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片 　　考古人员对发掘的洞穴进行清理。 　　疑似骨锥 　　动物牙齿化石 　　旧石器时代遣物 　　龙泉山古人类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清理古人类火塘底部灰烬层。

　　当今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一为人类起源，二为现代人类起源。人类起源于非洲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非洲起源说”，另一种是“多地区进化说”。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进化而来的。然而，在证实这一观点的过程中，缺失距今10万年至3万年前的考古资料。

　　值得庆幸的是，日前在栾川县发现的龙泉山古人类遗址正好处于这一时段，其所属年代距今5万年至3万年。

　　龙泉山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它的发掘过程又是怎样？在这里出土的大量遗物能否还原古人类的生活状态？它对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有着怎样的意义？

　　1　曾被当作“恐龙遗址”保护多年

　　栾川县城关镇西北，有一座龙泉山公园。沿公园西大门北侧一条小路上山，前行50多米，有一个不起眼的洞穴。别小看这个洞穴——从今年年初开始，来自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文物工作者就会聚于此，对洞穴进行考古发掘。

　　经过3个多月考古发掘，日前，该洞穴地考古发掘工作已基本结束。发掘结果显示：此处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更新世晚期）古人类洞穴遗址。

　　20日上午，当我们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一起来到该遗址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洞口北侧的一块写着“恐龙遗址”的石碑。

　　在场的栾川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庞海娇说，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附近村民在此发现不少化石，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把它们统称为“龙骨”。

　　据当地村民讲，20世纪80年代，当地进行了一次炸山崩石，之后更多的“龙骨”露了出来。栾川县建设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这些化石拿到北京去鉴定，回来后，这里就立起了一块“恐龙遗址”的石碑。

　　2　文物普查“查”出“真实身份”

　　导致“恐龙遗址”身份发生变化的，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庞海娇介绍，从2008年开始，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开始对全县境内的各个文物遗迹进行普查，龙泉山遗址也在普查之列。

　　负责普查工作的是栾川县文物管理所书记李作献。他们对洞穴外围的堆积层和中部曾被炸毁的地方进行清理，发现不少化石和石器。

　　这些发现让李作献萌生了一个想法：此处向阳，离水又近，非常符合古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要求，这里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恐龙遗址”，而是古人类生活的遗址？

　　李作献的想法得到了庞海娇的认同。由于近年来栾川县已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尤其是2008年在庙子乡发现的蝙蝠洞遗址，填补中原地区洞穴考古空白。结合蝙蝠洞的考古发掘情况，他们决定邀请专家再次认定龙泉山遗址的“真实身份”。

　　2010年1月，周立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杜水生来到龙泉山，对该遗址进行现场勘查。周立说，当时可以明显看到在坍塌的角砺石下厚约5厘米的烧石加灰烬层，洞穴中的堆积大部分已被侵蚀，仅在南壁坍塌的岩石下及西南洞壁处保留有部分堆积，最厚处40厘米～50厘米。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及发现的部分动物化石、石器，周立和杜水生一致认为，该遗址应属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洞穴遗址。

　　3　洞穴内发现1000多件化石、石器

　　今年1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栾川县文物管理所和北京师范大学三家单位开始联合对龙泉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负责现场考古发掘工作的市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顾雪军介绍，对龙泉山遗址的发掘，基本上按照四个区域来进行： A区为洞口南侧、B区为洞南侧与西侧交界处、C区为洞西侧、D区为洞北侧。

　　发掘工作首先从A区开始进行。最初进行发掘时，有两块巨大石头“盘踞”在这里，搬开巨石后，大量的烧石、烧骨“重见天日”，同时工作人员还在灰堆周边发现大量石英碎屑。根据这些遗物，工作人员推断，这里应当是古人类的一个火塘，而这个区域也是古人类在洞穴内的主要活动区域。发现这些烧石后，工作人员又对洞内进行探测，探测结果显示，向南1.5米~2米深的地方还有堆积层，工作人员继续向里“挺进”，进行发掘，之后又有大量石片、石核等石器出现。

　　发掘工作其次是D区。在这一区域，工作人员不仅发现了烧过的砾石、石核、石片，还发现一些疑似有人为加工痕迹的化石，可能为骨器。同时，这一区域发现最多的是大量的动物肢骨和齿骨化石，这些化石多属鹿、牛、犀牛等食草类及小型食肉类动物，总数500多件。杜水生告诉记者，经过对这一区域出土遗物的研究，可推断此处应为古人类的垃圾堆。

　　发掘工作最后是C区。C区发现的遗物不多，主要以石器为主。

　　由于B区为洞南侧与西侧交界，为保护洞穴，该区暂时没有进行发掘。

　　最后统计，该遗址发现各种遗物共有1000多件。

　　4　“还原”古人类生活场景

　　既然这里曾是古人类生活的洞穴，通过考古发掘，能否“还原”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场景？

　　杜水生告诉记者，该洞穴位于栾川县城这个小盆地和龙泉山之间，从居住学的角度来看，盆地和山脉的过渡地带适宜人类和食草类动物生存。此外，虽然洞穴中间部分被炸毁，但从遗留的痕迹来看，中间部分应当也处于洞穴之内，说明此洞穴的形式应当是檐厦式结构，也说明古人类在选择生活、居住地点时已经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而且，从洞穴内发现的大量动物化石来看，这些化石主要是鹿、牛和少量的犀牛的骨骼化石，说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主动性地进行捕猎。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洞穴内发现了火塘以及炭块、炭屑等，这些也证明，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已具备生火、取火、用火的能力。

　　洞穴内还发现了大量的石片和石核。杜水生介绍，石片是一种打制石器，是古人类从石头上打制出来的一些石头片，主要用来分割动物；石核指的是打制石器时，为生产石片所使用的石料。

　　5　佐证现代人起源课题

　　龙泉山遗址的发现除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人类的生活习性等外，杜水生认为，这为研究现代人起源补充了重要考古资料。

　　当今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一为人类起源，另一为现代人类起源。人类起源于非洲已达成共识，因为在非洲发现距今400万年至几万年的标本达数百件，且演化关系清楚。

　　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际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非洲起源说”。国外一些学者根据化石特征、年代测定及遗传学研究等，提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都是非洲早期人类的后裔。根据这一学说，中国的北京人等在约20万年前消失，现代中国人及其中国的晚期智人，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等，都是来自非洲人类的后代。

　　二是“多地区进化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进化而来的。中国不仅发现了800万年前、比非洲古猿更“靠近”人类的腊玛古猿头盖骨化石，还发现了200万年前的巫山人，80万年前的蓝田人，2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北京人，10万年至20万年前的辽宁金牛山人，1.4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等。

　　但这个进化体系存在关键缺失：没有10万年至3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一时期恰恰是现代人起源的最关键时期，即“非洲起源说”推断非洲智人走向世界、取代各地早期智人的关键时段，这个关键环节如果没有考古资料加以证明，就难以肯定在此以前中国大陆上的古人类就一定是我们的祖先。

　　杜水生说，根据龙泉山洞穴内出土的遗物，可初步判断该遗址距今5万年至3万年，而这一时期是研究现代人类起源的重要时期，随着下一阶段更深入的研究，龙泉山遗址可望为东亚和我国现代人类起源直接提供证据。

　　6　丰富栾川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

　　龙泉山古人类洞穴遗址的发现，在栾川并不算偶然。

　　庞海娇介绍，近年来，栾川县已先后发现包括龙泉山在内的11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此次龙泉山古人类洞穴遗址的发掘对丰富栾川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今年3月举行的市文物工作队组织召开的栾川旧石器时代专家座谈会上，来自中科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和湖南、深圳等地以及我市文物部门的文物考古专家齐聚栾川，就该县发现的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重要意义进行探讨。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高星指出，栾川的旧石器研究条件得天独厚，不仅发现了众多的旧石器遗址地点，遗址类型非常丰富，还发现了众多的遗物，有石器、疑似的骨器、动物化石、人类用火遗迹，这些遗物、遗迹是珍贵的科学资料，科研潜力非常巨大。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家荣指出，传统学术界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通常以气候带——秦岭淮河为分界。但由于各地的地质条件等因素各不相同，尤其是南、北两大区块的交汇点研究材料不够，情况更加模糊。而栾川县恰好处在两大区块的交汇处，对栾川旧石器的研究会对南方旧石器研究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指出，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区，而文明起源的根又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目前文物工作者在河南地区做的旧石器考古工作主要集中在河南东部，如许昌、郑州，栾川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对探索区域文化发展、区域性早期人类演化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采访结束时，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周立告诉记者，目前该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已基本结束，工作人员正在对遗址进行保护性回填、对遗址内出土的文物标本进行整理，随后他们将根据研究、整理结果决定如何对这一遗址进行保护、对文物标本进行展示；栾川县相关部门对该县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也非常重视，相关研究、保护工作正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