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洛阳日报》复刊时，一批采编人员是通过考试和选调而来的，年纪都在30岁以下，因为被十年动乱耽误，大多没有大学文凭，更没受过新闻专业训练。为了应急，先由老同志对他们进行新闻ABC的短期培训，搞了一段实习，然后就匆匆上阵了。

　　没有考核，没有奖金，每月只有三四十元固定工资，但怀着单纯的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人人都在拼命地工作和学习，晚上办公室经常是灯火通明，大家不是在写稿编版，就是在读书看报，“舍不得回家，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

　　本报老记者袁星勃（现任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新闻中心执行副总编）回忆，当年对记者的稿件把关很严，每天能“枪毙”一半，记者们要是有一天没出门采访、有两三天不出稿，就该坐不住了。

　　当时稿子有3种署名方式：一般性的稿子只在文后小括号里署个名字，不加“本报记者”字样；问题抓得准、写得也好的稿子，才有资格在文后小括号里署上“本报记者×××”；“最高待遇”才是在文章开头署上“本报讯 记者×××报道”。

　　“在我印象中，当年获得过‘最高待遇’的稿子微乎其微，凡是署名‘本报记者’的稿子，已经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而且肯定是当天的重头稿！”袁星勃说，当年为了署上“本报记者”，大家暗中都较着劲儿，谁要是署上一回，那可真叫扬眉吐气，而其他人都会“眼红”，然后也会千方百计地找线索，费尽心思地写稿子……

　　记者们彼此为“本报记者”的荣誉而全力以赴，编辑们则毫无怨言地为他人“做嫁衣”。

　　本报老编辑潘庆明（现任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发行公司副经理）回忆，当年一进报社，他就被分配到了编辑岗位，心里多少有些不情愿：当时的报纸上不署编辑的名字，每次看到报纸上别人写的稿子，他都恨不得署上自己的名字，但越干他越甘之如饴。

　　1985年，他收到一名通讯员来稿，全文千把字，讲述一个未婚姑娘抚养两个右派遗孤的故事，他品出这是块“好料”，但写得不够感人，于是他指导通讯员重新采访，几易其稿，最终写成3000余字的通讯《神圣的使命》。见报前，通讯员感念他付出的心血，提出一同署名，被他婉言谢绝了，后来，该稿获得了当年全国好新闻二等奖。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