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洛阳街景。 记者 陈占举 翻拍

　　100年前的今天，武昌起义爆发，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开始。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本报今起推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报道，分为追忆篇、寻访篇。追忆篇将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还原当时洛阳的经济、革命力量、革命形势等状况；寻访篇则通过寻访洛阳的辛亥革命遗迹，为您讲述革命者的故事。敬请关注。

　　1　辛亥革命前的洛阳经济

　　公元1911年1月30日至1912年2月17日，是农历辛亥年。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一年份永载中华民族历史。

　　辛亥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革命前夕，垂暮的清朝已是惨淡经营。但作为当时河南举足轻重的城市，洛阳的近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洋布、洋油等西方工业品也进入洛阳。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采用机械裁缝设备生产服装的洛阳裕大裁缝店建立，拥有6台缝纫机、10多名工人，这是洛阳最早的近代服装生产企业。

　　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老城鼎新街人史振元在顺城西街开办鸿文石印馆，利用石印设备印刷书籍，成为洛阳较早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印刷企业。

　　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为了承担汴洛、洛潼铁路的车辆修理业务，洛阳机车修理厂建立，占地3万多平方米，工人约300名。

　　现代通讯交通设施陆续出现：1891年，洛阳开办邮政局；1900年，洛阳开通汴洛电话线；1901年，洛阳开设电报局；1905年，汴洛铁路动工修建；1908年，洛阳出现第一辆自行车。

　　当时，洛阳百姓多生活困苦。资料显示，1910年末，生活必需品的大概价格为：每斤盐31文，约合人民币6元钱；每斤猪肉将近0.2两银子，约合人民币20元钱；每石白面（一石约60斤）白银3.8两，每斤合人民币10多元。如此价位，普通老百姓吃白面要掺粗粮，很多人过年也吃不起白面、肉。

　　不过，洛阳对教育却非常重视。《洛阳市志》记载，当时，中学堂职员平均月俸为白银5.92两，约合人民币1100元；教师平均月俸为白银15.4两，约合人民币3000元。但普通百姓收入与教师和公职人员的工资相差数十倍。

　　2　最后一个官定农历“新年”

　　1911年1月30日是农历辛亥年的正月初一，这是最后一个官定农历“新年”，也是清政府统治下的最后一个“新年”。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开始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也泛称“新年”，农历正月初一从此称为“春节”。

　　当时洛阳百姓并没有意识到清政府大限将至，虽然生活贫困，他们仍带着对来年生活的憧憬，从腊八便开始张罗，准备过年。

　　当时洛阳百姓置办的年货与现在有所不同。当时，洛阳人过年要准备海菜干果、香烛鞭炮、日杂百货，还要请回“天爷”和“灶君”的画像或是泥塑像供奉。城中此时热闹非凡，一派节日气氛，大街两旁都是摊点，行人拥挤不堪。

　　1911年的农历辛亥“新年”前，洛阳城内只有一家浴池，是位于正华门一家郑姓民居内开设的天福澡堂，每人每次得花费约合人民币20多元，在当时能买1斤猪肉，这绝非普通百姓享受得起。

　　“破五”之前不动星火，饭馆、商店统统休息，客栈也不怎么待客，而老城戏楼上乐鼓不断，吕祖庵内外也是焰火兴盛。于是，这几天人们不做饭、不上班、不购物，只在城内闲逛，走亲访友、观庙会、听大戏，彻底放松。

　　农历初六“小开市”，正月十二或十三“大开市”。黎明前，鞭炮齐鸣，灯烛辉煌，锣鼓喧天。一夜之间，洛阳十字街口和南、北大街的马路上，地上能积一寸多厚的鞭炮纸。像往年年后一样，市场恢复平日的热闹。

　　1911年过罢农历“新年”，洛潼铁路公司在洛阳创办的铁路小学堂开张了，这也成为洛阳企业办学的肇始。

　　多数老百姓想不到，送走了最后一个农历“新年”，8个多月后的农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使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摇摇欲坠。

　　而在此之前，一股暗流也在洛阳汩汩涌动，等待时机喷涌而出。

　　3　洛阳的革命力量

　　辛亥革命前夕，清王朝大厦将倾。洛阳也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孕育着革命的火种。

　　1908年，同盟会员——偃师人杨源懋、新蔡人刘粹轩来到洛阳建立了河南府中学堂（即后来的省立第八中学、洛阳中学），以办教育为掩护，策划革命，成为洛阳地区第一个秘密的革命活动据点。

　　与此同时，洛阳高等小学堂（即现在的敬事街小学）校长、伊阳（今汝阳）人邢论渔，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在学生中积极传播革命思想，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使该校成为洛阳地区另一个秘密的革命活动据点。

　　这两个学校的学生，很多是清朝的秀才，是当时洛阳知识分子中接受新知识较多的群体，因此很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而且经过革命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吸收为同盟会员，成为豫西一带革命的核心力量。

　　此外，民间反清力量也开始逐渐兴起。

　　史料记载，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开始，洛阳地区大旱18个月。面对这场300年罕见的大旱灾，清政府仍不断增加田赋。负担过重、濒临绝境的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纷纷交上犁耙绳索，以示不再种地耕田。

　　在杨源懋、刘粹轩的影响下，洛阳东关下阳人南大定领导走投无路的群众成立了“在园”组织，把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作为奋斗目标。“在园”在城乡各地发展迅速，渗透性很强，各地会徒均在千人以上，声势浩大。杨源懋挑选了一些学生骨干深入各地“在园”开展工作，使“在园”由一个自发的民间组织成为革命武装。四郊农民受革命思想影响，纷纷自发成立了一些反清组织，如“大刀会”、“小刀会”等。

　　1911年上半年，杨源懋等人到南方拜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对他们极为器重，指定他们为洛阳地区同盟会负责人，同时担任河南武装起义负责人。从此，洛阳的工作直接在孙中山指导下开展起来。

　　当时，同盟会河南支部还有新安人张钫、巩县人刘镇华等骨干成员。孟津举人郭芳五、王北方，嵩县秀才石又謇、蒋我山，伊阳秀才张子芳等人，也都被发动和吸收加入。很快，孟津、嵩县都建立了革命基地，各基地间遥相呼应。邢论渔也回到伊阳，协同张子芳、穆逢年等创办下堡小学堂，加强对“在园”的组织管理，密谋响应孙中山的起义。原洛阳高等小学堂教员段松涛则赴鲁山、临汝、宝丰等地，与当地负责人取得联系，以图大计。

　　4　洛阳起义与豫西战争

　　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河南的革命者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最初，河南同盟会商议在当时的省会开封举行武装起义。后由于清军戒备森严，革命者又决定把中原革命中心转移到洛阳，并定于农历十月十三日夜在洛阳起义。人马选定两支：一支是王天纵的绿林队伍，有几千人，均为刀客出身，不计生死，作战勇敢；另一支便是南大定领导的“在园”，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负责策动陆军巡防营举事，发动教职员工和进步学生，联络各会、社、党派和组织动员绿林和豫西刀客攻打洛阳。

　　设定的作战计划是：王天纵先率绿林军从嵩县打来，南大定的“在园”在关林、城内两处接应，里外夹攻夺取洛阳后，进而攻占郑州，切断京汉铁路运输，配合武昌革命军，夹击南下清兵。

　　辛亥年农历十月初二，王天纵亲率绿林武装千余人下山集结，拉开了洛阳起义的序幕。当日，他们攻占嵩县田湖镇，迫使清守军一个巡防营投诚；初三又攻克白沙、彭婆，兵指龙门。10天后，王天纵率众越过龙门，快速接近关林。成功在望，士气大振，革命者期望一举拿下洛阳。然而，因为有人告密，城内安排接应起义军的“在园”骨干全被官府掌握，并且清官兵提前布防，最终南大定英勇就义，洛阳起义失败。

　　此时，王天纵接到同盟会河南指挥部的指令：部队向陕西开拔。原来，张钫此前去陕西时，曾与杨源懋等约定“闻风响应”。如今，张钫已经是陕西新军起义的策动者，正率领东征军兵指潼关，往河南进军。

　　王天纵领军向西，走到宜阳县，赵长荣的绿林武装汇入义军；走到洛宁县，丁同升、全包山率2000多绿林军会入义军。这样边走边扩编，到了灵宝地界，义军已增至1万多人。十月下旬，他们到达潼关，与张钫的秦军会合组成秦陇豫复汉军，由于要东征，统称东征军。

　　东征军一路猛打猛冲，连克潼关、灵宝、渑池。此时豫西战事，清军完全被动，无法抵挡。清廷为之震动，急令洛阳守军周符麟部、北京骑兵一部、北洋军第二镇王占元部前来增援。三路人马合起来，兵力数倍于东征军。张钫、王天纵见敌众我寡，被迫调整了战术：退保潼关，侧击洛宁，威胁清军后方。由于北线暂时不能进军，王天纵遂带领数十骑星夜下南阳，人马得到扩充后，王天纵率部一路攻打荆紫关、内乡、镇平，连战连捷，打得清兵丢盔卸甲，把豫西战事扩大为豫西南战事，狠狠打击了清兵气焰。

　　1912年初，王天纵部又联合“在园”再度起事，攻克孟津，兵临洛阳，被数倍于革命军的清兵击败。清兵血洗孟津，数百名革命党人死难。

　　1912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五，清政府没有熬过波谲云诡的辛亥年，南北和议，清帝被迫退位。

　　伴着小年的欢庆气氛，古都洛阳也走向共和。

　　（明日本报将刊发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特别报道之寻访篇，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