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日本明治大学召开了“第一届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宣告“洛阳学”在日本成立。因为主其事的气贺泽保规教授是我认识的朋友，而且近六七年来我主要在 龙门石窟做考古工作，这一消息引起了我的关注。

　　日本学者发起“洛阳学”，我的第一反应是：炒作吗？反复思考近一个月，查阅了相关资料，炒作的疑点被否定。我认识到，日本学者推出的“洛阳学”，与我国近些年来兴起的河洛文化研究，无论内涵与外延，都有相当程度的重合。目前，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者共许，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主流、炎黄子孙的主根。既然河洛文化值得深入研究，那么，“洛阳学”就不能轻率否定了。

　　可是，问题接踵而至：河洛文化研究已经展开，还有必要另立一门“洛阳学”吗？我认为有必要，理由有三：

　　第一，河洛文化研究侧重于历史(包括考古学)、文学(包括语言文字)、哲学和社会亲缘关系，目前几乎没有涉及河洛地区、特别是洛阳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影响。由于地处东西、南北的交通中枢，背靠经济命脉——河东盐池，在春秋战国时期洛阳已经成为经济贸易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洛阳人善贾，中国的商业圣人白圭就出生在洛阳，他在商业上的杰出实践与非凡理论，便来源于洛阳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生活。汉武帝时期，卓越的财政贸易理论家和宏观经济管理大师桑弘羊，本是“洛阳贾人子”，其彪炳千秋的贡献是，在洛阳商人们长期积累起来的市场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权力，对市场进行相应的行政调节和一定范围的控制。此后两千年，中国的财经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基本上是在桑弘羊确定的框架内运行的。即使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经常看到桑弘羊留下的痕迹。

　　汉朝开通丝绸之路，除了关中、山西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丝绸都要经过洛阳，才能输往长安和河西走廊，到达中亚、波斯和罗马帝国。到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洛阳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东南半壁河山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物资、财富，都经运河集中到洛阳，或转输长安，或就地贮藏。直到宋、元时期，由于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以及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洛阳的经济地位才开始衰落。在春秋以来的两千八百年中，洛阳有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居于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对古代中国经济生活的影响至巨至深。在河洛文化研究中，洛阳经济史是一薄弱环节，而且这是两千多年来大多数河洛文化人鄙薄的一个领域。以近现代学术思想观察，对于洛阳经济史的研究应当成为“洛阳学”的基础。这是“洛阳学”应当成立、能够成立的第一个理由，是可以补河洛文化研究不足的一个重要方面。

　　应当指出，日本学者虽然首倡“洛阳学”，但可能囿于纯粹文史学者的传统意识，没有认识到洛阳在古代中国的重要经济地位。这是需要中、日以及其他国家学者今后着力研究的课题。

　　第二，河洛文化研究侧重于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然而，三千多年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一直是多民族乃至多国家人士的聚居地。西周开国，即有众多的戎人移居陆浑等地。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开通，佛教传入中国，来自中亚诸国及波斯、印度、日本、新罗等国家的众多人士汇集洛阳经商贸易，或出使、传法、留学，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在洛阳建立，菩提流支、善无畏、金刚智等印度佛教大师或在洛阳译经，或瘗骨洛阳。特别是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将首都迁到洛阳，不仅与汉文化成功融合，而且发展出灿烂的佛教文化。龙门石窟作为中外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晶，成为人类文明史中的瑰宝。洛阳现存的众多墓志和实物，记录了中外交流、多民族交流的丰富史实。因此，“洛阳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河洛地区的外国人和多民族人士，不限于汉族和儒家文化。这是“洛阳学”应当成立、能够成立的第二个理由。

　　事实上，日本学者倡议“洛阳学”，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洛阳与古代日本存在着关键性的联系，对日本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河洛文化研究既包含有纯粹的、规范的、主要以古代事物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又寻求现代的实用性、功能性的效用，参与者不完全是学者，因而难以成为一个具有严格内涵与确定外延、范式清晰的学科。相比之下，“洛阳学”是中外学者参与的纯学术研究，可以为河洛文化研究源源不断地供应学术资源，丰富、充实河洛文化研究的内容。

　　五千年来，洛阳地区与长安地区双星闪耀，相互辉映，共同构架起中华文明的主体。现在，“长安学”已经兴起，其势不可阻挡。如果“洛阳学”不能相应而起，不仅会让洛阳和河南的父老乡亲颜面尽失，而且会让中州文化丧失一次复兴于全国乃至世界的机会。

　　西方可以只有“罗马学”，但东方不能只有“长安学”。“长安学”、“洛阳学”是一株并蒂莲，同兴共举，并肩进取，能够互相启发，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