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影
阴影 阴影
008版:国内国际新闻
3上一版  
PDF 版PDF版
郑西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13对
两会领导人
第六次会谈今举行
政府投资项目欠薪
政府负责先行垫付
满75岁老人犯罪并不都能“免死”
醉驾是否造成后果都将定罪
朝鲜说卑劣的挑衅“不值得”应对
昆明公车改革后年省2000万
八成公务员改变出行方式
未能就朝鲜半岛局势达成一致
朝鲜同意核查人员返朝
推动文化大市向文化强市跨越

| 洛阳日报 | 洛阳晚报 | 版面导航 | 标题导航 |

3上一期  下一期4  
 
3上一篇  下一篇4  
2010 年 12 月 21 日 星期    【打印】  
昆明公车改革后年省2000万
八成公务员改变出行方式

昆明公车改革后
八成公务员改出行方式 年省2000万
今年初,云南昆明启动“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试点工作。近一年时间过去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试点区超过八成的公务员选择私家车、公交车、自行车、步行等方式,自行解决公务出行问题


  今年初,云南昆明启动“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试点工作。近一年时间过去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试点区超过八成的公务员选择私家车、公交车、自行车、步行等方式,自行解决公务出行问题。

  从“公车私用”到“私车公用”

  920辆公车封停上缴,其中462辆被拍卖

  “以前办公务肯定用单位的车,但这一年很多时候都是私车公用,或者挤公交。”日前,昆明市官渡区文明办副主任张玉洁告诉记者,她的许多同事也跟她一样,普通公务出行由乘坐单位的公车变成了开私家车、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或者步行。

  张玉洁还记得,去年底听说区里要试点公车改革的消息时,“有些意外,也很困惑:公车没了,往后办公事要怎么出行呢?”

  根据昆明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试点区除公检法、国安、医院、学校、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有特殊标志的行政执法车辆外,由区财政全额保障的区级党政群机关、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具有行政职能事业单位的乡科级(含乡科级正职)以下在职公务人员都被纳入试点范围。试点工作还覆盖到基层单位,主城4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被纳入其中。

  1月15日,试点工作启动,列入试点的所有公务用车全部停止使用,并登记造册,统一上缴。据统计,主城4区试点单位共上缴各类公车920辆,涉及221家单位5344人。

  为承担各单位的公务交通保障任务,各区分别留用不超过100辆公车,组建起4个区级机关公务交通服务车队。目前,西山、五华、盘龙、官渡区级机关公务车队分别留用公车60辆、65辆、60辆、73辆。

  据介绍,五华、盘龙、官渡3区车队服务保障覆盖范围较广,只要是公务出行,都可使用,因此车辆使用频率较高。五华车队日均出车20台次,盘龙车队日均出车35台次,官渡车队日均出车50台次。“而西山车队则以应急抢险和重大活动服务保障为主,普通公务出行我们都提倡公务人员乘坐出租车、公交车,或者步行。”西山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陆永俊说。

  昆明市纪委党风室主任季志远介绍,各区上缴的920辆公车除258辆用于组建公务交通服务车队、66辆原值划拨执法部门、134辆报废外,其余462辆在今年5月间被公开拍卖,占上缴车辆总数的50.2%。最终,拍卖成交441辆,占应拍车辆数的97.13%。车辆拍卖成交总价合计1654.98万元,为评估保留价的157.24%。拍卖所得全部收归区财政,主要用于改善民生项目建设。

  定额包干取代货币化改革

  每月人均400元,预计每年可节省车费逾2000万元

  “实行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能从机制、制度、管理和监督上纠正公务用车配备使用方面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能有效减少奢侈浪费。”季志远这样解释昆明公车改革的初衷和意义。

  “传统的货币化改革,也就是发放现金乘车补贴,治标不治本,容易出现‘拿了补贴,公车照开’的现象,反倒会增加财政负担。群众也会有质疑,认为我们是在变相解决公务员的福利问题。”季志远说,通过反复考量,昆明此次车改决定实行非货币化改革:由各区财政局统一制作单位实名制公车专用卡,由区财政按季度将定额包干经费核发到卡上,各单位根据实有人数核至各科室,而不会发放到个人手上。公车专用卡定额包干标准为每月人均400元,主要用于私车公用时在指定地点维修、加油,购买公交IC卡,租用区机关公务交通车和其他社会车辆的费用支出。超支不补。

  据介绍,定额包干标准,是以各区党政机关近3年车辆运行费支出平均数作为测算基数得出的。定额包干经费与留用车辆运行费支出,不得高于近3年车辆运行费用支出的平均水平。

  根据统计测算,实行定额包干后,预计4区公务交通费年支出2588.72万元,比此前3年的平均数减少2051.32万元,降幅达35%。纳入试点范围的单位不允许再审批购置新的公车,因此也将不再产生车辆购置费用。

  近六成公务员赞成车改

  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包干标准偏低、机关车队服务保障不力等方面

  “更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公务员开始选择公交车、自行车、步行等方式公务出行。”季志远说。

  在为期半年的试点工作结束前后,昆明市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组织座谈会、发放问卷调查表等方式,对主城4区公务用车拍卖后公务出行情况和干部群众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分析;共发放问卷调查表2846份、收回2100份,其中有效问卷2037份。

  记者看到,在公务出行主要方式一项中,选取租用机关服务车队车辆的仅占16.45%,而其余83.55%的受访公务员都选择了坐出租车、乘公交车、驾私家车、骑自行车或步行等方式,自行解决公务出行问题。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调查对象认为对自己的公务出行没有影响和一般的占到68.92%,认为有影响的占31.32%;对实行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工作持赞成态度的占58.02%,部分赞成的占27.34%;仅有14.84%的受访者对试点工作不赞成。

  记者注意到,不满意主要集中在包干标准偏低、机关车队服务保障不力等方面。调查显示,认为每月人均400元的定额包干经费能满足公务出行需要的仅占20.23%,不能满足出行需要的占41.19%;各区机关干部职工对车队的服务保障模式感到满意的仅占27.98%,感觉一般和不满意的占69.52%。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员表示,“以前经常下乡,现在约车不方便,开家里的车吧,超支的油钱还要自己掏。所以,有的时候想想,能不去也就不去了。”

                                      
财政部专家表示
单纯提高个税起征点结果将很坏
建议按工资收入与其他收入综合征税,使高收入者多缴税,同时加入家庭赡养系数,个人所得税的合理性就会明显提升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个税改革不能局限在“起征点”

建议按工资收入与其他收入综合征税,使高收入者多缴税,同时加入家庭赡养系数
近月来高涨的物价再次掀起对个税起征点的讨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昨天却表示,如果其他条件不改变而只提高起征点,将是很坏的结果。


0'48''视频:个税改革最早明年推出
他昨天在“2010中国总会计师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表示,“十二五”期间,个人所得税要找到合理方案和时机加快推进,基本的原则仍是降低低端税负,适当增加高端税负,特别应强调将高端收入者工薪以外的收入综合进来。

我国11月的CPI达到5.1%,创出两年多来新高,并且连续4个月冲高。物价上涨压力再次让公众关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有专家表示应该提高起征点。

个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工具,贾康昨日表示,按照现在工资薪金2000元的起征点,70%的工薪收入阶层已经不纳税,中国所有的农村区域也不纳税,提高起征点对真正这些需要得到扶助的人,没有一分钱的好处;而剩下只有30%仍然交税的人,提高起征点后真正降低的税负,每个人只有几块钱、十几块钱一个月,但那些高端收入的,像一些打工皇帝,可能年薪是千万元计,提高起征点后减少的税更多。

“哪个政策设计者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调整的结果?很显然,不能很简单局限于所谓起征点的考虑。”他表示,要把工薪收入和其他收入争取形成综合,真正使得高端收入的人更多缴税。

他还表示,个税走向综合制的过程中,应该引入家庭赡养系数,掌握各个家庭具体的收入信息,合理实施调控,所以应该加快信息系统的建设。因此如果在综合的框架上,再加上家庭赡养系数,个人所得税的合理性就会明显提升。

■ 观点

“房产税开征不会伤筋动骨”

本报讯 (记者胡红伟)“现在房地产调控新政虽然力度空前,但是如果没有在不动产保有环节税制的推进,这一轮的调控和过去的调控就没有本质的区别。”贾康昨天“2010中国总会计师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表示,房产税并非和多数人“过不去”。

他表示,对于一般的中等收入阶层,这个框架应该非常明晰,绝对不去覆盖现在家庭第一套住房,甚至被认为是改善性住房的第二套房,也可以不覆盖;真正被这个税覆盖的人群,在试点阶段的比例也不会很大,也应该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说明这个税不是让他们伤筋动骨。他举例说,如果一栋不动产是征税对象,做了评估之后几百万的税基,国际惯例要打一个7折,税率可能就在1%以下,那么一年是一两万的税。

贾康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房产税可以先从试点城市做起,初步开征的范围也应该不大,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之后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支柱之一。

今年11名省部高官被判刑
涉案金额均超500万
今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判处11名省部级高官,在人们眼里,出自基层、一点一点升到省部级别的高官曾为人低调、做事谨慎、工作认真、要求上进。然而,只因“贪”这一字,高官踏上了沉沦之路


今年以来,全国法院共判处11名省部级高官,在人们眼里,出自基层、一点一点升到省部级别的高官曾为人低调、做事谨慎、工作认真、要求上进。然而,只因“贪”这一字,高官踏上了沉沦之路。

《法制晚报》记者根据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公开报道整理统计发现,落马高官有两个相同的共同点,所犯罪名必有受贿罪,涉案金额都在500万元以上。

11名落马高官全涉受贿罪

高官敛财以受贿为主,法晚的统计发现,11名省部级落马高官均有受贿罪这项罪名。

受贿罪专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据资料显示,11名落马高官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无不都是利用职务的便利收受有关人员的钱财。

记者还注意到,落马官员除了受贿罪这一罪名以外,也有部分官员同时犯下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滥用职权罪。

涉案金额都在500万元以上

落马高官的敛财金额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为何说是“触目惊心”,因为所受贿、贪污的金额高之又高。

11名落马高官所受贿、贪污的金额无不低于500万元,有的官员受贿、贪污金额甚至达到了千万元以上。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落马之前先后担任多个职务: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

正是这些职务给他带去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

敛财金额高达千万元以上的还有王益,他利用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的职务便利,为数名请托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对方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196万余元。

据法院的判决书显示,1999年11月至2008年2月,王益利用职务便利,接受云南昆钢朝阳钢渣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宏请托,为其在企业经营、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并分12次通过弟弟王磊或自己直接收受周宏贿赂630万元。

香港商人、深圳利联太阳百货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涛,通过王益承揽高速路项目,并通过王益获取贷款,李涛共向王益行贿538万。

今年以来被判刑的省部级官员

陈绍基广东省政协原主席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死缓,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元

王华元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71万余元,价值894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王益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死缓,索取、收受对方钱款折合人民币1196万余元

皮黔生天津市委原常委、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原主任

罪名及判决:因受贿755万、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曾致国有资产损失2.2亿

黄瑶贵州省政协原主席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被判死缓,先后多次收受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54万余元

郑少东公安部原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原局长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死缓,索取、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826万余元

米凤君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死缓,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28万余元

陈少勇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索取和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819万余元

朱志刚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744万余元

康日新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

罪名及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受贿660万余元

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罪名及判决:贪污、受贿金额为510万元,被判无期徒刑

落马高官均为无期或死缓

11名高官,7名被判死缓,4名被判无期徒刑。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全称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执行死刑的一种制度。

法律规定:对于应该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

被判死缓一般表现为认罪态度比较好,如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前对公安部原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原局长郑少东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时指出,鉴于郑少东案发后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

为此,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郑少东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从落马官员的年龄来看,这11名官员都为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生人,其中以50年代生人居多。除黄瑶、陈绍基、王华元和米凤君是40年代生人以外,其他落马官员都为50年代生人。

另外,从落马高官的学历来看,他们多数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半数都是研究生学历。
专家称反腐治根在用人制度

在11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中,虽然他们都比较贪,但是他们并非人人都犯贪污罪,而是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受贿大量的钱财。另外,部分官员接触桃色,多为包养情妇、嫖娼。

专家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批高官落马,这足以见证国家近几年一直在加大查处腐败的力度。

近日,中共中央连出新规,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引发舆论强烈关注。专家指出,这些规定对省部级高官有具体的针对性,是中央加强对党政高官群体管理制度的反腐系列举措。

原因分析

11名贪官“拿回扣”都胆大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是我国知名的反腐问题专家,问及官员落马被判的原因,她说,是利益的诱惑,同时也是疏于监督。

2006年以来,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等趋势。

这些省部级干部往往控制资金的来源,一个领域的大笔资金进出都掌握在省部级干部的手里,他们并不是直接拿这个账目里的钱,而是给行贿者批一个项目,再吃回扣,而这个回扣钱就是受贿的钱。

“比如一个项目要是上亿元,那回扣可能就高达几百万元。”林喆说,这也是为什么11名高官都犯了受贿罪,而贪污罪犯得比较少的原因。

陈绍基在担任广东省政协主席等职务期间,就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然而记者发现,这些钱物并非他自己一手操办,而是通过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来达到目的。

黄瑶在任贵州省省委副书记、政协主席期间,被曝与黔西南州一家金矿的开采问题有染。该金矿负责人已于今年国庆节前被调查。

黔西南州黄金矿藏极为丰富,黄金探明储量超过300吨,远景储量1000吨以上,全州八县(市)均有黄金,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州”。

记者查阅黄瑶的简历发现,他前后在黔西南州任职时间有八年之久,并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州委书记。

地方高官受贿更具隐蔽性

落马官员中地方官员占了一半多,这也和利益有很大关系,林喆说,地方的利益更大,在地方行贿一般发现也很难,一旦发现还会有人袒护。而部委的利益相对较小,有的部委甚至是“清水衙门”。

林喆还说,一些官员一旦受贿,内心是很害怕的,担心被揭露,为了掩盖一种罪行,就犯了更大的错误。

“其实真的很替这些省部级落马官员惋惜,全国才有多少省部级高官,且他们多数都是从基层一点点做起来的,尤其是那些出生于贫苦家庭的高官。”林喆叹息地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落马的官员中,多人从基层干起,贵州省原政协主席黄瑶和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陈少勇,二人为中小学老师,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则为工人或技术人员。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也曾是一汽的工艺员。

林喆表示,官员落马同时也反映出了监督的不得力,制度的不健全。

中国律师精英网顾问律师、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尹富强也坦言,“我们监督体制还存在太大的问题,远远没有达到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的地步。个别官员权力过大,难免会一手遮天,让其敢于为所欲为。”

嫖娼是“高压线”一碰即死

落马官员或许是因为没有学习好。另一致使官员腐败的原因则是包养情妇这一问题。

在这些被判的高官中,部分高官接触桃色,他们多为包养情妇、嫖娼。此前就有说法称,官员的腐败与包养情妇有很大关系,从上述统计来看也应验了这句话。

今年8月,在东莞市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动员大会上,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点评了和广东官场有关的腐败人物,中纪委领导对陈绍基案、王华元案、黄松有案等的评价是,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嫖娼。

“党员干部嫖娼是一票否决的,高压线,碰不得,一碰即死!”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分析认为,部分领导干部公共伦理沦丧,折射出不以包养情妇为耻、反以为荣的官场文化,这种观念长期潜移默化,给官员带来影响。

专家建言

反腐治根在于用人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提出反腐治根在于用人制度。

竹立家说,针对腐败问题,制定法律法规严格监督和惩处犯罪是必要的。但预防腐败效果仍不理想,腐败案件层出不穷,有些地区或有些职位甚至是接连几任“前腐后继”。

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群众没有切实的制约领导权力的“刚性”渠道,特别是制约“一把手”权力的刚性渠道。这样一来,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很难发挥”。

竹立家表示,在“一把手”选拔上的民主至关重要。在“选”的过程中,提名、考察和考核各环节都非常关键,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严重影响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影响群众对干部的看法。用民主的办法,选好用好“一把手”,实现党代表和人民代表真正的选举产生。层层选举,以制约“一把手”权力,避免单位小团体化、家族化,甚至是“买卖化”,不能让“一把手”用其个人意志代替权利意志,代替党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

监督制度仍然有待完善

林喆表示,反腐工作还要加大监督力度,加强普通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群众监督。

林喆认为,“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将是今后反腐工作的着力点之一,“和民众关系比较远的腐败问题,民众很难参与。身边的腐败经常发生,而且和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

尹富强也指出了监督的重要性,他说,国家近几年加大了查处腐败的力度,但仅靠查处还不行,必须增强对官员的监督力度,让权力处于阳光下,让官员不能贪、不敢贪,这是根本。

反腐行动

省部级干部将全被“查经济”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我国反腐力度在不断加大,媒体此前报道指出,我国反腐制度创新也在不断发力。近日,中央连出新规,经济责任审计对象扩展至省部级干部。

审计署党组成员、总审计师孙宝厚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2000年至2010年,共对53名省部长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规模在逐渐地扩大,仅2009年和2010年就达到37人。

另外,《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各级领导班子对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并具体对责任内容、检查考核与监督,以及责任追究逐项进行了明文规定。

专家指出,该规定极富可操作性,与日前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都可视为中央加强对党政高官群体管理制度的反腐系列举措。

落马地方官员与中央单位官员比例6:5

落马的地方官员

1.天津市委原常委、天津滨海新区管委会原主任皮黔生

2.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

3.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

4.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5.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6.中共福建省委原常委、原秘书长陈少勇

支持专家

著名反腐专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

著名公共行政学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竹立家

落马的中央单位官员

1.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

2.中国核工业集团原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

3.公安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4.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副主席王益

5.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朱志刚

美国最大稀土矿计划恢复开采
欲打破中国垄断
美国一家矿业公司宣布将开始稀土矿开发工作,以此应对由于中国的出口管制而产生的稀土短缺情况。有分析指出,如果该公司联合澳大利亚矿产公司合作开采,未来可能打破中国在稀土行业的“垄断地位”


 美公司计划开发稀土矿应对资源紧缺 分析称未来将打破中国“稀土垄断”

  报道,西方国家针对中国近来实施的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屡屡曝出将采取“应对措施”的声音。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一家矿业公司宣布将开始稀土矿开发工作,以此应对由于中国的出口管制而产生的稀土短缺情况。有分析指出,如果该公司联合澳大利亚矿产公司共同合作,未来可能打破中国在稀土行业的“垄断地位”。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0日报道,位于美国加州的Mountain Pass矿业公司20日宣布该公司已开始矿产开发准备工作,2011年即有望实现稀土开发。报道称,这家公司曾是全球最大的稀土供应商,但是由于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投诉,它在2002年中断了稀土开发工作,随后中国便掌控了稀土矿生产的主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公司称此次开发稀土矿将采用一种“清洁环保”的方式,因此将会避免稀土开采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

  报道称,美国现在对稀土的需求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国,这令美国“非常担忧”。有分析指出,虽然Mountain Pass一家的出产量可能仅能满足美国军事行业需求,还不足以打破中国的“束缚”局面,但是在不久的将来,Mountain Pass联合澳大利亚另一家矿业公司“Mount Weld”,将可能打破中国对稀土的“垄断地位”。(均据腾讯) 

3上一篇  下一篇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