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在向“社会法官”反映情况。

　　从2009年9月起，我省有关部门开始推行标准化社会法庭建设。从此，这个介于法院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间的纠纷化解机构出现在人们视线里。

　　成立之初，社会法庭曾被人视为“空壳子”，经过机构成员的努力，这些社会法庭渐渐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但知晓度不高等问题限制了其作用的进一步发挥，相应的制度保障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社会法庭是指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下，经当地党委、政府或群众推荐，聘请在乡村基层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经验丰富的普通群众担任“社会法官”，依据道德风尚、乡规民约、公序良俗，自主、自治协商调处矛盾的社会组织。    

　　社会法庭出现之前，我市乡（镇）基层纠纷矛盾化解主要有两种渠道：村一级机构中设置有“人民调解”组织，依靠村两委人员对百姓日常发生的纠纷进行劝解疏导；当这种人民调解未果后，双方通过法院走诉讼渠道。

　　社会法庭的生存空间恰好就是介于这两种渠道之间，某种程度上，它是自下而上矛盾化解过程里的缓冲区。社会法庭一般设立在乡(镇)一级。社会法庭调解的案件，除调解达成协议即时履行或者当事人不要求法院确认效力以外，只要不违犯法律强制性规定及自愿原则，人民法院可以以非诉程序予以确认，经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1　创建之初，被视为“空壳子”　　

　　关林镇社会法庭是我市社会法庭群体中一个“闪光点”，去年5月，它被省司法厅等多家单位评为“先进单位”。

　　这个社会法庭成立于2009年10月。5名成员中，既有昔日的村官，也有从事教育的工作者、法官、律师。尽管身份差异大，他们“被任命”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德高望重、热心公益、调解经验丰富。

　　现年58岁的麻廷顺原是关林镇二郎庙村的村干部。2009年10月底，他被关林镇政府聘请为社会法庭成员，办公地点位于镇司法所楼内。

　　成立之初，麻廷顺和其他成员有着同一个顾虑：社会法庭不同于人民法庭，不但没有审判权，性质上也接近于群众性民间自治组织，怎样才能树立起威信，让老百姓认可他们的工作呢？

　　这样的顾虑并非多余。2009年11月前后，为了让百姓了解社会法庭，了解“社会法官”的工作内容，麻廷顺他们专门印制了9000多份宣传册、两三万张宣传单，在镇政府机构、城中村、繁华道路口宣传造势……一个多月下来，社会法庭门前依旧冷冷清清，不少百姓还是觉得社会法庭是个“虽然不收费，但没有法律效力，是说了不算的‘空壳’机构”。

　　创建之初的这种尴尬，在安乐镇、龙门镇、开元路办事处等处的社会法庭同样存在。

　　2　积极作为，在实践中积累威信　　

　　2009年12月的一天，关林镇某村妇女刘某哭闹着来社会法庭，找到麻廷顺，她激动地说：“我等不及了，法院判离婚还得等分居六个月以上，我现在就想跟丈夫离婚，你们给我办了吧！”

　　原来，三四个月来，刘某的丈夫陈某时常醉酒晚归，两口子经常为此争吵不休。村里调解多次无果，刘某本打算找法院判离婚，可一听说夫妻俩至少要分居六个月以上法院才能受理，便找社会法庭“判离婚”。

　　麻廷顺经多方了解后发现，刘某并不是对家庭完全失去信心，其丈夫频频喝酒是出于生意往来需要应酬。为了重建这对夫妻的沟通桥梁，麻廷顺以他们7岁女儿为纽带，进行劝解。几天后，陈某为妻子立了“保证书”，并把存折、账本交给女方保管；妻子也理解了丈夫的苦衷，开始走上酒桌为丈夫“挡酒”。夫妻俩和好如初。“把本要离婚的人，又劝说得跟新婚夫妻一样。”社会法庭名声开始在附近村民中口耳相传。原本冷清的社会法庭，在这样一次次的实践中逐渐有了威信。我市一些做得不错的社会法庭，也都经历过这样“树立品牌”的过程。

　　截至今年8月，我市的149个社会法庭中，共有“社会法官”2778名，其中常驻成员533名。自成立以来，社会法庭共调处纠纷6706件，涉及婚姻家庭、赡养、抚养、继承、宅基地、民间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相邻权等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工作人员介绍，设立社会法庭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基层群众从过去“讨公道就找法院”向“先找社会法庭，解决不了再找法院”转变。目前，我市社会法庭已初具规模。为发挥社会法庭的民间调解力量，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先后出台多个文件规范，还专门精选案例编写成《洛阳法院社会法庭案例选》，以帮助“社会法官”提高调解处理事件的能力。

　　3　专职人员稀缺，“法官”力不从心　　

　　“2009年，我们调解处理了社会纠纷27起；2010年，34起；今年初截至9月底，46起。”关林镇社会法庭成员李惠玉不需翻查记录，就清楚地道出成立以来的成果。

　　这些年来，关林镇社会法庭的名声越来越大，处理的社会纠纷越来越多，可成员们时常感到力不从心。社会法庭虽然是个常设机构，遇到棘手事儿大家能一起上，可成员中能做到专职的很少。

　　刘会利既是关林镇司法所所长又是社会法庭成员，她的日常工作本来就比较繁忙，主要负责基层人民调解、刑满释放人员解教、定期法律培训、法律援助等方面工作，尤其是法律援助方面的工作会牵扯她大半精力。“要不是麻师傅是个专职，调解工作的效率不会那么高，这些专职人员才是社会法庭的顶梁柱。”刘会利说。

　　开元路办事处社会法庭工作人员说，此类情况在不少社会法庭中存在，有时一人会身兼数职，精力有限。社会法庭工作的开展，不得不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专职人员。

　　与此同时，各个社会法庭的办事效率、人员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有的社会法庭缺少这些专职人员，使得群众诉求无法得到有效受理；而在有的“成名”的社会法庭，成员忙得天天在外跑，原来的本职工作都顾不上。

　　“社会法庭一旦有了影响力，人员就变得忙碌起来。一定程度上，要干好这份工作就得凭个人责任和热情来坚持，而且占用的多是自己闲暇时间，不然真会成个‘空壳子’。”麻廷顺说，“毕竟不少人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得干。”

　　眼下，社会法庭成员们是否有持之以恒的责任心和热情，决定着这个机构能否起到效果。供职于我市某律师事务所的李明亮律师告诉记者，只有以完善的保障机制作为前提，社会法庭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社会纠纷“分流”化解功能。

　　4　短板需补齐，制度保障需跟进　　

　　在对一些社会法庭调查采访中，我们看到了一面面高挂墙上的致谢锦旗，听到了前来社会法庭求助的群众声音……这股以“便民、便捷、灵活、零收费”为运作模式，以突出民间特色，注重以人际关系、乡规民约和风俗人情等为准则化解矛盾的社会力量，正逐渐被一些群众所接纳。

　　然而，面对社会法庭发展的明天，市中院、市司法局及一线“法官”认为，需要把现在的短板补齐，这一模式才能继续推行下去。

　　社会法庭建设需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社会法庭中的不少专职成员，从当地政府机构拿着每月不足千元的聘用金，一些非专职人员除了日常所在单位发给的薪水外，做社会法庭方面的工作也没有额外补贴。

　　在调解纠纷过程中，这些成员在出行等方面得不到保障，多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加之专职人员有限，无形中影响了这些参与者的积极性和人员稳定性。

　　“社会法官”虽由当地基层组织推荐和人民法院选任，但缺乏有效的衡量其调处纠纷能力的标准和依据，缺乏激励机制，再加上没有配置长期人员编制，使得一些社会法庭存在工作效率不均、积极性不高等问题。