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2日至23日，市委副书记魏小东率领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市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负责人，赴西安市曲江新区学习考察。本报今日刊发相关单位向市委提交的考察报告全文，敬请关注。

　　为了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2010年12月22日至23日，市委副书记魏小东率领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市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负责人，赴西安市曲江新区学习考察，实地参观了曲江新区规划馆、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大明宫国家大遗址公园，并与曲江新区城建、文化、金融等方面负责人交流探讨了曲江文化产业运作模式，深受启发，获益匪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西安市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曲江新区是以文化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区，在西安市“五区一港两基地”整体发展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02年以来，曲江新区实施“文化立区、旅游兴区、产业强区”战略，立足于曲江文化产业核心集聚区，坚持集团化建设和企业集聚并行的发展模式，突出盛唐文化特色，着眼国际化视野，通过大项目带动、大集团引领、大产业聚集，规划开发了大唐芙蓉园、曲江海洋公园、大唐不夜城、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30多个国内知名的文化旅游项目，组建了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曲江会展集团、曲江影视集团、曲江演出集团、大明宫投资集团六大文化产业集团，形成了“曲江文化”、“曲江旅游”、“曲江影视”、“曲江演艺”等系列文化品牌，全面提升了曲江文化产业园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2007年，被文化部命名为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2009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20亿元，被各界誉为文化创新和城市发展的曲江模式。近年来，曲江模式加快向外辐射发展，形成了曲江文化景区、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法门寺文化景区、西安城墙景区、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楼观中国道教文化展示区等六大文化板块竞相发展的跨越式发展格局，总辐射面积达126平方公里，奠定了整个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基础，加快了西安市“文化高地、引领西部、示范全国”的文化产业战略步伐。

　　二、曲江模式的成功经验

　　通过实地学习考察，我们认为，曲江模式中最值得我市借鉴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经验。

　　第一，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是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基础。曲江新区生存的大环境是古都西安，而西安的大部分文化遗址也都分布在曲江新区，大唐芙蓉园遗址、大雁塔、曲江池遗址、唐大慈恩寺遗址等相对分散但又相隔不远，曲江新区管委会以盛唐文化为主题，面向国际招标，高端策划创意，超前规划设计，通过文化遗产保护和产业开发两种形式，把这些分散的、有关联的文化遗产“纵横联通”，形成了一个唐文化气息浓郁的大曲江文化景区。曲江新区管委会运用城市经营理念，牵头开发与各景区配套的大型公共文化场馆、商业设施、基础设施，通过城市价值兑现反哺文化产业发展，提升了产业园区的文化品位和生态环境，使曲江迅速成为西安文化旅游的重要集散地，

　　每年来曲江新区旅游参观考察的人数达到3000万人次，进而带动了影视业、演艺业、会展业、衍生产品运营和房地产业。此外，曲江新区还着力用文化创意激活文化遗产，将民营的“大唐芙蓉园”打造成为“全文化产业生态链”的典型代表，2009年，入园人数首次超过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极大地增强了曲江文化产业园区的总体竞争力、话语权及领导力。

　　第二，坚持民生优先是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根本出发点。为解决遗址保护开发过程中的拆迁难问题，曲江新区坚持民生至上，优先保障拆迁户利益。大明宫遗址保护工程共投入120亿元，其中仅拆迁安置费就达90亿元，按照每人补偿15万元和置换面积30平方米的标准，以每户4人计算，每户赔偿安置金额都在100万元以上。尽管拆迁范围广，还涉及10万群众生计问题，但是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拆迁量148万平方米，拆迁过程平稳，不但为保护开发腾出了土地，又进一步优化环境，改善了民生。曲江新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注重文化惠民，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让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曲江新区最繁华的大唐不夜城内，除了吸引国际知名商业娱乐、零售业集团进驻外，专门规划建设了西安音乐厅、西安美术馆、陕西大剧院、曲江电影城等大型公共文化场馆，定期安排曲江演出集团、西安秦腔剧院在此进行公益演出。借助一流的文化活动场馆，曲江新区举办了曲江论坛、中国诗歌节、曲江文化大讲堂、中国西部文博会等大型公共文化活动。此外，曲江新区还建成了5700亩开放式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12个市民休闲文化广场，把曲江新区从“旅游景点”提升为“文化景区”，实现了文化事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价值回归和城市价值的快速提升。

　　第三，依靠资本运作是破解文化产业资金难题的基本手段。近年，曲江新区管委会通过“文化＋旅游＋城市价值”运作方式，不依靠政府投入，挖掘土地的文化资源，实现土地的增值和利用。曲江新区开发初期，地价每亩20万元无人问津。曲江新区投资建设雁塔北广场、大唐不夜城，并引进大唐芙蓉园等重点工程，随着区域环境的优化和城市品位的提升，地价飙升至每亩50万元，解决了曲江新区初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问题。同时，通过设立文化基金和融资基金两大基金体系，依靠资本运作拓宽文化产业资金融资渠道。除了每年2亿元文化产业扶持资金外，还通过创新资本运作模式，积极探索银行授信融资、银企合作的有效途径，吸引了30家投融资企业落户曲江，其中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曲江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公司等龙头企业注册资金都在5亿元以上。我国首个城市发展基金——开元城市基金也花落曲江，每年融资超100亿元以上。曲江新区还瞄准国际前沿，相继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进行合作签约，以大明宫、法门寺、曲江会展产业园等重大项目为核心，双方建立了合作的对接班子和磋商机制，开展了一揽子金融打包服务，解决了全球金融危机下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

　　第四，政府扶持是做大做强文化产业的可靠保证。早在产业园区成立之初，为吸引和留住优秀文化企业，曲江新区努力搭建国家级文化产业发展孵化平台，出台了 “文化资金+贷款担保+风险投资+财税补贴+房屋补贴”五大扶持政策，推出了服务文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直通车”、“信息资源直通车”、“跟踪服务直通车”、“全民创业直通车”、“重点项目直通车”、“行政指导直通车”等六大服务措施，提高了企业和重点项目的运作效率。在产业聚集过程中，曲江新区采用“大小通吃”的运营手段，一方面，吸引巨人集团、新华集团、华侨城集团、陕西广电集团等国内外行业龙头入驻曲江，形成50家大型文化集团和3个年产值超百亿元的核心企业，实现产业园区年文化主营收入300亿元。另一方面，打造中小企业文化产业孵化平台，形成快速聚集效应，曲江新区投资建设10万平方米的陕西文化大厦、曲江文化大厦、智慧大厦、文化产业孵化中心，以非常优厚的税费提供给中小文化企业，形成了曲江创意文化产业聚集区。

　　第五，体制机制创新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强大动力。2003年，西安市成为全国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市，赋予曲江新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为曲江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更加灵活自主的发展空间。曲江新区率先打破政府包揽文化资源开发的格局，实行管办分离，将文化、广电、旅游、文物、出版等部门掌握的行业资源聚集起来，吸纳民营资本，组建股份制的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其构成和投资运营已基本涵盖文化产业各个重要领域，成为西部最大、位居全国前列的超大型文化企业集团。2009年，曲江文投出资11.4亿元控股运营陕西省文化产业投资公司，赢得了在陕西省范围内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的发展先机。该集团作为曲江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运营的大平台，还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链条的文化企业和项目快速发展。2009年末，集团旗下已有西安曲江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个全资子公司和西安曲江国际会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大秦帝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6个控股企业，总资产由成立时的600万元增长到目前的170亿元，被中国企业联合会评为中国服务业500强。此外，曲江还实施“国有民营”运行模式，将西安音乐厅、西安美术馆、曲江电影城三大文化场馆交给运营能力强的文化产业公司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并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三、曲江模式对洛阳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洛阳与西安同为著名文化古都，在发展文化产业领域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前，我市已把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摆到了重要位置，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新的要求。曲江模式的成功运作，为洛阳市破解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是大手笔、高起点做好文化产业规划。对我市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规划设计，要立足洛阳文化特色，按照国内一流、国际领先的标准，聘请国内外顶尖专家参与论证和实施，确保论证一个、实施一个、成功一个。

　　二是制定更加灵活优惠的文化招商服务政策。制定专门的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政策，建立文化企业服务直通车体系，把文化产业招商纳入全市招商引资平台，通过环境创优拓宽文化产业的招商渠道。借脑、借力、借势，广泛引进智力，敢于把好的项目交给体制外文化人才去运营，为懂经营、懂文化的复合型高端人才在洛创业提供政策支撑平台。

　　三是加快挖掘整合文化旅游资源步伐。洛阳文化资源由于分散、零星，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产业集团优势不明显，急需形成大文化格局，打破部门条块分割，整合文化要素，形成文化、文物、旅游联合开发、统一运营的市场运行模式，打造一批代表洛阳水平，符合产业生态链条要求的优秀文化产品。

　　四是实施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在洛阳新区拓展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规划建设文化产业核心集聚区，利用优厚的环境政策优势，打造文化企业孵化平台和金融支持平台，培育扶持一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不断积累经验、资金、人才，带动相关产业链滚动发展。

　　五是创新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进管办分离，把可参与市场经营的文化资源分离出去独立运行。政府部门主要是加强监管和服务，充分发挥文化企业在市场运作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内在活力。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民营文化公司参与国有文化资源的管理和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