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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9 日 星期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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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
| 银行收费新规难产 银监会发改委拒绝正面回应 |
银行收费新规难产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7月28日就商业银行收费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发改委已配合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新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正在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对草案进行完善，争取尽快出台。”8月3日，银监会发文说，正“与发改委抓紧修订《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将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尽快发布”。 然而时隔数月，该办法不但没有“尽快出台”，甚至连公众意见也没有公开征求。 记者就此多次联系银监会及发改委的相关人士，询问该管理办法制定及征求意见进展情况，接受记者采访的银监会人士称“领导忙于其他事务”，发改委人士则称“手中急件太多，等急件弄完再说”，两部门人士始终不作正面回应。 据记者多方深入了解，除银行系统外，目前该办法征求意见工作仅在少数业内专家中小范围进行过。 汶川地震纪录片《劫后》
《劫后》里的刘婆婆让人看到生的希望 《劫后》里的刘婆婆让人看到生的希望 纪录片《劫后》又获大奖，但至今无法播出；导演舒崇福很无奈： “他们说不合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合适？！” 12月6日晚，在2010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开幕式上，由中国导演舒崇福创作的纪录片《劫后》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大奖。这也是该片继获得上海电视节“最佳亚洲纪录片金奖”、四川国际电视节“最佳长篇纪录片奖金奖”之后斩获的又一项大奖。“地震后，大家都在拍死亡，而《劫后》是在拍‘生’——大灾大难前，生命不息的精神。”刚从电视剧《旗袍2》杭州片场赶来的该片导演舒崇福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选角】 就是“碰上了” 《劫后》是英国BBC播过的唯一一部有关中国“5·12”地震题材的纪录片。该片导演舒崇福对很多观众来讲可能并不熟悉，但由他执导的《突出重围》以及由他出品的《士兵突击》却如雷贯耳。谈起第一次拍摄的纪录片《劫后》，这位多次荣立二等功的电视剧导演坦言就是“碰上了”：“5·12地震，我们5月14日到了北川县城，本来打算拍剧、拍救援，于是跟着部队进村入户，就碰到了片中刘婆婆的儿媳，她是村里一个小干部，正在讲话鼓励群众，我被深深感染了，就想拍她，于是去了她家。”而谈起和刘婆婆的“巧遇”，舒崇福更是记忆犹新：“就是在她儿媳家附近，我看到一个80多岁、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在废墟上挖东西，然后对我灿烂地一笑。我瞬间就像被雷打到了一样，全身发麻，一下就被打动了。”说到这里，他反问现场记者：“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过地震现场，反正我当时一直见到死人，直到遇见刘婆婆，才感受到人的生命力和那种活的状态，于是我决定——我要拍这老太太！” 【开拍】 “蜗居”废墟中 《劫后》没有对灾区和灾民的泛泛而谈，只是抓住震后一个普通家庭来挖掘生命的力量，以及中国人在面对大灾难时的乐观态度。虽然片长只有一个小时，但该片的拍摄时间却长达8个月之久。 谈起拍摄过程，舒崇福直言非常困难：“一片废墟中，剧组就找了些门板、木板，在离刘婆婆家300米左右，搭了个很小的简易房。组里还有个女的，我们就拉了块帘子，隔了一下。剧组每天起早贪黑地拍，比婆婆的家人起得还早、睡得还晚。”当问及近距离纪实拍摄震后灾民会不会遭到排斥时，舒崇福则用了“幸运”两个字：“因为有不少媒体采访拍摄过，他们对镜头已经不当回事了，而且我们真的是在和他们做朋友，经常一起吃饭、生活，他们也不把我们当外人，所以拍到了很多细节。”回忆起那段日子，舒崇福不禁感叹，“那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拿奖】 感觉很“奇怪” 第一次拍纪录片就接连拿下多个大奖，并在国外备受肯定，但舒崇福却说当初自己并不看好片子能在上海电视节拿到金奖，那实属意料之外，“宣布得奖时，半分钟没人上去领奖，我当时都懵了”！而现在，已经多奖在手，他却说“到处拿奖，感觉有些奇怪”，引来现场一片笑声。舒崇福透露，他后来听说《劫后》一出来，就震动了所有评委，所有人一直从头看到最后，很多国外的评委都被打动了。 但是，这部屡获褒奖的纪录片，却几乎没有中国的电视频道愿意播出。“他们说不合适，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合适？”虽然不解，但乐观的舒崇福还是希望中国的纪录片有前景，并表示现在很想拍一个《焦点访谈》调查记者的故事，“只是有风险，不知道能不能成”。（据腾讯）
33名环卫工领了红包 11月30日是夫子庙景区保洁员吴秀英60岁的生日，此前一天，民营企业家陈光标，特意为她过生日，并向参加生日宴的其他49名环卫工发放了红包，一家服装厂也给每名环卫工捐助了一件羽绒服。“当时我们都很开心的，每人都有一个红包。”一名当时在场的保洁员告诉记者，除了过生日的吴秀英拿到了1000元红包，其他的环卫工除领到了防寒羽绒服外，还拿到了一个红包，红包内有500元现金。 不过，夫子庙景区一名环卫工透露，当时去开会时，环卫所有领导组织他们开了个会，说是他们夫子庙景区去的33人，是代表着景区100名环卫工。“毕竟景区里还有卫生要搞，所以只能是抽一部分人去现场开会。”这名环卫工说，他们去领红包及衣服，也是代表着所有环卫工的。 环卫工：红包衣服上缴了 “我们领到的红包500元，回来后就被领导收了回去，但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们。”一名环卫工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包括发的一件羽绒服也上缴了，他感到有些纳闷：“为什么首善给的善款善物发到手了还要上缴？”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夫子庙景区采访时，有保洁员证实他们确实把红包及羽绒服都交给了管理单位。一名保洁员称，上缴了，说是到过年时再给我们。 不过一些没有到开会现场的保洁员则向记者表示，这些应该要上缴，因为去的人是代表该景区的全体保洁员。这一说法，也有到过现场的保洁员表示认同，他们去只是代表。 “这些去的人是随便选的，我们平时做的是一样的事，他们参加活动的人，去之前说好是代表大家的，可能收上去，要重新分吧。”一名保洁员说，当时100人不能全部去，领导说是有名额的，人不能去太多，那样也影响工作。 管理部门：收起来平均分配 下午4点多，记者找到了夫子庙景区市容管理科，一名负责管理保洁员的领导李女士接待了记者，她称，她所管理的保洁员，当天参加会议所收到的红包及衣服确实收上来了，是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原因。 据李女士介绍，当时上面通知夫子庙景区、白鹭洲公园及大成殿共计派50人出席陈光标捐助大会，其中夫子庙景区派出33人参加。“9点钟开会，我们8点多将33人集中起来开了个会，说明是代表100人去的，因此，他们回来后，我们有意将红包和衣服收了上来，这是有安排的。”李女士说，主要是这些钱收起来后，按照100人来平均分配，而33件衣服也将在年终评先进时，分配给先进者。 “这样的分配也正在征求环卫工的意见，羽绒服的分配方法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李女士说。而记者昨天得知，当天过生日的吴秀英，也主动将得到的1000元红包和衣服上缴了。她称，自己是代表大家去的，也应该由领导统一分配，与同事们一视同仁。 在采访过程中，去了现场拿到红包和衣服，后又上缴给单位的环卫工，对这件事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理解，这些朴实的保洁员并没有对单位的做法表现出不满。但记者依然能感受到他们心底的那种无奈。那么，作为捐助者陈光标来说，他当初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呢？ 而据称，陈光标当初是为50名环卫工做的定向捐赠，而夫子庙景区称，当初就只给了33个名额，也没有特殊要求，他们才定为是代表，而现在这样做，也是为了平衡环卫工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造表了，平均发放给所有的环卫工。”夫子庙景区负责管理保洁员的李女士指着电脑上的表格告诉记者，收回红包，绝不是单位想据为己有，是要保证每个保洁员都有分得到。记者注意到那张初步定下的分配表格明细，按照所有环卫工平均分配，最后多了几十元零头，据称是发给一名动手术的环卫工。（据腾讯） 养殖业形成抗生素利益链
长期食用“有抗食品”，消费者的耐药性也会不知不觉增强，等于在人体内埋下一颗“隐形炸弹”，一旦患病，很可能就无药可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 特约撰稿白明锋发自北京、保定 河北保定的朱师傅在当地一家规模较大的养鸡场做饲养员已经有五年多了。每天，他都会戴着像防毒面具一样的口罩，进到臭气熏天的养鸡场内进行投食和消毒等工作。 朱师傅说，小鸡一般养到三四个月后，就被送到这里，关进一个个狭小的笼子。抬头是送水的胶皮管，低头是流动的饲料槽。它们唯一的活动就是抬头饮水和低头吃饲料。直到他们病死，或者被淘汰。 为什么会被关进狭小的笼子——在它们短暂的一生中，食用的都是添加了多种激素和抗生素的饲料，在食用激素后，鸡往往会变得很兴奋，甚至跳得很高，只能把它们囚禁在小笼子里。 脆弱的小鸡 朱师傅发现，这里的鸡和散养的鸡有点不同，比如，下蛋以后不会“咯咯嗒、咯咯嗒……”地叫上半天，而是一声不吭；比如下蛋要多一些，一只鸡每天差不多都会下一个蛋，有时甚至会下两个；还比如，这些鸡需要打七八种疫苗。 这里的鸡养殖一年多后，产蛋量就会减少和停止。之后，它们就会被淘汰掉，送到肉鸡市场出售。由于长时间不见阳光和缺少运动，在转运时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它们的骨骼很脆弱，很容易就会摔断腿，或者摔死。 朱师傅当饲养员的这五年里，已经患上了职业病，再也吃不得鸡蛋，一闻到鸡蛋味就会呕吐，哪怕是自家散养的。 肉鸡的命运看起来还不如这些蛋鸡，同样狭小的环境，它们的生存周期只有四五十天，当从小鸡迅速长成可以上市的肉鸡，它们的命运也就结束了。由于集约化养殖，为了避免由于拥挤和不卫生的养殖环境导致的疾病暴发和传播，这些鸡同样需要食用防止疾病的混有抗生素的饲料或水。 “一些抗生素现在已经被鸡当成饭来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副执行长张南说。 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养殖技术被引进中国后正在各个养殖场复制。而用抗生素饲喂的现象并非只在养鸡场存在，猪、奶牛甚至是人工饲养的鱼虾，面临着与鸡同样的命运。上个世纪，美国国会技术办公室曾指出：“当前的养殖业集中在高产量、高密度、令人窒息的养殖环境中。某种程度上，定期使用抗生素使得这种养殖模式得以维持。” 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教授赵霖介绍说，这种模式被称为现代“疯狂畜牧业”，其进行生产的两大技术就是：为了快速育出体积大的猪、禽，就要饲喂动物蛋白质(即肉骨粉(MBM)饲料)；而为了防止猪、禽生病，就要注射抗生素。 恶性循环 北京康华远景科技有限公司畜牧专家肖传明谈起国内养殖业，不时发出“心寒”的感叹。过去十年，他在全国各地的养殖场考察，抗生素滥用的情况让他感到触目惊心。近年来，他还发现：原来需要50天出笼的肉鸡，现在缩短到40天以下。 “尽管有大量的抗生素每天饲喂，有些鸡养到40天的时候还是会大量死亡，而且很难控制，所以养殖户只好提前在37天的时候就把鸡给卖了，因为养不活。”肖传明透露，如果要想让鸡在短时间内出栏，势必又需要更多的生长激素。 在肖传明看来，国内养殖场正在进入恶性循环：低成本导致养殖环境差(特别是高密度饲养)、饲料原料品质低劣——动物容易得病——需要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抗生素会影响鸡的消化道系统，导致菌群紊乱和免疫力低下——导致药物及激素的大量使用。在这样的循环中，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剂量在不断加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尹晓青副研究员在山东、辽宁调查农村禽畜养殖情况后发现，养猪者广泛使用添加了抗生素等药物的饲料，被调查养殖者中，有50%养殖户在饲料里不同程度地添加了抗生素等药物。 据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教授肖永红等专家调查推算，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大约21万吨，其中9.7万吨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业。更有专家预测，这个数量可能超过一半。 人体的“隐形炸弹” 由于动物会对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因此养殖户们需要不断投入新的抗生素，而且添加量会越来越多。 北京天福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汪鲲博士介绍，以前使用的土霉素、黄胺霉等抗生素，现在养殖场都不用了，改为混霉素、罗璇霉素等，也就是说，用在人身上的抗生素基本都出现在了禽畜行业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的调研也证明了这点：在我国养殖业中，特别是在中小养殖户中，抗生素的滥用已登峰造极。不仅大量使用具有严重毒副作用的已被淘汰的抗生素，就连人类还在试用的某些新抗生素也已用于动物。许多动物不是病死的，而是过量用药致死。 由于抗生素在动物体内无法得到有效降解，形成了抗生素残留。有专家提醒说，经常食用含有抗生素的“有抗食品”，即使是微量的，也可能使人出现荨麻疹或过敏性症状及其他不良反应；长期食用“有抗食品”，消费者的耐药性也会不知不觉增强，等于在人体内埋下一颗“隐形炸弹”，将来一旦患病，很可能就无药可治。 这并非危言耸听，最近几年，美国一些养殖场的工人感染耐药细菌的案例不断发生。美国很多医学家都认为，“动物滥用抗生素与人类感染耐药菌有明显关联”。 尽管农业部出台了《允许使用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动物源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等规定，但是养殖户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依然难以监控。除了法规不够健全，监管人手少，而养殖者多且松散，难以有效监管外，有关部门对每批上市的禽畜类肉产品都进行抗生素残留等检测也很难做到。而即便检查到养殖者违规使用抗生素，处罚措施也一般是批评教育和罚款，威慑力度不够。 抗生素滥用现象难以控制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抗生素在养殖业里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经济利益链条。 “养殖户一方面对抗生素的使用有错误认识，但另一方面有些企业专门靠卖药赚钱，由此延伸出了一条龙式的服务。本来每只肉鸡0.5元药费就算超量了，可现在部分养殖户每只肉鸡的药费已上升到2元以上了，太可怕了！”肖传明说。 用中草药代替抗生素？ 对于抗生素滥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陈其广无比担忧，他认为，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关乎我们民族繁衍的程度。 他介绍，多年来，为克服现代化学合成饲料添加剂与抗生素药物的滥用，我国一些专家与养殖企业一直在探索运用中草药解决抗生素污染问题。 北京饲料工业协会会长谢仲权从1996年开始关注饲料中的抗生素问题，“国外养殖方式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只讲效益不讲安全，这种掠夺式的养殖方式对国内是一种误导。”意识到问题严重的他联合了一些企业成立天然植物添加剂委员会，试图通过天然植物中草药饲料添加剂解决养殖出现的问题。经过研究，他发现可以用金银花、莲翘、大青叶、牛蒡子、马齿苋、鱼腥草等中草药代替抗生素。他把这一研究成果应用到企业，成效显著。 一些研究表明，饲料中添加中草药可明显改变肠道细菌组成及数量，使有益菌类增加，并抑制大部分条件致病菌的生长。而且中草药添加剂在畜禽体内发挥有效作用后可被分解，没有毒害与残留，不产生抗药性。 广州市饲料工业协会多年来也在推广“安全饲料，风味食品工程”，利用中草药优势解决了食品安全与质量问题。 不过让谢仲权感到遗憾的是，天然中草药并没有列入农业部饲料添加剂目录里，对于推广这种养殖方式缺乏政策上的支持。据谢仲权介绍，目前天然中草药添加剂在各省份都有试用，但最多的省份也只有5%的份额。 “很多养殖户都意识到抗生素的问题，他们自己也不吃自己养出来的猪，如果他们知道有替代品，政府又支持，我们可以为食品安全发挥作用。”他说。 谢仲权认为，推广中草药饲料添加剂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在观念上引导，同时要进行广泛的健康养殖配套技术推广示范工作。 链接：丹麦经验 丹麦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也是较早推出抗生素饲料禁令的国家。 1995年春天，丹麦一家电视台曝光了“猪是如何泡在抗生素的药罐中”长大的，顿时震撼整个丹麦。 1998年4月，猪肉行业宣布35公斤以上生猪自愿停止使用一切抗生素饲料；同年，丹麦政府开始对使用抗生素的猪收税(每头猪2美元)。 2000年，丹麦政府下令，所有动物，不论大小，一律禁用抗生素饲料。 禁用当年，猪出现大量病患，动物医用抗生素使用量比1999年多了20多吨。不过，另一数据更值得关注：动物抗生素(包含抗生素饲料和动物医用抗生素)的年使用量，从1995年的210吨，降至2000年的96吨。 此后，丹麦养殖业者通过改善饲料、打造环境舒适的猪舍等措施，最终使动物医用抗生素的使用量也降低了。 禁用抗生素饲料不仅让丹麦食用肉更安全，还让丹麦人感染耐药性肠球菌的数量不断减少。（据腾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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