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情报局已经研发出一套情报处理和评估系统。萨默维尔讲述伦敦收到国外送来的情报时，情报如何被打印成副本并送往海军情报局，其中一份标有“评论副本”。接着，海军部有关人员采用八级评估制之一为该副本加注，从“A-确认正确”到“E-太模糊、没有任何价值”，再从“G-没有兴趣”到“H-太旧，无法查验”。还有一套对报告进行总体评价的四级评分制，从“Z.1”（好）到“Z.4”（坏）。但是，对报告的评估本身从安全角度来看就存在问题。萨默维尔聪明地注意到，在这些简短而且通常是具有破坏性的某一条评论中，即便在秘密情报局的特工那里，也不可能不泄露本应绝对保密的情报。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军事情报，无论作出什么评论显然都不可取。不过，当给出一个理性评论时，其价值对于国外的情报官……是巨大的。它不仅会向他指出未来的最佳工作方针，也会告诉他获得了尚存疑义情报的下级特工的价值和可靠性。但是，它也存在非正式的评论渠道。1918年1月16日，新任命的空军情报局局长戴维森上校来见卡明说，“我们给统帅部的报告经常提到单翼飞机”，卡明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敌人连一架也没有等等，我表达了评论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强烈愿望，他答应在这些事情上帮忙。”1915年底，塞缪尔·霍尔爵士被雇用时，几周时间内接受了有关战时各情报部门的密集授课。第一天是间谍与反间谍课，第二天是密码与破译，第三天是战时贸易与走私，第四天是邮件与电报检查。1918年底，情报局编辑的一份135页的文件《特工指令与招聘注释》，也证实了情报局不断增强的职业与技术能力。这一文件涵盖了使用密码、秘密联络、信箱、密谋破坏、掩护和特工坐探之类的事情。最近就有一位军官为避免被捕而用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因为在一个被捕德国军官的房间里被发现的一份副本与他有关。《注释》还指出，不可能对特工的最佳掩护作出任何硬性而快速的规定，但从长远来看，没有什么东西能超过合理的商业掩护。尽管掩护的最佳方案是商务旅行者，但这行业人们了解得并不多，除非特工真正知道并理解他打算出售的商品而且真正从事这一商品交易。特工手下应该是有高效率的技术偷窃专家。如果他被捕愿意坐牢，但不会走漏消息，这样才可以证明他是可靠的。如果得到这种人，应不吝给予丰厚回报。

　　19　关注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中说过：中国绝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绝不缺少各类管理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条款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一个企业，大的战略制定固然不易，但是真正执行起来，就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在企业运营中，没有一个细节细到应该被忽略；对于个人而言，也是如此，没有一个细节应该被我们忽略。

　　在生产中，所有的细节表现都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只要减少跑、冒、滴、漏等现象，就可以实现安全无事故、设备无故障、装置长周期运行；只要对每一个工艺指标的变化，每一台设备的维护及运行情况都熟记于心，我们就能卓有成效地工作。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美国人德鲁克说过：“管理好的企业，总是单调无味，没有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那是因为凡是可能发生的危机早已被预见，并已将它们转化为例行作业了。”对企业来说，没有激动人心的事发生，说明企业的运行时时都处于正常控制之中，而这只有通过每天、每个瞬间都严格地对细节加以控制才有可能实现。

　　有的人认为管理就是只需抓大事、不顾及细节。提到管理，员工认为是领导者的事，与己无关。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如果员工不参与到精细化管理的全过程中，管理便毫无意义，零缺陷工作就无从谈起。

　　要注重细节，首先要建立规则，规范流程，进一步把工作的标准细化、量化。能量化的一定要量化。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建立后，更重要的在于让每位员工不折不扣地执行。

　　随着“嫦娥二号”成功上天，国内再次燃起“航天热”。在媒体对这项工程的诸多报道中，我留意到一名“80后”的小伙子。

　　10月1日15时，距离“嫦娥二号”飞天还有数小时，在西昌卫星发射场区某个被称为“洞”的测试间里，来自四川南充的小伙子蒲毅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80后”小伙略显腼腆，却透着一种永不言败的劲头。在一个火箭都爆破不了的绝对封闭的“钢屋子”，他一个人静静地守着只有发射时才派上用场的三台设备和楼顶上的一副抛物面天线。

　　蒲毅的工作看似枯燥却不简单，涉及诸多设备和精密仪器。在工作中，他对每一个细小环节都要求绝对周密、精确、万无一失。在火箭发射前的无数个日日夜夜，蒲毅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设备的每项功能测试，精心演练了每项操作程序。在他的指挥下，这些看似笨重的“家伙”灵活旋转、测试精确到位。

　　那一刻，他在静静地等待火箭升空，等待着所有的能量在指尖爆发，等待着及时准确地进行火箭飞行数据的接收和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