迁一条路

　　雷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陈云认为，官员心理出现问题，职业本身的竞争压力大是最主要的原因，这也是公务员制度还不完善的体现。目前公务员制度刚性太强，官员价值的实现只有通过职务的升迁来体现。官员向商人、学者转变成功的只是个别案例，更多官员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如果得不到职位上的升迁，将会产生焦虑情绪。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同僚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会使官员产生孤独无助的感觉，缺少发泄与沟通的渠道。官员若时刻担心竞争对手趁机抓住自己某个弱点，则心理压力过大是不言而喻的。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在一些受访公务员的理解中，所谓官场“潜规则”主要是微妙的人际关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说，时下某些官员能否升迁，学历、工作经历、职业素养等有时并非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上面有没有人关照”。为处理好官场人际关系，不少官员费尽心思，心理压力因此而生。

　　“可能很多官员都有心理压力，甚至有心理问题，但如果承认自己有事，同事、领导都会戴有色眼镜看待；他们也不想向家里人倾诉。”广州市直属机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直言，多数公务员，在领导岗位的同志即使心里不舒服也只会“自己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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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问责网络监督加压

　　在专家们看来，官员心理危机的产生与行政问责和网络监督对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验也有很大关系。

　　国企老总、中海油揭阳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志雄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问责制度、群众信访、维稳工作等，给官员提出新的挑战。

　　同时，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情况下，官员只要一言不慎，就可能丢掉乌纱帽。有些官员从事本职工作擅长，但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弱，感觉到力不从心，增添压力。

　　“现在的官越来越不好当了，看起来风光无限，但背后的苦衷没多少人知道。”记者与一位到广东某县挂职副县长的朋友聊天时，他感慨道，“不是担心工作出问题，就是怕人情世故处理不好，常常失眠，人还不满四十，白发却生了不少。”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原局长李毅中也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

　　长期关注职场精英心理健康的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龙立荣认为，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员对突发事件，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的提防与忧虑等因素，使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

　　“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这也成为官员自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成言教授说。

　　有的官员也向记者透露，“经常半夜一接到电话就紧张得无法入睡”。一位在广州基层工作的官员向记者描述，问责制的出台和不断完善，有效地监督领导干部在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中的“不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现在“一些懒官”、“庸官”不好当了，压力自然倍增。

　　毋庸讳言，一些官员常常处在利益诱惑和高压反腐的“冒险博弈”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使他们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时面对高压的反腐态势。面对诱惑，要，还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员总会处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

　　此外，很多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家庭不和谐，出现了夫妻离婚、儿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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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心理干预迫在眉睫

　　“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其自杀并非简单的私人事件，应属公共事件。”李成言指出，官员存在心理危机，不但直接影响到工作，还影响到与家庭、朋友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有专家认为，面对接二连三的官员自杀悲剧，公众也将产生种种不良猜疑，导致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对政府施政能力和官员公众形象也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官员的心理危机干预。

　　事实上，中央有关部门已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2005年6月，中组部发布《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的文件，认为“确有少数干部因心理负担过重而出现焦虑、抑郁等问题，甚至有个别干部心理严重失调，导致精神崩溃”。

　　2010年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在四川调研时也强调，基层干部承受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要具体帮助基层干部克服困难，积极疏导基层干部的心理压力。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各地也开始对官员心理危机进行一定的干预，但往往由于侧重政治说教，忽视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诉求关注，因此效果不太理想。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室李江雪主任表示，官员心理健康的关注仍停留在一个表层阶段，很少有实质性的举措。由于身份和地位的特殊性，当官员出现心理问题时，他并不愿意去找心理方面的专家来为自己减压，特别是有关隐私泄密的恐惧更是让官员对心理咨询望而却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应该根据官员的特殊情况，探索建立常态化的干部心理危机干预机制，比如开通官员心理健康咨询热线，聘请资深专业人士为心理咨询或治疗专家，向承受压力的官员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保健。

　　“应该增强干部选拔过程中的竞争性、公开性和程序性因素，使官员晋升有章可循，从而降低因前途不可预期造成的压力。”肖滨说。

　　“及时地解决官员的心理问题，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对于国家、社会，尤其是官员队伍建设而言意义重大。”长期关注、研究我国官员非正常死亡的组织行为学专家徐晓青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