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我的姓氏里有一个木字，或者我命中本来就缺木，反正我是发疯地爱树。只要听说哪里有一棵奇一点的树，我就千方百计地去看、去摸、去抱。

　　十年前我南下到宁波出差，临返回时在机场听说当地有一棵特大的树，树身中空，人民公社时生产队在里面养了两头牛，惜未能谋面。过了两年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再到宁波，一下飞机不进城，就直去拜树。虽然又过了十几年，树洞里淤了不少土，但亦然老干如铁，青枝绿叶。村民在树洞里摆了一张八仙桌，大大方方地请我们喝了一壶茶。

　　去年北上到内蒙古出差，见宾馆院里有一种不知名的树，枝头吊着指肚大小的菱形果实，甚奇。问之，曰丝棉树，秋后果实会炸开，垂下丝绦万千条，属卫茅科。我就不顾体面，用房间里的水果刀，十指并用，“偷挖”了两棵，惹得一路同行的人和机场的安检、空姐不断地拷问。苍天不负有心人，这两棵他乡客，居然生根发芽在京城，单等来年此情绵绵寄相思了。

　　我这样爱树，是因为曾经很少见到树。我大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内蒙古，守着乌兰布和沙漠，吃不尽的黄土，看不完的黄沙。外出采访，要是走路，得帽檐儿朝后；要是坐车，风沙起时得停车让过风头。这时车子就像掉进沙海里，人像坐在潜艇里，透过车窗看黄浪从两边滚滚涌过。那时最想看到的是一点绿、一棵树。我坐火车过河西走廊，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还是没见一棵树。我在河套的黄河湾子里护过林，那是什么“林”啊，树干只有拇指粗，每年春天绿、冬天死。晋西北倒是有大片的杨树林，那是永远长不大的“老头树”。

　　不但野外缺树，城里也少树。近20年，城市建设提速，房挤树，路挤树，人挤树。一次我走在昆明街上，因为扩路砍光了树，主人还说：“我们这里山好水好，四季如春。”我不顾礼貌，脱口而出：“山好水好，就是官不好，为什么不栽树？”回来后我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短文《好山好水更求好官》。什么样的官才算好官？起码有一条，要栽树。

　　因为爱树，我就关心和同情栽树的人。最让我激动的一次采访是在雁北，一位81岁的老人带着棺材进山栽树，15年绿化了几座山，真有点《三国演义》里庞德抬着棺材战关羽，或者左宗棠抬着棺材去收复新疆的味道。最得意也最伤心的一次采访是写一个劳模，那稿子还得了全国新闻奖。但几年后他儿子来找我，说父亲进了班房。原因是他栽了很多树，只用了几棵树就犯法。这是什么法？难怪没有人栽树。有人说按统计数字，我们栽的树已经绕地球几圈了，但还是不见树。

　　终于在2006年春天，我望见了一大片新绿。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平原，说来好笑，是在报社夜班平台上的电稿堆里。福建记者蔡小伟来稿说，那里全省都已把山分给了农民，老百姓种树积极性大增。我如获至宝，或者说是终于找到一根救命的稻草。莫谓书生空议论，稻草也能当金箍棒用。我要借这篇文章浇我胸中的块垒，便立即制了一个大标题《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福建全省推行林权制度改革》，立发头条。我又想到马克思的一句话：“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就把这话拉来当大旗，配了一篇评论《栽者有其权，百姓得其利》。签发完稿子，我重重地吐了一口气——一口压了几十年的气。半个月后，福建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来京开会，他一住下就来报社，要请我吃饭。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我问他怎么这样热心林权改革，他讲了一个故事：2001年福建有7万农民因建水库失地闹事，他时任省政府秘书长，到一线去处置此事，却发现有一个村子很平静，没有一人参与闹事，便问何故。支书说：“我们前几年就分了山林，每人每年收入4000元，还会闹吗？”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山稳民就稳。他当即说，如果他当林业厅厅长，就先给农民分山。不想，一语成谶，3个月后他被任命为省林业厅厅长。他农民出身，当过生产队队长，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全省积极实施林改，福建成了全国林改第一省，也是森林覆盖率最高的省。他林改有方，从厅长任上下来后又被任命为国家林业局林改领导小组副组长。林改就是土改，是一场藏于绿叶下的红色革命。

　　可能还是命中脱不去与树的缘分，我退出新闻一线后又被安排到农委工作，就急切地想去看一下当年曾经纸上谈兵的林改如何。今年正月十五刚过，年味还在，我就踏上去福建的路。如果说福建是全国林改第一省，永安就是全国林改第一县（县级市）。这里动手早，出经验多，是国家和省两级林改试验点，8 年来已接待参观者2.6万人。市委书记江兴禄开玩笑说：“我陪客喝的酒，累计也有一吨多。”我发现凡成一件大事，其中必有一些中坚和先锋，黄建兴是一个，江兴禄也是一个。他在县委书记任上已经15年，参与林改的全过程，还编了一本极有实践兼学术价值的书。这天他陪我走访了中国林改第一村洪田村，其地位类似于中国承包第一村的安徽小岗村，但村里的建设比小岗村气派多了。村民全住进了两家一楼的别墅，村里有幼儿园、小学、热闹的街道、店面，仿佛进了县城。走进展览馆，迎面是一座群体塑像，几个胼手胝足的汉子正拧眉锁眼，在灯下议论着什么。说明牌上只有一句话：“今晚不议出个名堂，谁也不许回家！”说的是1998年5月27日那晚，全村开会讨论山林到底是分还是不分。已是后半夜了还没有个结果，村支书邓文山就拍着桌子喊出了这句话，然后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裁成26条，同意还是不同意，每家立字为证。这很悲壮，像当年小岗村干部为分地按红手印准备去坐牢一样。我脑海里一下闪过了水泊梁山、绿林、赤眉。我找到邓文山，想不到却是个文静的汉子，看来事逼人为，不到绝路不破釜，这一逼倒逼出一条新路。墙上贴着一张1997年～2009年全村经济发展统计表：村财政由15.3万元增到63万元，人均林业收入由313元增至3931元，电话由25部增至662部，机动车从无到有375辆，电脑从无到有81台……这些财富都是农民在分到手的山上种出来的。

　　从洪田出来，江兴禄带我们去看一座竹山。春雨绵绵，千竹滴翠。竹子这东西实在是人见人爱，且不说它的用途，你看一眼都舒服。它年年发笋，当年成林，一劳永逸。新竹碧绿如玉，每拔一节就留一条白线，微风吹过，林子就白绿相间，翩翩起舞，好一幅水墨写意画。老江招呼人去找这片竹林的主人，一会儿竹林子里就钻出一个汉子，眼大身瘦，戴斗笠，系腰带，蹬雨靴，肩扛一把细嘴镢头，仿佛是封神榜上的人物。他叫杨国松，名下分得126亩竹林，已经营10多年。斜风细雨里我和他算起这几年的收入。竹子在文人眼里是清供之物，在农民眼里可是摇钱树。他说，冬挖冬笋，春挖春笋，林间还有药材。冬笋贵，每斤5 元到8元；春笋5毛，一亩地可产三四千斤竹笋。每亩出竹子280根，每根卖30元。林改前他家年收入5万元，去年已增到20万元，家里还供着两个大学生。我们说着走着，江书记脚下一软，说声“有货”，便去摘老杨肩上的镢头，原来他踩着一棵冬笋。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他这个多年的书记熬成“农”，对这山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情。只见他蹲下身子，用镢头拨开落叶，围着笋尖小心清土，就像考古队员发现一件宝物，最后一把拉起一棵大冬笋，足有一斤半。大家就提着这笋照相，说中午有好菜吃了，就像抓到一条大鱼。

　　我们说着走着，转过一面坡，眼前一亮。竹林下的红土地上仰躺着一块大青石碑，足有10多米宽，上书3行大字：“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落款是“甲申年春月”。碑多直立，像这样大的碑仰躺于地还不多见。这是乡民为纪念林权改革而设计，上可对天，下可对地，民心可鉴。我问老江，林改前后永安的集体林地每亩增值了多少，他答：“从300元已增到现在的5000到6000元，长了20倍。”又问老黄全省如何，他说：“从300 元增到1000多元，10倍。福建有集体林1亿亩，全国27亿亩，你算一算，这一项改革增了多少财富，富了多少农民？这还不说生态效应和民心效应。”

　　我久久地注视着那块石碑，党中央机关报的头条标题变成碑文立在竹林里，这就是党心民意。又觉得“甲申”这个词好眼熟，噢，想起了，上一个甲申年郭沫若曾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很推崇，那是反思明末一场农民运动的失败。从那时到如今，又过了6个甲子——360年。中国农民经过了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两次土地革命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承包、林改，终于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百年岁月，万里河山，山还是那座山，只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