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60后省部级官员超百人
多数系高学历文科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已突破百人,“60后”渐成省部级高官的中坚力量。随着“60后高官”悄然增多,中国政坛的“代际变动”也已开始进行
陆昊:毕业于北京大学,27岁成为大型国企一把手,32岁当选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35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2008年成为中国最年轻正部级官员。
周强:1960年出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长,曾在团中央工作11年。2006年,时年46岁的周强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长。
胡春华:1963年出生,大学毕业到西藏工作,14年后调到团中央,4年后又回西藏工作5年,2006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近期,随着走进省部级干部行列的“60后”增多,外界对他们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60后”省部级高官作为中国政坛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精神特质,又有着什么样的成长路径,这无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60后”省部级超百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已突破百人,“60后”渐成省部级高官的中坚力量。
随着“60后高官”悄然增多,中国政坛的“代际变动”也已开始进行。
目前各省的“60后”省部级官员大都在3人以下,其中北京、天津、重庆、山东均为4人,而上海、西藏、新疆更是多达7人,湖南省也有6人,而且大多位居常委或政府中的要职。
但他们实际上也已经历了长时间历练。2008年9月,43岁的秦宜智出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拉萨市委书记,实际上这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从车间技术员做起,已经历了20年的磨砺。
具体分析各省“60后”省部级官员的年龄,不难发现其中的分布规律:绝大多数生于1965年之前。在他们当中,生于1965年之后的实际不足10人。其中最年轻的是江西省副省长谢茹,她生于1968年,其次是生于1967年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
“‘60后’省部级官员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党的干部年轻化战略。”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时曾说,“干部年轻化”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任务,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提了出来,并由此揭开了我国干部年轻化的序幕。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的“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已突破百人,“60后”渐成省部级高官的中坚力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60后”官员这两年集中履新,说明中央为干部储备所做的工作在不断加强。
多数是高学历文科生
他们既对儿时经历的“文革”留有记忆,又对中学时代启动的改革开放有着切身体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文革”后的正规高等教育。
由于出生年代的特殊,“60后”省部级高官有着他们这代人所特有的教育经历。他们既对儿时经历的“文革”留有记忆,又对中学时代启动的改革开放有着切身体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接受了“文革”后的正规高等教育。
这种教育经历,无疑对“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影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受“文革”的影响,“60后”未能接受到正规的中小学教育,其间不乏“学工”、“学农”的经历。但这也让这代人对改革开放之前的生活,有着深入的了解和亲身的个人体验。
而“60后”又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在中学前后迎来了改革开放。谢春涛认为,“60后”省部级高官在改革开放之后接受了正规的高等教育,有的还到国外进行学习,这无疑对他们有着正面而积极的作用,“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正是“60后”考大学的时期,而这个时候的大学仍是精英教育,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并不多。正因如此,如今的“60后”省部级高官在大学时代,就已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如果当初没有发奋学习的话,他们也不会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谢春涛说,因而在“60后”省部级高官中,大多有着较高的学历,有的还在相关领域有较高的研究水平。与经历了“上山下乡”的“50后”相比,他们在最佳年龄段接受了高等教育,在知识结构和思路培养上都有所改进。
从“60后”省部级高官的专业背景上看,学习经济、法律等文科专业的占了绝对多数,而且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较大。毛寿龙认为,高学历文科生从政并非巧合,因为改革开放后,国家恢复了大部分高等院校文科专业,培养出一批经济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方面的人才。
“如今高学历文科生受到提拔,只能说是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毛寿龙说,“60后”省部级高官的学历与专业背景,都是他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年纪轻轻经历丰富
从“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路径来看,通过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构道路等路径。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刘俊生在《“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中指出,“60后”省部级高官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
从“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路径来看,通过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构道路等路径。“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路径,也说明了这个群体的与众不同。
“虽然年纪较轻,却经历丰富,经过了多个岗位的历练。”谢春涛说,正因如此他们才有着丰富的阅历,并锻炼出了优秀的领导能力,“否则,他们很难在这个年龄就到达这么高的位置”。
这从“60后”省部级高官的履历中不难得到证实。目前最为年轻的省部级正职,应该是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生于1967年的他在41岁时官至正部级,掌管团中央。从陆昊的履历表不难看出,尽管他为官一路坦途,但他所历练过的岗位非常完备,从工厂企业到基层党政领导,再到北京市副市长,一直到团中央。
刘俊生认为,“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多途径成长道路或者说是多途径选拔培养渠道,十分有利于保持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高层领导的活力,同时有利于优化高层领导班子结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政务官多途径选拔渠道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的三个“60后”地方“一把手”的经历,也恰恰印证了“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的多样性。
周强25岁研究生毕业后,便进入了司法部工作,之后进入团中央,直至2006年到湖南任省长;胡春华23岁大学毕业便到西藏工作,14年后调到团中央,4年后又回西藏工作5年,直到2006年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孙政才本是科研出身,毕业后一直在农林科研机构,直到34岁到北京市顺义县挂职任副县长,从此走上从政之路。
此外,在当年已经完成党委换届的14个省份中,50岁以下的有56人,其中45岁左右的有21人。“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大批‘60后’年轻干部开始涌入各级领导层,甚至跨入省部级决策层。”毛寿龙说。(据新浪)
收入差加大
致国民弱势心理蔓延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老弱病残是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图据CFP
农民工为弱势群体组成之一
【弱势·群体】
有车族、大学教授自称“弱势群体”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记者问。“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弱势群体”不是新词汇。早在200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就正式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之后,社会上一般将“弱势群体”的范围定义为“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特定人群。
可如今,连开私家车的人都说自己“弱势”,是不是太过矫情?
章德旺不这么认为。他从黑龙江农村老家出来,帮老乡管理一家小建筑公司,年收入十来万。“别看有点钱,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老章说:“每到一个地方,你得先请有关部门的人吃饭。一个村委会主任就能把我‘熊’得够呛!不送红包,村里就设路障堵车。更别说为了拿项目盖章、贷款啥的,老难了!”他抱怨“挣点钱,低声下气”。
【弱势·标准】
“弱势群体”主要有三个标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出,界定“弱势群体”主要有三个标准:
按经济学标准,弱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等等。按社会学标准,则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融合度等特征,比如一些职业虽然收入高,但缺乏社会尊重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从业者觉得被社会边缘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沟通,语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绝感。按照政治标准,则涉及个人的权利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会的歧视等等。
如今那么多并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人认为自己“弱势”,原因何在?
“随着经济社会加快转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都给人们心理带来巨大的冲击。”李实说,近几年,虽然人民群众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财富在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很不均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面对一掷千金的高收入阶层,普通百姓包括白领阶层普遍感觉经济上受挤压,社会地位快速下滑。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弱势·现状】
超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打眼。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左右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
“我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绝大部分人、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人口。”李实说。
相关数据显示,按照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中国仍有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09年,城市低保户2340万人,月人均补助160元。尽管近年来政府千方百计提高救助标准,降低救助门槛,但许多城市困难家庭依然打短工、住棚户,生活困顿不堪。“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中国的穷人有多穷。”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仍被严重低估,实际的贫困人口数,约占总人口8%以上。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征地强拆、黑砖窑、工资拖欠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全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弱势·破题】
谁在听他们说,谁能为他们说
“媒体话题一般追求新闻效应,甚至在筛选事实。在一个社会中,传媒对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社会公众对弱势群体的认识,乃至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指出,多给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机会,媒体的责任重大。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必须建立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依托,即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者。比如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机构的作用,形成在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制度、利益表达和博弈制度。
解决中国目前“弱势群体”的问题,同样需要从公共政策入手。让弱势群体富起来。居民收入要提速,重点应放在“提低”上,穷人涨工资得“快上加快”,这才能缩小收入差距。而这涉及到收入增长计划、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等政策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比如用公共财政给保障房、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再比如扩大补贴范围、提高低保金发放标准、实现低保金与物价联动等等。此外政府还应加大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事业投入的力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加公共产品供应种类与数量,让低收入群众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与及时社会救助。
据《人民日报》
定义弱势群体
●“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等特定人群。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
●收入中等以上的“有车族”、“白领”,纷纷说自己“弱势”,而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则缺少表达的渠道。
●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让“弱势心理”蔓延(据新浪)
我国首例艾滋就业歧视案
原告败诉
律师当庭上诉
12日下午,在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中国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在一审20余天后,公开进行了一审宣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小吴一审败诉,其代理律师当庭提出了上诉,让这一引发广泛争议的“第一案”悬念依然继续
11月12日下午,在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中国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在一审20余天后,公开进行了一审宣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小吴一审败诉,其代理律师当庭提出了上诉,让这一引发广泛争议的“第一案”悬念依然继续。
安徽省安庆市一名大四学生小吴(化名),在今年上半年顺利通过安庆市市直学校教师招聘考试的笔试面试后,因体检中艾滋病检测呈阳性(HIV+),在安徽省安庆市教育局教师招聘中被拒。8月底,小吴选择了起诉教育局,10月,中国第一例因感染艾滋病病毒产生就业歧视诉讼案将在安庆市迎江区法院不公开审理,传染病患者就业歧视问题引发了广泛社会争议。
与20多天前,为了保护当事人小吴隐私而采取的不公开审理的庭审方式不同,本案的一审宣判,选在了迎江区法院二楼最大的第五法庭进行宣判。而在宣判之前,一直拒绝与媒体接触的小吴,意外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如果案子胜诉的话,我还没想好,到底去不去安庆市上班,我还要再考虑。如果案子败诉的话,我肯定还会上诉。”小吴的语气显得情绪很低沉,但是从他对两种结局的准备可以看出,小吴要的,并不只是一个工作机会,更多的是为艾滋病患者争取一种平等的权利。
在下午的开庭宣判前,小吴的代理律师李方平对记者说,现在案子不管胜诉与否,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如果胜诉的话,对于特定群体,即HIV感染者的就业权力,可以通过司法的形式得到进一步确认,对他们今后的就业权将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和保护。如果败诉的话,那么新出台的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就会遭到削弱,甚至会出现波及效应,HIV感染者的下一步就业权还会进一步收缩。”李方平不无担忧地说。
而很快,李方平的担忧就成为了现实,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尚未颁布教师聘用办法,但被告安庆市教育局、人社局依据的《安庆市市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和选调人员办法》并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并无不当。
同时,法院在审理情况中特别强调,中国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及其家属,提供了包括医疗和生活等多方面救助,全社会都在给予他们帮助和关怀。而小吴的体检不合格是不符合《教师法》对教师职业身体条件的要求,因此不录用他的决定是事实依据充分的,教育局和人社局的招聘程序是合法的。
这一审理结果让李方平律师感到非常气愤:“教师行业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或卫生部规定限制进入的,现在创造了一个危险的先例,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就可以限制艾滋病患者进入某个行业,这是对法律法规的挑战!”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告方的低调。人社局和教育局的代理人在宣判后一致表示服从法院判决。被告安庆市教育局的代理律师韦国说:“作为教育局来说,是严格的依法行政。依据体检结果做出的不予录用,是依法行政的结果,不存在歧视的问题,原告在诉讼当中讲的两个理由都是不成立的。”
“我们和小吴沟通过了,只要败诉我们肯定上诉,这涉及到上百万的HIV感染者的就业权利,还有对他们的隐私保护。”李方平说。小吴的另一代理律师郑继能平静地说,这一结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在下一轮的上诉中,他们还将努力建言卫生部,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据新浪)
美国爆破84米高塔倒错方向
围观者纷纷躲避
消防人员表示,所幸围观者及时躲避,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报道。据估计,受这次乌龙事件影响,居住在普林菲尔德附近的至少4000户家庭被迫停电
所幸围观者及时躲避,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报道。
美国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一座约84米的高塔在进行爆破时出错,高塔倒向了错误的方向
视频:美国爆破拆除高塔倒错方向
国际在线专稿: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1日报道,10日美国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一座约84米的高塔在进行爆破时出错,高塔倒向了错误的方向,压毁旁边高达1.2万伏的高压电线杆,电线杆又撞向旁边的一幢建筑物。
消防人员表示,所幸围观者及时躲避,目前没有传出人员伤亡的报道。据估计,受这次乌龙事件影响,居住在普林菲尔德附近的至少4000户家庭被迫停电。
事后爆破公司的负责人丽莎·凯利解释称,炸药是正确引爆的,但事前未发现塔的南侧存在裂缝,才导致了这起乌龙事件,所幸没有人员伤亡。(据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